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汶）县是汉晋东北边疆县邑之一，在区域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文县地望研究，尚存在较大学术分歧。从遗址位置与规模、出土文物等方面看，瓦房店陈屯、熊岳温泉、盖州城关为文县治所的可能性较大。慕容鲜卑“汶城北”内战之地定位，或是判断文县地望的关键。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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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汉晋时期；文（汶）县；汶城北；盖州城关汉城；文亭；中辽郡

文（汶）县是汉魏时期辽东郡重要辖县，晋属辽东国。《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条载：“文，莽曰文亭。”《续汉书·郡国志》作“汶”，魏晋沿之。《三国志·魏书》载：正始元年（240），“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魏晋后，历代正史地理志与唐宋地理总志均未提及文县地望。明清学者顾祖禹引胡三省注文“汶城在平郭之西”，言“文城，在（盖州）卫西”，近代日本学者赞同此说。现代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推动了汉晋文县地望研究，然诸说歧异，大致有七种观点。诸家的考论多采用二重证据法，但总体而言，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视阈尚囿于辽南，就纵向史事的比较关注不够。本文拟从更广阔的时空，以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为视角，对文（汶）县（以下统称文县，特此说明）地望进行考论，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文县地望研究概说

对于汉晋时期文县地望，学界关注较多，然观点纷纭。《中国历史地图集》最早提出英守沟说。王绵厚则提出陈屯汉城说，得到部分学者认同，然其随后在《东北历史地理》中提出析木城说，近年又否定前二说，赞同进步村说，此说由崔艳茹等在《营口市文物志》中提出，获得一定支持。顾铭学等提出昌城江西岸说，但暂未有明确的考古发现支撑。曲英杰则持熊岳温泉说，并认为文县曾有迁移。另外，阎海提出盖州城关说，亦取得一定认同。总体来看，关于文县地望的研究，除昌城江西岸说外，其余诸说均有一定的考古资料支撑，但仍分歧较大。

就上表1所见，关于文县地望，从所列城址和地理位置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在今辽南地域。惟昌城江西岸说超出辽南区，达今朝鲜界，与文献记载相去甚远，且未有考古方面的证明，应误。从城址概况和出土文物来看，只有析木城位于山上，但边疆县邑一般设在平坦开阔之地，此说或可商榷。

如表2所见，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的具有县治规模的汉代城址皆位于平地，析木城应非文县治所。另外，有的地区未有明确城址发现，且出土文物较少，如英守沟和进步村。《中国文物地图集》将英守沟和进步村定为“遗址”，有学者进一步考证，进步村遗址只能算作一处汉代生活居住址，周围也没有发现密集的墓葬群。二者是否存在城址暂且存疑。若确有城址，是否是汉代边疆县城亦可讨论。相比之下，陈屯汉城址、盖州城关汉城址、熊岳温泉城址均具备县治规模。

综上，诸家观点中瓦房店陈屯、熊岳温泉和盖州城关汉城为汉晋文县治所的可能性最大。但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视阈来看，盖州城关一带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与汉晋文县地望更为相符。

二 慕容鲜卑内战于“汶城北”及汉晋文县地望蠡测

东晋时，与文县相关的记载见诸慕容鲜卑内战一事。是时，昌黎、辽东二郡为慕容氏实际控制。咸和八年（333），慕容皝即位，居棘城（今义县），其弟慕容仁据平郭以叛，慕容皝遣兵征讨慕容仁，史载：

（慕容）仁劝（慕容）昭举兵废皝。（慕容）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马佟寿等讨之。仁尽众距战，幼等大败，皆没于仁。

慕容皝初讨慕容仁，从陆路进攻，结果在“汶城北”“大败”。由辽西进攻辽东平郭，文县（汶城）应是陆路交通的枢要。慕容皝军败“汶城北”，说明当地具有易守难攻的战场形势。因此，慕容皝第二次出兵，即使“海道危阻”，也坚持“践凌而进”，史载：

（慕容）皝将乘海讨（慕容）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皝曰：“······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皝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皝所擒，杀仁而还。

《资治通鉴》对其进军策略的制定缘由及路线记载相对详细：

慕容皝将讨慕容仁，司马高诩曰：“仁叛弃君亲，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尝冻，自仁反以来，连年冻者三矣。且仁专备陆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袭之也。”皝从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从陆道。皝曰：“吾计已决，敢沮者斩！”

