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字邃园，湖南安福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905年，19岁的他于东京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洪流；1921年，他成为我党最早的五十余名“火种”之一，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力荐毛泽东执掌农讲所，点燃农民运动的星火。19
开栏的话
为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切实把红色基因、光荣传统厚植官兵血脉，现开通“薪火联勤”专栏，陆续刊发我军后勤光荣传统和英模典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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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请看专栏第一篇文章《林伯渠：革命千秋不染尘》。
人物简介：林伯渠
杨立三，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字邃园，湖南安福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905年，19岁的他于东京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洪流；1921年，他成为我党最早的五十余名“火种”之一，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力荐毛泽东执掌农讲所，点燃农民运动的星火。1927年南昌起义的烽烟中，他任财政委员会主席筹措军需，失败后徒步千里赴苏再寻火种。1933年，他肩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长重担，在封锁中创立苏区财政体系。长征前，变卖余粮换得十万银元救命钱，征途中，年近半百仍手提马灯照彻雪山险隘，林老“五宝”在红军队伍中口口相传。主政陕甘宁边区八年，他签署《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铁腕反腐，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更在1944年国民参政会上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以大会主持人的身份定格在新中国诞生的历史镜头；建国后，主持设计政府架构、参与制订了首部宪法。他虽然身居高位，平日却始终麻绳束腰穿旧袄，严拒亲属请托，告诫至亲“干部子女岂能特殊”。1960年弥留之际，他留下的最后嘱托仍是“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用74载的生命写就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光辉篇章。他在延安窑洞签署的反贪法令、长征路上高擎的马灯、开国大典彻夜未眠的灯光，将永远照耀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路。
革命千秋不染尘
1886年3月，林伯渠出生在湖南常德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少年时期，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思想的影响，他一度曾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起初受到《新民丛报》中维新立宪学说的影响，加之接触欧美有关民主政体的理念，加深了对革命思想的认知。从此其思想就与改良主义开始决裂，特别是他研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后，心生萌芽，觉醒觉悟，立志要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
1920年8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
林伯渠是身负“五宝”（马灯、拐杖、草鞋、粮袋、军包）踏上长征路的。组织上给他专门配备了马匹，他却不肯骑乘，只用来驮载沉重物资。面对众人担忧的目光，他拄着拐杖，笑着说道：“大家都凭两条腿走路，我已有三条腿了，何必再用四条腿？”于是，一手提灯，一手扶杖，绑腿紧裹，草鞋踏遍千山万水，始终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未曾享受半分待遇，更是他的那盏马灯始终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
（林伯渠长征时期使用过的马灯）
寒夜行军，崎岖险径，林老总是提着马灯，或前或后的灯影在浓稠的黑暗里穿行，成为部队行军中一盏独特的灯标。他经常立于险要的隘口，把灯举过头顶，一遍遍耐心提醒着同志们：“小心脚下啊！”。当穿过溪流沼泽时，他必执杖先行，反复探路深浅，为战士们踏出一条安稳路径。
他那盏灯的微光，始终点亮在雪山、照亮在草地，永远留在了红军战士的心中。女战士李坚真由衷赞颂：“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当年的那盏马灯，如今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长征结束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林伯渠同志主政陕甘宁边区8年，始终恪守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领取的衣服少之又少，身上总缀着补丁，平日却始终麻绳束腰穿旧袄，严拒亲属请托，告诫至亲“干部子女岂能特殊”。组织按规定为他砌好三孔窑洞，他却坚持不接受，转而将其作为办公场所。为响应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厉行节约，订下“个人生产节约计划”，郑重承诺全年种粮两担，自给自足。
