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王克霞）

摘要：政党政治包含三种关系范畴：党群、党际和党内关系。其中党群关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关系建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群关系的重要性，近年来全党上下还陆续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密切党群关系。在此新形势下，反思与借鉴山东抗日根据地

政党政治包含三种关系范畴：党群、党际和党内关系。其中党群关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关系建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群关系的重要性，近年来全党上下还陆续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密切党群关系。在此新形势下，反思与借鉴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的形成与表现已有初步研究①，但党群关系形成的具体机制还有待探索。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正是因为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成功构建了党群社会资本，才形成了血肉相依的党群关系。但中共山东党组织是如何构建党群关系网络的？又如何经营这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如何在网络中取得民众认可与信任？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中共山东党组织与根据地民众的互动，探寻其党群关系的运行模式，借鉴革命年代党群关系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期对构建新时期党群关系的运行机制有所裨益。

一、社会资本与党群关系

在政治学范畴中，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列存在的重要社会资源，是对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正如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整合、政府效率远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为必需和重要。”[1]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应用于政党研究。学者祝灵君认为，一个政党，“它不仅需要联系社会各个阶层，也需要鼓励各个阶层之间的诚信与合作，形成和谐、团结的社会局面，以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降低领导成本”[2]。可见一个政党要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政党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性资源，它在政党内部、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以社会网络和文化规范的形式存在，是在党与党、党与非党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范、社会关系、信任等社会资源的总和。所以政党社会资本可以分为政党内部、政党之间和党群之间三种社会资本类型，其中党群社会资本微观上是指政党作为一种组织系统与其系统之外的各个公民、选民、社会团体以及自治型组织的关系。“党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反映的是党的社会资本的多寡”[3]，而社会资本“是政治良好运转的基础和保障，反之，社会资本的缺失是政治失序的重要原因”[4]。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是否拥有充足的党群社会资本，是它能否取得合法性以及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也是它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动员与引导群众通过集体行动去完成既定目标、最终实现共同利益的关键所在。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由此可知党群社会资本由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信任社会资本三部分组成。这三者紧密联系：在政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达到互惠互利，从而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强化党群之间的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在革命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包括网络、信任与规范等形式在内的党群社会资本。这些丰厚的党群社会资本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今后继续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社会资本的构建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山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拥有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构建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信任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政权、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执政模式，党在拥有政权的同时，也直接支配着社会。这种鱼水交融的状态可以称为党与群众关系的“内生化”，党与群众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植于群众，重视并服务于群众；另一方面群众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情感上和行动上无偿地支持着这个政党。下面笔者将从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信任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构建

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建构了一个强大的以中共为核心且民众广泛参与的关系网络，同最广大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强大的关系网络是中共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的基础所在，也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动力源泉。党群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构建，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②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了以中共为核心的新式的“集体格局”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塑造了新型、平等的“同志”式的社会关系。集体格局并不是在社会自发整合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通过横向和纵向编织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

1.纵向网络的构建：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壮大

党群资本中最基础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个关系网络的构建最核心部分就是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自身的发展壮大。

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1921年上半年，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济南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还代表山东党组织参加了中共一大，全程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地方党组织受到破坏，直到1936年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并开始逐步恢复各地党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共山东党组织及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自发地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中共中央也高度重视山东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黎玉、张经武、张友渔等优秀党员干部到山东地区，1938年又派郭洪涛率约50名干部到山东，指导恢复和健全各级党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发展党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地方党组织发展迅速。到1937年底，“山东省委恢复和新建的党组织有鲁西、鲁北、胶东3个特委，鲁中、鲁东、鲁西南3个工委和淄博矿区工委、济南市工委”[5]213。抗战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已基本健全。

随着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党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山东党组织对自身建设不够重视，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到1927年，山东已发展党员1500余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遭遇革命最低谷，党领导的十余次农民暴动全部失败，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抓准时机，迅速扩大自身力量。自1938年3月起开始大量发展党员，到1939年8月，全省党员发展到5.15万人。到抗战胜利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山东部分的党员已发展到30余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2.横向网络的构建：革命的群众团体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全民抗战，运用多种方法，深入开展了广泛的民众动员工作，加强了群众组织的建设。中共山东党组织在1939—1940年上半年，相继成立了各级工、农、青、妇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着重培养了一批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俱优的群众工作干部。随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自卫团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动员，1939年上半年，胶东、鲁南、苏鲁豫皖边区、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加入群众组织的人数已有50多万。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3600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其中加入农救会、自卫团的人数达200万，加入工人组织的人数有20余万，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有26万，此外还有部分文化界群众组织及儿童团组织”[5]317。在中共的领导下，根据地群众组织发展很快。到了1943年6月，“根据地中建立群众组织的村庄占根据地村庄总数的62%；参加组织的群众占人口总数的32%”[5]378。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抗日群众团体组成了横向社会关系网络。这些横向网络将原本松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几乎团结了根据地的每一名群众，建立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横向关系网络越密，其共同利益就越多，人们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横向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有效地突破了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③，成功凝聚了群众的力量。

