摘要：一九四九年的岁末，一架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白崇禧踏上了这座陌生岛屿的土地。表面上，他仍是位高权重的“一级上将”，但冰冷的现实很快扑面而来：他的新家对面开起了奇怪的杂货店，街角设立了从未有过的派出所。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小诸葛”或许未曾料到，自己在台湾的余生
一九四九年的岁末，一架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白崇禧踏上了这座陌生岛屿的土地。表面上，他仍是位高权重的“一级上将”，但冰冷的现实很快扑面而来：他的新家对面开起了奇怪的杂货店，街角设立了从未有过的派出所。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小诸葛”或许未曾料到，自己在台湾的余生，将始终处于无数双眼睛的严密注视之下。
白崇禧在台湾的实际处境逐渐明朗。蒋介石虽然表面维持礼节，但防范措施越发严密。据台湾省警务处档案记录，一九五零年三月起，白宅周围的监视人员增至十六人，分四班轮流值守。这些特工穿着便衣，假扮成小贩、黄包车夫等不同身份，日夜记录往来人员。
白崇禧日常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他每周可外出三次，但需提前报备行程。每次出门，总有两名特工乘坐黑色轿车尾随。有时他去茶馆小坐，邻桌必定坐着监视人员。这些特工训练有素，会假装看报或闲谈，实则竖耳倾听。
住所内的电话也被监听。电信局在松江路交换箱专门接出一条线路，通往保密局录音室。白崇禧察觉此事后，重要事务都选择当面交谈。
经济待遇方面，白崇禧每月可以领取八百银元薪饷，但实际购买力持续缩水。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台湾物价上涨约三点五倍，但他的薪饷始终未调整。这种经济压力使他不得不缩减开支，辞退了两名佣人。
国民党内官员对白崇禧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公开场合，高级官员见到他仍会握手寒暄，但私下几乎无人登门拜访。偶尔有旧部前来，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敢久留。
一九五一年春节，白宅往日的热闹场景不再。据台北市警察局松江路派出所值班记录，春节期间仅有三人来访，且停留时间均未超过半小时。这与大陆时期门庭若市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
一些官员在路上遇见白崇禧时，会选择绕道而行。曾在白崇禧麾下任职的一位少将，有次在中山堂附近看见他，立即转身走进旁边店铺。这类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官场常态。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晨，十余名叫“警官队”的人员乘坐吉普车来到白宅。他们出示的搜查令，声称接到线报要检查危险物品。
这些人员进入宅邸后，开始系统性搜查。书房里的书籍被逐本翻查，地板被撬开多块，连花园的土堆都被仔细探查。整个过程持续三小时，白崇禧始终坐在客厅藤椅上，面色凝重。
上午九时四十分，白崇禧致电蒋经国办公室。这次通话时长六分钟。白崇禧语气冷静但措辞强硬，直接质问搜查理由。蒋经国在电话中表示这是例行公事，并承诺会约束下属行为。
这次搜查确实具有特殊针对性。当年台北市共发生类似突击检查二十三次，但仅白崇禧与薛岳的住所遭到如此彻底的清查。这件事在高层圈内迅速传开，进一步加深了白崇禧的孤立处境。
随后白崇禧开始筹划离开台湾岛。一九五四年初，他通过香港友人联系马来西亚方面，询问定居可能。往来信件使用暗语，提及“茶叶生意”等代称。但这些信件均被邮检部门截获，复印件送往保密局。
三月中旬，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召见白崇禧。谈话持续四十五分钟。蒋介石看似随意地提到：“最近有人想去南洋做生意，我看台湾气候适宜，何必远行。”这番话看似闲聊，其实是明确警告。
此后，白崇禧的出境申请均被驳回。一九五五年他申请赴港探亲，警务处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一九五七年他想参加泰国举办的伊斯兰会议，同样未能获准。
而对他的监视措施进一步加强。特工在白宅对面租下整层楼房，配备望远镜和录音设备。白崇禧日常散步路线被严格限制，最多只能走到两个街区外的植物园。
白崇禧逐渐调整生活方式。他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先在庭院打太极拳，然后阅读报纸。上午大多时间在书房练字，偏爱临摹颜真卿字帖。下午会接待少数访客，如何应钦、杨森等老友。
在台北打理园艺成为他新的爱好。他在庭院种植了五十多盆兰花，亲自施肥浇水。有时他会对着兰花沉思良久，佣人常见他站在花丛中一动不动。
打猎是他少数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每月他可与杨森等人上山打猎一次，但必须有四名特工随行。猎场限定在台北近郊的山区，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这些出行成为他难得的放松时刻。
晚年他很少谈论政治，更愿与友人回忆大陆往事。有时他会拿出珍藏的地图，指点着曾经征战的地方，但从不评论当前局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早晨七点，佣人照常送去早餐时，发现白崇禧未按时起床。卧室门推开，见他平静地躺在床上，已无呼吸。医生检查后确认死亡时间为凌晨三时左右。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塞。但坊间流传不同说法，有的说是服药过量，有的说是突发脑溢血。由于未进行尸体解剖，真实死因成为谜团。
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担任主任委员。蒋介石赠送挽额“轸念勋猷”，并亲自出席公祭。公祭仪式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持续三天，约有二千人前来吊唁。
葬礼结束后，白崇禧的日记和私人文件被有关部门收走封存。这些资料至今未公开，使他在台十七年的生活细节难以完全还原。他的墓地位于台北六张犁回教公墓，墓碑只简单刻着姓名和生卒年月。
来源：兰亭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