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为官者，多注重以德为政，在参加国家或地方社会治理中，讲究民为本的德治和仁治，曾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无疑是后世官员以德为政的楷模。颜真卿，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的通化坊，祖籍琅琊山东临沂，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从政五十年，历仕玄宗、肃宗、
古代为官者，多注重以德为政，在参加国家或地方社会治理中，讲究民为本的德治和仁治，曾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无疑是后世官员以德为政的楷模。颜真卿，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的通化坊，祖籍琅琊山东临沂，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从政五十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因秉性笃实，耿直谏言，得罪五名奸臣宰相，六遭贬斥，却不计个人安危，始终不忘忠国爱民，为国守政。古稀之年奉命招抚谋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遭到凌辱不屈，凛然拒贼，义殉蔡州，留下“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的绝命书。德宗皇帝闻讯辍朝五日，举国悼念，追赠司徒，谥文忠。
仕宦早期，颜真卿在监察御史任上，铁面无私，维护公平正义。出使河、陇时，劾奏朔方不孝县令郑延祚，平反五原冤狱，民众感其恩德，称之为“御史雨”。贬任平原郡太守期间，广施惠民政策、罢黜贪官、重用贤德官员，使郡内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友人高适为之作“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赞其平原治绩。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北各郡接连沦陷，而他以平原郡城为据点，联合各郡县义军，发起抗击叛军的护国运动。他誓师时言“国家之恩，勠力死节，无以上报！”使军民振奋，成功牵制了叛军急速南下的步伐。当唐玄宗收到“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捷报时，感慨道“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此役使其名震朝野，颜氏一门有30多人殉难。朝廷念及他镇守平原郡、凤翔护驾有功，授官为宪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颜真卿两次上表辞官，说：“愿陛下重贬臣一官，以示天宪，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则有必赏之令。”“停臣一职，别授忠贤”。后来，贬官饶州亦有德政，州人将他与宋代范仲淹的饶州之治称为“颜范遗风”。
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时任宰相元载欲阻塞言路，通过御史中丞李进以代宗名义诏谕百官：“自今论事者，诸司官皆须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妄想在代宗与朝臣之间建立一道无形的屏障，以达到他独揽专权的目的，百官皆敢怒不敢言。时任吏部尚书的颜真卿不畏元载权势熏天，果敢地站出来，向代宗上奏《论百官论事疏》。疏中有言“如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揭穿元载阻止朝臣百官上谏的阴谋。
同年二月，朝廷祭祀太庙，元载以诽谤时政的罪名，奏请代宗将颜真卿贬为硖州（今湖北宜昌市）别驾，官阶从二品朝中大员降至从五品的地方属官。赴任路途异常艰辛，曾言“驿上无马，私乘泡转几死，前进不得。”三月改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别驾。次年，他在写给晚辈的书信说“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时的颜真卿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却因敢于“言事”的正义之举，遭到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贬官，饱受着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失落的打击，仍坚贞一志，不改忠义之心，着实让人敬佩。
或许是颜真卿为国守政的赤胆忠心感动了代宗皇帝，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四月，颜真卿由吉州别驾起复为抚州刺史，开启了他为期四年的抚州仕宦生涯。唐代的刺史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别驾为刺史副官。因此抚州之任，让他再次主政一方，以“约身减事”为政，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兴修水利、匡正民风、奖掖人才等。为纪念他多次“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的为政之德，抚州建造了颜鲁公祠堂、忠孝堂来纪念他，曾巩作《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熊彦诗、刘克庄分别为“忠孝堂”作记文。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民众生活和国家财赋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安史之乱之后，江西已经成为朝廷财赋重地。朝廷所需粮食和军需物资多由江西筹措供给。据载，南丰等县所产的红朱稻米、银朱稻米，相继成为上供朝廷的“贡米”。抚河是抚州的母亲河，早在唐代以前，抚河上游的汝水流经城郊，在城西七八里处形成瑶湖，瑶湖至孔家渡一带地势平坦，土质疏松。中唐时期，抚河因暴雨猛涨，河堤冲开一个决口，形成一条支港，径流两百多里，至萧公渡才汇进主流，导致主流干涸，瑶湖一带良田土地被水淹没，逐渐荒芜。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抚州刺史周法猛组织建立“述陂”，引渠灌田两百余顷。唐上元年间（公元674年—公元676年），百姓在刺史的率领下在支港端口筑华陂，以遏河水，令河水进入主河道。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颜真卿看到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农田被淹没的现状，便集资鸠工，主持对华陂进行修固扩建。