（二）制度社会资本的构建

关系网络社会资本需要一定规范的维系。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它是为人们的交往与合作提供的框架与秩序，它使人们的交往、合作具有可操作性和可信任性，使人们相互冲突的利益得到整合。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它们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整合。同时也保障了根据地各种决策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民众的根本利益，以及这些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贯彻与执行。

1.经济政策：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律法规，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山东乡村，封建土地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佃租、雇佣、借贷关系等剥削形式比较常见。山东乡村的地租剥削普遍较重，租率平均在50%以上，有的地方租率高达70%～80%，群众的负担很重。

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5月，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土地改革仅限于初步免除部分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开始实行“五一减租”“分半减息”。这些措施虽然部分地触动了封建剥削制度，但缺乏对群众利益的有力保护。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发布《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两个补充指示，开始将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对减租减息政策做了进一步细化。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广大贫雇农的生活，受到根据地民众的欢迎，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政治改革：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恰恰是密切党群关系的保证。从根本上讲，密切党群关系，靠的是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谋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

第一，保障群众的公民权，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公民”称号及各种选举权利。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本省行政区县参议员选举办法的决定》《山东省县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山东省行政区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山东省县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条例。这些条例保障了根据地民众的选举权利。

第二，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胶东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山东省战工会关于制止抢劫寡妇的训令》等。其中规定人民有以下自由：“人民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人民有居住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用法律条文保障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且规定“前项人民身体财产之自由应受法律保障，仅有权之部队或县以上政府之公安司法机关，得依法审问处理之。其他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及个人，绝对不允许越权强行审理处断”[6]。

第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交通闭塞、封建保守的山区，近代以来女性解放大潮和城市中的文明婚姻潮流根本无法影响此地，以强迫包办、男尊女卑、漠视女性利益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形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制定了有关妇女解放、保护妇女儿童利益、女干部及婴儿保健、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女子继承权、妇女放足、禁止包办婚姻等方面的政令、法令、规定、暂行规定等共11件。这些条例和规定对妇女解放、妇女权益的保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些法律规定给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封建婚姻陋习以有力否定和打击，同时也赋予了妇女选择的权利，她们开始尝试像男性一样主动选择自己的婚姻与人生，体验到了自身价值。

3.文化改革：宣传教育

文化也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教育体系不仅提供人力资本，并且还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7]。中共通过社会教育提高解放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构建了党群规范社会资本。

首先，是针对广大民众的干部教育及群众性教育。第一，党校和军政干校建设。1938年在岸堤村成立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党校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仅干校就培养干部3000多人。第二，中小学教育。山东抗日根据地教育在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3年后取得了较快发展。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要求，每村建立1所小学，每乡建立1所中心小学，每个专区建立1所中等学校，1个行政区设立1所公学。教育内容则与抗战、生产相关联。第三，普及型社会教育。1940年1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战时国民教育方案，详细确定了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鉴于战争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选取了跟抗战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广泛开设识字班、夜校、补习学校、短期训练班，设立图书馆，组织流动图书馆等教育活动。其中针对青年妇女的“识字班”最为著名。在社会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各地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不断加强组织，加强指导，从而在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

其次，利用报刊、文艺等形式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大量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党的文献及其他政治书籍以及相关报刊的创办和发行，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抗战宣传，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特别是1939年创刊于根据地的《大众日报》是山东省委的机关报，党的政治思想以及战争捷报都从这里传播出去。根据地文化艺术工作也在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第一分校文工团、八路军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山东纵队第二旅突进剧社、山东省妇救会姊妹剧团、山东抗协宣传大队、黎明剧团、突进第三分社等八大剧团都活跃在抗日前线。

（三）信任社会资本的构建

党群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隐性形式，信任即心理情感的认可依托，而心理情感上的认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一种‘在家的感觉”[8]。党群之间的信任是通过双方的交往互动，在一定的规范约束下形成密切而稳定的心理情感联系，进而积淀成为一种内在动力。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政党的凝聚力与公信力会大大提升，群众会认可并追随政党。

1.中共自身形象的树立

党的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是密切相关的。党的内部社会资本是外部社会资本的基础，其内部资本就是其自身形象的树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众心中树立了纪律严明、积极抗战、保护民众利益的良好形象。只有在严密的组织纪律、强大的组织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重任，才能得到根据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拥有巨大的外部社会资本。

