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唐时期，灾害频仍，其中德宗、文宗二朝是灾害频发期。以旱灾为例，代宗朝发生17次，德宗朝发生次数为17次，文宗朝发生12次；以水灾为例，代宗朝共发生18次，德宗朝共发生16次，宪宗朝共发生13次。

文：沧海一书客

中国的历史中包含着一部灾害史，以文字记录灾害情状，反映百姓疾苦，寄寓济世情怀，历来是文人摹写现实，表述民生的重要方式。

中唐时期，灾害频仍，其中德宗、文宗二朝是灾害频发期。以旱灾为例，代宗朝发生17次，德宗朝发生次数为17次，文宗朝发生12次；以水灾为例，代宗朝共发生18次，德宗朝共发生16次，宪宗朝共发生13次。

由此，中唐的灾害频发可见一斑。与灾害频发相对应的是，中唐写灾害的作品在唐代文学中是数量最多的，且有大量以灾害为题进行创作的文人，如杜甫、钱起、韩愈、元稹、白居易、柳宗元、李绅等，其中尤以杜甫、韩愈、白居易为多。

与杜甫、白居易相比，韩愈诗文中的灾害书写数量较少，笔力亦有不逮，但其价值不容忽视。

韩愈的灾害书写不仅涉及灾种众多，有补于史料，而且众体兼备，艺术风格独特，更值得研究的是其灾害诗文中所体现的写实文学观与文以贯道意识。

罗宗强先生在谈及盛唐、中唐时期的文学思想转变时，说道：“为这个转折期的开始，是重功利的文学观的提出和写实倾向的出现。”

韩愈作为这一转折期的代表，其诗文中灾害书写的现实功用与文化成因较好地阐释与生发了他的写实文学观和文以贯道意识。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统共五十五年，每一年都是灾害之年。

根据《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现将韩愈生年中发生的灾害统计如下：大历年间（766年-779年），发生灾8次，旱灾5次，风灾1次，地质灾害6次，冷冻灾害3次。

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发生水灾2次，旱灾3次，地质灾害4次。兴元年间（784年），发生水灾1次，旱灾1次，疫病灾害1次。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发生水灾13次，旱灾13次，虫灾3次，疫病灾害4次，风灾4次，地质灾害7次，冷冻灾害8次。

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发生水灾13次，旱灾8次，虫灾1次，疫病灾害2次，风灾5次，地质灾害6次，冷冻灾害7次。

长庆年间，发生水灾3次，旱灾2次，虫灾2次，疫病灾害1次，风灾3次，冷冻灾害1次。

考索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三本韩集可见，韩愈写灾害的诗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涉及灾种丰富。

现将韩愈灾害诗文中的有关水灾、旱灾、饥荒灾害、疫病灾害、冷冻灾害书写统计如下：水灾书写：《龊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元和圣德诗（并序）》

《潮州祭神文五首》《秋雨联句》《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铭》《泷吏》《择言解》《与孟尚书书》。

旱灾书写：《题木居士二首》《纳凉联句》《郴州祈雨》《题炭谷湫祠堂》《归彭城》《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言箴》《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贺雨表》《袁州祭神文三首》。

饥荒灾害书写：《县斋有怀》《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疫病灾害书写：《谴疟鬼》《送窦从事序》《答窦秀才书》《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

冷冻灾害书写：《南山诗》《辛卯年雪》《苦寒》。由上可知，在韩愈灾害书写中，水灾书写与旱灾书写较为丰富，且书写文体既有诗歌，又有散文，以散文为主。

这些作品有着特定的纪实功能，不仅能补史之缺，还记录着韩愈的生平史。

灾害书写是现实主义文学系统中的一种书写模式，“具有直观、纪实等特点，在补史证史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

韩愈诗文中灾害书写的证史功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韩愈灾害诗文为史书所载历史内容的真实性提供佐证；第二，这些诗文中的史实记录可以校正史书之误；第三，可以增补史书未载之灾害。

据《新唐书》载，贞元十四年（798）春发生大旱，庄稼歉收，形成饥荒，韩愈《归彭城》的“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佐证了这段史实。

《归彭城》作于贞元十五年冬（799），是韩愈自京师还归彭城时所作。通过时间推算和内容比对可知，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关中旱”指的就是《新唐书》记载的贞元十四年春（798）发生的大旱。

此外，贞元十五年（799）发生于郑州、滑州的水灾在此诗中记作“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也佐证了《旧唐书》的记载。同时，韩愈还在《龊龊》中记载了这场水灾。“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

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记录了这场水灾的成因与后果，是对史书所载历史内容真实性的确证。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上书直言关中旱饥状被贬为阳山令，之后逢顺宗大赦天下，又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韩愈写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记录了“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的灾情。

《新唐书·五行志》也有关于这场旱灾的记载：“（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乃雨”。

两相对比，韩愈之诗可为《新唐书》证。由此可知，韩愈灾害诗文可佐证史书记录之真。正史的编纂成书是继任王朝的工作，其选用史料与录史原则可能与当时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文人的作品可以校正正史之误。上文提到，韩愈因为进言揭露旱灾成因而得罪了权宦，被贬阳山令。但是《新唐书》《旧唐书》却将原因归结为韩愈劝谏德宗取消宫市。