“戒骄傲自满”“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等，这些字字句句，来自于林老日记中自我淬炼的箴言，也是向权力私欲发出的严正檄文。延安的天空，须得是朗朗乾坤，廉洁是新生政权的命脉所系。
（林伯渠日记）
1937年8月至1940年10月，林伯渠作为首任中共中央驻陕（西安办事处）代表，负责指导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各项工作。由于他身材高大，发给他的军被长度不够，严冬时节，为了保暖，他用麻绳将被子的一端捆起来，变成了一个简易睡袋。会计室每月给他的5元钱津贴，他每次只是签个字，就让人把钱转到救亡室，用来给大家购买书籍和文化用品。
1938年，林伯渠签署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行，成为反腐倡廉的宣言书，条例中千元即触死刑的红线，在边区影响很大。盐池县县长曹某侵吞赌款159元，立即撤职；安塞区区长贪污没收烟土，迅即严办；华池县白马区委书记崔某贪污百元亦遭逮捕。1937至1938短短两年，180起贪腐案件尘埃落定。
在反腐运动中，真正在边区引起震动的，是老红军肖玉璧的伏法。肖玉璧身披数十处战伤，功勋卓著。但他主政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后，却开始腐化，以功臣自居，贪污受贿，更将边区稀缺的食油、面粉资敌。查出贪污3050元，铁证如山。肖玉璧自恃功高，上书毛主席求情，恳求战死沙场以赎罪行。毛主席征询林伯渠的意见，林老目光如炬，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干部队伍贪污犯罪已占案件总数百分之五，此风非刹不可！”1941 年底，肖玉璧伏法。《解放日报》的社论如同警钟长鸣：“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株‘肖玉璧’式的莠草！”
林老在边区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讨论一位同志入党问题，因虑及林伯渠公务繁忙，未曾通知他参会。会议伊始，林伯渠却推门而入，他环顾会场，微笑致歉：“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下不为例，继续开会吧。”评议完毕，众人请他发言。他站起，严肃道：“第一，过组织生活是党员组织观念的体现，我迟到，该受批评。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与同志们只是分工不同……第二，我请求支部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面对书记解释的“不愿打扰”，他语重心长：“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他目光扫过全场，“还要请诸位监督执行！”——这近乎恳求的“监督”二字，重如千钧，是一个手握权柄者，对制度与集体最谦卑也最坚定的躬身托付。
1949年的开国大典，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大会主持，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年逾花甲的他常连续工作二十小时。他在日记上郑重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加盖印章——这印痕，是他刻在灵魂深处的誓词。自家房屋破败不堪，组织多次安排修缮他总嫌费用过高，一拖近十年，最终只允简单维修。下基层视察，他必事先申明：不搞迎送，不扰工作，不设宴席，不收礼品。若有违背，他定会当场劝阻，并严词批评当事人。
林伯渠更以近乎严苛的标准约束家人。他时常告诫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不搞特殊化，这是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他坚持让孩子们“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战士们一道用餐”，儿子林用三6岁起便如此。若子女衣着稍显特殊，他必严厉质问：“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这声声诘问，是在浮华诱惑初露苗头时便筑起的铜墙铁壁，不让半点特权思想的尘埃玷染心灵的清白。
（林伯渠家书）
1954年，老家亲属接连6次来信，恳请为晚辈谋一份工作，“无论任何工作或到某工厂当一学徒均可”。林伯渠始终不为所动，其中一封来信的信封上，他赫然标注着“不理”二字，冰冷如铁。1956年，家乡同志进京探望，婉转请求支援两台汽车。他自费热情招待老乡，但谈及汽车，神色立即严肃：“国家还困难，不能不顾计划乱批。等汽车工业发展了，大家都会有的。”——这“不理”二字，这“不能”二字，并非薄情寡义，而是他心中那杆秤，一头是亲情乡情，另一头是党纪国法，他永远选择后者。拒绝，是他对权力边界最清晰的隔绝，亦是对公器最深沉的爱惜。
当林伯渠提着马灯走过长征的暗夜，那灯光穿透的岂止是脚下的泥泞？它更照亮了权力的本质——权力绝非供人取暖的炉火，而是照亮他人前行的灯盏。他拒绝修缮的破屋，漏下的每一滴雨水，都仿佛在洗刷着权力可能沾染的浮尘。他对肖玉璧案掷地有声的“非杀不可”，对自身组织生活迟到的诚恳检讨，对亲属、家乡的请托冰冷“不理”、断然“不能”，无不指向同一个核心：革命者最大的尊严，在于那份永不蒙尘的清醒。革命千秋，不染纤尘——那盏灯，那盏心灯，当长明于天地之间，照彻我们前行路上每一处角落。
（声明：此文章属于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兼顾实史性和可读性，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便于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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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东北生活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