他亲自率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面，建起一条石砌长坝（后称之为千金陂）。不仅起到防洪抗旱，增加农业收入的作用，还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的水路交通，对当时的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工程完成后，他还撰并书《千金陂碑志》，记录了此陂筑堤之始末，可惜碑、文皆佚失。唐代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六月，抚州兵曹参军柏虔冉在《新创千金陂记》中记载：“沿流三十余里，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奔流贯激，通舟楫之利。”千金陂工程给当时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千金陂，凝聚着先贤与宦抚官员颜真卿、戴叔伦、古之贤等人治陂灌田的智慧。2017年，抚州市对千金陂遗址相关史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考证，并向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申报加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19年9月，千金陂在第三届世界灌溉论坛和国际灌排委员会上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让这一承载着千年抚州文化的水利瑰宝焕发新姿。
唐代时期，抚州儒学教育起步较晚，文明教化明显低于江西的其他地区。唐僖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刺史危全讽始建州学学庙，晚于江西其他地区50到200余年。唐代江西区域共产生65名进士，而抚州无一人。当时抚州区域佛道盛行，民众信奉佛道，而佛家遁世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极大地限制了州民在政治上的企求。社会上缺乏读书仕进的良好氛围，那些致力于科举的读书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颜真卿到任后，针对这样的社会风气，以兴学化民为己任。他积极鼓励抚州学子珍惜青春年华，勤奋学习，为此还特意创作了一首《勉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实为抚州崇文重教的发端。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颜真卿还主审儒生杨志坚离婚的案件。杨志坚，临川人。夫妻闹离婚时，杨氏曾作《送妻》一诗，诗云：“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表达他矢志读书仕进的愿景和现实生活的困顿，导致夫妻离婚时的无奈心情。杨妻便将这首诗作为离婚的证据找到颜真卿。颜真卿在了解情况后，遂作《案杨志坚妻求别适判》。他在判词中说：“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赞扬儒生杨志坚贫而好学的精神，不仅给予了他精神上鼓励，物资上帮助，还他留在官署中任职，同时还对嫌贫爱富的杨妻进行责罚。其影响甚广，不仅极大地激发学子读书的热情，还对抚州良好学风、淳朴婚俗的形成，起到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乃至在整个江西区域数十年来“莫敢有弃其夫者”。而杨志坚的这首《送妻》诗，因此成为抚州区域现存最早的诗歌作品，被《全唐诗》《全唐文》收录。杨志坚也成为抚州文学史上第一位本土诗人。
颜真卿非常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在抚期间，他不仅擢用本地的杨志坚、左辅元、姜如璧等，还褒奖清德官员抚州刺史张景倩、崇仁县令元子哲等。左辅元，抚州秀才，深得颜真卿赏识，多年追随颜真卿至湖州、京都长安等地，是颜真卿的座上宾、门中客。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他参加了颜真卿在湖州岘山组织的“登岘山观李左相石樽”雅聚，并作有“器有成形用，功资造化元”的诗句。在抚州时，左辅元与乡人姜如璧（生平不详）协助颜真卿编成《临川集》十卷，完成《韵海镜源》三百卷。建中三年（公元781年），左辅元还在京都长安协助颜真卿编成《礼乐集》十卷。从时间上来看，左辅元追随颜真卿至少十余年。褒奖崇仁县令元子哲，元子哲（公元718年—公元770年），字子晰，号东山，河南罗山县人。天宝年间进士，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任崇仁县令，在职四年，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卒于崇仁任上。是年朝廷下令为建祠立碑，颜真卿为之撰并书《抚州元子哲遗爱碑》。对此《抚州府志》有载：“大历五年令崇仁，有惠泽民，为立遗爱碑，太守颜真卿记之。”可惜此碑仅存目录。是年十二月，他撰并书《张景佚清德碑》，褒扬表兄张景佚在抚州刺史职位上“立身谨约、为政清明”的政绩。张景佚，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任抚州刺史。其父为御史台大夫张知泰，母亲为颜真卿堂姑。颜真卿在《魏夫人仙坛碑铭》中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三月，张景佚以“圣德感应”为魏夫人仙坛立碑颂述。
颜真卿在抚州施行这些仁政对从外孙韦丹影响很大。韦丹（公元753年—公元810年），字文明，唐朝循吏、水利专家。少年时期父亲韦政去世后，以甥孙从学于颜真卿，颜真卿在抚期间，韦丹年在15至19岁之间，当是学习的最佳时期，韦丹可能在抚州生活过。韦丹在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所在洪州（今南昌），管辖洪、饶、吉、江、虔、袁、抚、信八州（当时江西地域框架基本形成，江西也由此得名）。观察使是唐代中后期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掌管地方的军权、政权、财权和监察权。韦丹在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期间实行了精简行政、兴修水利、改善民居和修缮州城等系列利民、惠民政策，恩泽施及八州百姓。去世后，唐宣宗诏令为他立碑铭功，杜牧撰写《遗爱碑》，韩愈撰写《墓志铭》。大中年间，江西毛鹤起义，宣宗令韦丹之子韦宙出任江西观察使，发兵讨伐毛鹤，江西民众对韦丹惠政深怀感激，当他们听说其子来江西为官，“皆愿缚贼出迎”。可见，韦丹在洪州百姓中的声誉和影响之大。韦丹自幼受到外叔祖颜真卿言传身教，后来他在洪州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是对颜真卿以德为政理念的承继与发展。
来源：东南沿海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