首先，中共树立了纪律严明的形象。由于历史原因，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共山东党组织较为弱小。为赢得抗战胜利，中共山东党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队伍，但同时党员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如小农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面对这些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及时进行了党的纯洁性建设。1939年10月山东分局发布关于《发展地方党员的指示》和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指示》，着力解决党内纪律问题。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山东党组织从1942年春又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时期党自身的建设非常有必要，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

其次，中共树立了保护民众的形象。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建立敌后战场，军民一心，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5月，在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抗日起义武装共对敌作战100余次，攻克县城15座”[5]236，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特别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日阶段，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成为抗战的主力。从1941年到1943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打破了敌人妄图摧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抗战的反攻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1944年夏到1945年夏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和顽军12万人，从而为最后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军民共同抗战的过程中，中共保护民众、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正义形象深入人心。

2.中共对群众的尊重和爱护

建党伊始，中共就非常尊重爱护群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人朱瑞强调：“共产党员要成为群众工作中的干部，成为群众的领袖，必须暂时离开党的直接联系，到群众中工作，而不是面向党的机关；服从群众的命令，而不是服从机关的命令。以群众的作风为自己的作风，努力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群众需要你牺牲时，你就得牺牲。”[9]366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际工作中，中共也处处尊重群众，听从群众的意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其工作方针为“发现群众问题，讨论群众问题，并设法解决群众问题，倾听群众意见，生活在群众中间，斗争在群众前面”；并且强调“党与群众的关系，应是鱼之于水的不可分离，党必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依靠群众”[9]336。正是中共这种尊重群众、爱护群众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心，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而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也使得民众体验到了中国共产党给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变化，根据地民众对中共的信任逐渐建立并不断加强。

三、对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启示

综上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带来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资本的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丧失价值”[10]。当今世界与国内环境跟革命战争年代已大不相同，中共唯有不断调整社会资本的构建以及关注群众的反应才能使党群关系愈加密切。

（一）投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加强党对社会的掌控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革命战争年代的政党、政权、社会三者之间原本三位一体的关系出现了失衡，其矛盾在于“一方面，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继续得以巩固，党和国家关系依旧紧密，以至常常以一个面貌出现于社会面前；另一方面，党与社会之间原有的高度一体化的紧密关系逐渐被侵蚀和削弱”[11]。这种关系的失衡造成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外在于”社会的状况，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地位不再显著，甚至在某些领域被边缘化。新形势下需要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改善领导方式，适应时代要求，真正走入群众，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其实践路径有两条：首先大力吸收地方群众中的优秀人士，壮大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其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决掌控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即做好“三型”基层党组织建设。除此之外，网络虚拟空间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社会民间组织和网络虚拟组织的监管。

（二）投资规范社会资本，加强党群对话，促进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依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观点，一个“断裂社会”已经出现。断裂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党群之间。要想改变，必须架起社会沟通的桥梁，当然也包括党与群众的沟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吸取战争年代的经验，制定一定的互惠性法律法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换取群众的信任。“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还要求规范对话途径，使之能够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理性的沟通与对话。新时期，中共更需要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与利益维护机制。作为执政党要扩大倾听群众诉求的渠道，听取群众的呼声，进而回应并维护群众的利益。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客观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公布于民，从而取信于民。

（三）投资信任社会资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是维系党群关系的心理情感纽带。信任需要长期的投入维护，但其崩溃却是一夜之间。党群之间多年的信任来之不易，需要倍加呵护。而信任也可以通过拥有一致的价值观来体现。在党群关系日趋复杂化的条件下，执政党要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加强党群关系的基础纽带。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加强党对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加强党对基层社会的话语权的主导。而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有效社会化实践路径。同时应建立高效的意见反馈机制，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思潮迅速做出反应，从而不断调整宣传引导方式，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群众的内心，从而真正实现民众对政党的认同。

回首历史，我们认识到：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加强了社会资本的投资，才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达到“内生化”的和谐程度。投资就有回报，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使中国共产党收获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21世纪“中国梦”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和谐的党群关系。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扎实地加大党群社会资本的投资，维持与积累党群社会资本，将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做好做实，最终达到党群互信，以共同实现“中国梦”。

注释：

① 这方面的论文有：王克霞《试论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载于《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王克霞《党群关系视野下的山东解放区妇女工作与当代启示》，载于《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韩延明《刘少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群众路线的阐发与践行》，载于《理论学刊》2014年第5期。

②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按照费孝通的观察，“差序格局”这种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以“己”为中心形成的沿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方向扩散出去的个人交往网络。

③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提出著名的“农夫困境”：你不帮我收割庄稼，我也不帮你收割庄稼，结果两家的庄稼都烂在地里。这就是被称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其本质是由于缺乏可信的相互承诺，每个理性的人都倾向于“搭便车”，大家互相背叛，最终导致双方利益受损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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