壬午，皝帅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骑以告仁，仁狼狈出战。······皝先为斩其帐下之叛者，然后赐仁死。

“海道危阻”“涉冰危事”为群臣共识，慕容皝却坚持行之，或缘于慕容仁利用“汶城北”易守难攻的形势而“专备陆道”，迫使慕容皝采取乘“危”而进的战术。最终“仁死”，“皝兵”获胜。

由辽河平原进入辽东半岛今盖州城关一带可谓“形胜险隘”。这里东依山，南临河，惟西有狭长道路可供大队人马通行，北部千山余脉设有防御工事，与城关共同构成一套防御系统，是历史时期各方势力争夺辽东半岛乃至东北控制权的枢要。

该地在隋唐征高丽时扮演重要角色，名为“建安城”。贞观十九年（645），唐征高丽，建安城曾是重要战略节点。唐军对其采取两路夹击的策略，一路由营州都督张俭率领，“俭因进兵渡辽，趋建安城，贼徒大溃，斩首数千级”；另一路由张亮率领，从海路登陆，破卑沙城后，由南而北进攻建安。相较北路军而言，南路无山险可依，阻力更小，遂破高丽兵，史载：“（张亮）进兵顿于建安城下，营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贼众奄至，军中惶骇。······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贼，破之”，“张亮又与高丽再战于建安城下，皆破之，于是列长围以攻焉”，但最终并未攻下建安城。这支从南而北的军队能进至盖州城关，却无法攻破城关以北的建安城。

此后，唐朝调整战略，以偏师袭扰高丽。进军路线选择亦有不同，太宗之后的征高丽战争中，唐军不再进攻建安城。龙朔元年（661）以降，唐军陆路进攻绕过辽东半岛，肃清鸭绿江上游以北地区的高丽势力，而后直捣高丽京畿平壤城；水军不再登陆辽东半岛，而是直趋大同江口，溯流而上直捣平壤城。唐军吸取太宗亲征高丽的经验，避开“攻之不可猝拔”的建安等辽东半岛山城，最终“高丽悉平”。

今盖州城关一带，在明太祖统一东北的历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当时，东北残元势力各自为据，“初元主之北走也，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闻之集兵老鸦山，而平章刘益集兵屯盖州之得利赢城。二兵相为声援，以保金、复等州，顾望欲为边患”。洪武四年（1371），“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借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明朝得以据有盖州、复州、金州等地。太祖命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越海镇辽南，随后对盘踞在辽阳地区的蒙元势力进一步打击，“攻走平章高家奴，遂进至辽东，完城缮兵，一方遂安”。可见，明廷首先占据盖州，以此为基石，进攻辽阳、平定辽东、统一东北。

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寇辽东，“见备御严，不敢攻，越盖至金州”，在金州城遭受打击而“引退”，但“不敢由故道”。马云、叶旺利用盖州地形伏击纳哈出，“（叶）旺与（马）云计曰：‘······盖州东北山多险阻，西濒大海，我以兵设伏于险，扼其归路，破之必矣。’······旺令千户徐便潜于青石山，……绝其东北之路，又自海岸至盖牟城下密置钉板，以指挥王才领强弩数百，据截青石山隘口”。叶旺等“绝其东北之路”正是纳哈出“不敢由故道”的缘由，“故道”指纳哈出南下金州之路，是“其归路”，亦即“其东北之路”，该道绕过盖州城关北部防御，经由盖州东部山区行进。最终纳哈出只能“从盖州城南十里沿柞河遁”，由西部滨海之地而逃，“仅以身免”。此路应即唐张亮北上建安之道。明军设伏的“青石山隘口”，当与隋唐时的“建安城”联系密切。

可见，在隋唐以降的辽东战事中，今盖州城关一带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唐军征高丽绕过建安城，纳哈出寇辽东“越盖至金州”，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慕容皝再攻慕容仁时，宁可乘“危”“践凌而进”也要绕开“汶城北”“大败”之地的军事实践。《读史方舆纪要》言：“或谓盖州北有青石岭山，东与诸山联络，西与大海接连，海山之间，平地二十余里，乃虏出入之道，诚于此置城垣，筑墩堡及虎牢壕堑诸备，布置严密，敌可走也。又于岭之险处设关以通行，于平处峻途以弭患，使东西百里，屹然雄峙，则三卫固而根本立矣”，又称“（盖州）卫控扼海岛，冀带镇城，井邑骈列，称为殷阜。论者以为辽东根柢，允矣”。康熙《盖平县志》亦云：“圣朝定鼎，以盛京为留都，改卫所为郡县，盖虽一邑，居然冯翊扶风之重矣。襟环山海，屏翰陪京，规划何宏远哉”。“辽东根柢”可谓明清时人对盖州交通战略地位的允当评价。“建安城”“青石岭山”或与“汶城北”同表一地，而“汶城（文县）”很可能治于今盖州城关汉城。