韩愈的灾害诗文是其宦游经历与心迹情怀在限定的灾害情境下的记录与流露，凝聚着韩愈独特的人生历程。

其政治仕途的不定升降置于天灾频发的时代中，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观念愈发强烈，诗文作品愈发厚重。

韩愈大约于贞元二十一年（805）登终南山作《南山诗》，诗中回忆起贞元十九年（803）因言旱饥被贬为阳山令，欲游未游终南山的经历：

“前年遭谴谪，探历得邂逅”，“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自己从蓝田县过关，遭逢暴雪，冰冻绝行，病体难耐，痛苦非凡。

这场风雪之灾给韩愈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方面是身处厄境，风霜刀剑严相逼，另一方面是本是忠心义胆却受谗被贬，一腔热血被“风雪”冰冻。

这种愤懑无奈的心迹感受放到寒风暴雪中更加鲜明，其情感更加强烈，笔刀更加锋利。终南山有着源远流长的隐士文化，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人自抬身价的镀金之地。

韩愈于暴雪烈风之下前往终南山，其因贬谪而产生的归隐之心与知遇之心，或者可从这首诗中推敲一二。然而，这次游历终因风雪封路而“雪拥蓝关马不前”，只得“专心忆平道”。

这首诗既有风雪灾害之描写，又有个人遭遇之抒怀，二者结合，应可作为“不平则鸣”之作。同样是作于贬谪之时的《泷吏》也是宦游与心迹相互交织的作品。

由上可知，韩愈的灾害诗文将其宦游经历与心迹情怀熔铸一体，心迹情怀因灾害环境而更加深刻，灾害环境因沉郁心迹而愈发艰难。

不论是历史补阙，还是生平纪实，韩愈灾害诗文的现实功用鲜明地表现出韩愈的写实倾向，也体现出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观念。

韩愈作为复兴儒家道统的扛鼎者，他的人格秉性和文化内涵驱动着他自觉地关注社会民生，为万民立命。韩愈灾害诗文就是他系情百姓的佐证。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吏治日衰，现实思潮的高涨使得士人们的文学创作不再呈现出盛唐时乐观自信的风格特点，而是转向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与尖锐讽刺。

韩愈的灾害诗文寄寓着灾害肆虐，百姓涂炭的关切同情，也包含着韩愈对此灾害产生以及延宕不去的深切思考与政治期待。

韩愈的灾害书写不只是对灾害情状的描摹，而是深入发掘天灾背后的人祸原因。探寻韩愈多次贬谪的原因，不论是因上书直陈关中旱饥而被贬阳山，还是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都关乎唐朝的政局与吏治。

在批判之余，韩愈也表达了自己对朝廷的政治期待。他直言灾害就是想消除灾害，期盼国泰民安。他在《归彭城》中写道“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希望言路畅达，能够辅佐皇帝成为尧舜圣君。

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中写出灾害给百姓带来的损害，批判了官吏的不作为，而自己作为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向皇帝进谏。

虽然因进谏被贬，但是韩愈依旧在赴任途中所作的《县斋书怀》一诗中表述了自己仍将坚守本心，尽职尽责。

总之，韩愈诗文中的灾害书写有着积极自觉的刺世功用，他不仅在诗文中寄托对百姓的关怀，还通过诗文剖析社会乱象，鞭挞官场黑暗，希望能够以己之力实现致君尧舜，国朝中兴。这种刺世功用鲜明体现了韩愈文学观中的写实倾向。

唐代的灾害频发，但是相应地，其救灾思想、救灾措施渐趋完备。如唐代的防灾、救灾机构相对丰富，中央以户部为主，工部的水部司、都水监负责各自的救防职责。地方上，由地方官员全权负责，且及时向中央汇报。

唐代的防灾、救灾对策也相对完备，如仓储制度以备荒年赈灾，灾时减免税赋、提供赈济，修建防灾工程等。

在这些制度性的救灾之外，朝廷中自皇帝至大臣的弭灾也是消除灾害的一种途径。其形式主要是皇帝反省施政得失、减少宫内用度、广纳言路、处理冤案、改元换年、祈福祭祀、归罪丞相等，官员主要是勤政爱民、祈福禳灾等。

以上的救灾措施常见于士人们的作品之中，有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救灾活动，有的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完成救灾活动。

韩愈作为朝廷官吏，主要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主持救灾活动。其诗文中有大量关于救灾活动的书写，主要包含祈福弭灾与赈济抗灾两个方面。

不论是祈福禳灾的弭灾活动，还是减轻徭役的抗灾行为，这些救灾书写都是韩愈写实文学观的体现。韩愈的灾害书写发挥了文章的现实功用。

中唐兴起的儒学复兴思潮，是当时士人面对文化危机时的积极探索，也是他们重建大唐自信的路径之一。

以王朝兴盛为目的的儒家道统复兴，正是韩愈诗文中灾害书写的文化成因。韩愈诗文中的灾害书写践行了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合乎文以贯道的思想观念。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