三 “莽曰文亭”与公孙度析分“中辽郡”

西汉末，王莽对郡县名大幅变更，史载：“大郡至分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文县即“以亭为名”的“三百六十”郡县之一。《汉书·地理志》载：“文，莽曰文亭。”

燕北五郡中，除辽东郡文县外，其他各郡在王莽当政时亦有一改名“某某亭”的县，《汉书·地理志》载：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夷舆，莽曰朔调亭。

渔阳郡，秦置。莽曰通路。······路，莽曰通路亭。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顺。······徐无，莽曰北顺亭。

辽西郡，秦置。······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支亭。

燕北五郡均有一个县改名为“某某亭”，且存在郡县同名的情况，可见“以亭为名”的县在该郡的特殊地位。

亭是秦汉时期基层的地方建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与乡里属于不同的基层管理系统。亭在秦汉地方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有关。在对地方的控制未达到面面铺开的程度时，中央只能通过控制交通线，与沿途以城邑为代表的据点联系，实现对地方的管控。王彦辉认为：“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苏卫国指出，王莽“以亭名县”在于此县在郡中或许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新莽改县称‘亭’名，所取的并不是遍布全国的实体之‘亭’，而是‘亭’制兴用二百余年所体现的功能涵义以及区划概念”，即交通通信和地籍单位。可见，“以亭为名”之县地理位置特殊，具有重要的交通功能。

上谷郡夷舆县治所在今北京延庆县旧县镇古城村，位于居庸关大道上，是秦汉时燕蓟北通边塞的重要据点。渔阳郡路县在今北京市副中心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有效连接渔阳郡内陆与滨海区域。右北平郡徐无县位于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南还乡河北岸的娘娘宫一带，控扼着滦河（濡水）入塞的隘口，可北上前往老哈河、伊逊河谷道，联通塞北草原。辽西郡令支县位于河北迁安市西南赵店子，通过青龙河（玄水）谷道有效连接辽西郡的燕山南北属县。

可见，王莽改名“亭”的县多为区域交通枢纽，文县自不例外。“文亭”将闾山以东、辽河以西的辽泽区，和以襄平（今辽阳）为中心的辽河平原区，还有辽东半岛有效联结起来，为辽东郡的重要交通战略节点。

汉晋文县（文亭）很可能治于今盖州城关汉城，当地在明代为盖州卫。明代文献中，除“盖州”一称外，还频繁出现“盖套”“盖州套”的说法。

“盖套”“盖州套”是对盖州卫军事地理形势的生动概括。《辽东志》描述盖州卫的疆域范围，言“西北到梁房口九十里，北至孛罗铺（今大石桥博洛铺镇）三十里，西至海一十五里，东至秀岩二百三十里，东至鸭绿江五百三十里，东南到临江三百里，西南到苇子套（今浮渡河南）一百三十里，南至八家铺一百七十里”。盖州卫西至渤海，包括仙人岛等周边岛屿，南到浮渡河一带，东到岫岩（包括杓子河在内），北至梁房口、博洛铺镇与海城交界。“盖套”与盖州卫并不能等同视之，在不同语境下，“盖套”所指存在差异。

“盖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文献中较早的“盖套”，与明人经由海路“饷辽”有关。神宗时，“为照辽左粮草，因陆运经繇虏地，且脚费不赀，尽改海运，南贮金仓，北抵盖套，舍此二路更无饷辽之策”，并议在“盖套”交卸粮草，“运辽阳从盖套连云岛者近而易；从旅顺三犋牛者远而难，······则运粮之交卸宜在盖套，不宜在旅顺等处也”。而“由盖套入盖州，不过十里”。上述“盖套”所指，应为一具体地点。在明人“饷辽”语境下，“盖套”至多指盖州城以西包括附近岛屿的沿海区域。

在明经营辽东、欲复东北的语境下，“盖套”所指地域有所扩展，史载：“盖套则据山为阃，依海为家，左呼则宁远应，右呼则东江应，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敌欲南，则盖套扼塞以守，相机以战”。“据山为阃”“扼塞”表明盖州城关以北，包括青石岭所在山区应属于“盖套”范围。又“据盖州套一区，阻山距海，控带东西”，将盖州套视为“一区”，似与盖州卫辖境相当。汉“文亭”县与明盖州卫辖境或大致相当，应即广义“盖套”所指。

东汉末，东北地方政权将文县、平郭、沓氏等半岛沿海县邑析分为中辽郡，形成一个更宏观的“套”状区域。公孙度时，“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威行海外”，疆域得到扩张，为更好地管理所控区域，进行政区调整，史载：“（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关于此次政区调整，王绵厚认为分郡后“故汉之辽东郡治‘襄平’，仍为公孙氏之‘辽东侯’的治所。而中辽郡者，应即指公孙氏据有的辽东腹地”，中辽郡的中心应在今辽东半岛南部的“平郭”“永宁乡”一带，而分置的“辽西郡”当指医巫闾山以东、辽河以西的故“辽东属国”的一部分。中辽郡的中心设在平郭一带合乎情理，但分郡应是从辽东郡中分出辽西、中辽二郡，成为辽东、辽西、中辽三郡，分属不同区域；中辽郡非指“辽东腹地”，而指辽东半岛，在一定时期内还包括“东莱诸县”。

由于山河险固，“文亭”能控制今盖州及以南的辽东半岛，构建起了一个经济上可自给自足、军事上能有效防御的区域，使其自成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文县或是公孙度调整政区的交通战略基点。文县以南（包括文县）是以平郭为中心的中辽郡；文县以北则分为两部分，东部是以襄平为中心的辽东郡（辽河平原区），西部是辽西郡，大致相当于闾山以东、辽水以西的辽泽地区。这种区划一定程度上被后世政权沿袭。太兴四年（434），慕容廆“徙慕容翰镇辽东，慕容仁镇平郭”，嫡子慕容皝控制昌黎郡（包括公孙氏分置的辽西郡）。慕容廆将掌控区域划分给三个儿子，其势力范围恰与公孙氏的辽西、辽东和中辽郡大致对应。

其实，早在汉代，统治者就对辽东郡分区管理。《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条载：“无虑，西部都尉治······候城，中部都尉治······武次，东部都尉治”，汉廷在此设置西、中、东三部都尉，将辽东郡一分为三。都尉是秦汉军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西汉时，多于边郡设部都尉，陈梦家指出，“凡称东、西、南、北、中部的都尉，都是塞上的‘诸部都尉’，沿塞墙而设”。辽东三部都尉位于长城沿线，军事性质明显，包括文县在内的半岛沿海县邑或属东部都尉武次所辖。西汉的边疆经营战略，以处理长城内外的民族关系为主，辽东郡东部都尉主要面向朝鲜半岛民族政权，辽东半岛沿海三县应服务于该战略。东汉时期，武次等地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下降至次要地位，辽东与齐地、江南的“浮海”联系日益频繁，文县等半岛沿海地区的南向战略意义愈发突显。公孙度用中辽郡把控两汉辽东郡东部都尉辖区，反映出对辽东半岛沿海地域的高度关注。

西汉统治者对辽东郡的划分是在大一统观念下进行的，以控制辽东北部的长城防线，阻防和联通塞外民族为目的。公孙度时作为地方政权，需要维持自身安全、壮大势力，施行“联吴抗曹”的战略，势必要对外加强“浮海”交往，在此背景下，中辽郡应运而生。此后，公孙度凭借中辽郡“越海收东莱诸县”，山东诸多先贤如管宁、王烈、邴原等亦利用海路“避地辽东”。公孙氏以中辽郡为依托与外界来往，为辽东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中辽郡的划分，是公孙氏充分发挥辽东半岛地缘优势的行政表现，体现出强烈的海洋意识，也为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汶）县，汉晋辽东郡（国）辖县之一。文县地望研究成果丰富，其中，瓦房店陈屯、熊岳温泉、盖州城关汉城说较为合理，然从更宏观的东北古代交通地理视阈看，盖州城关汉城与文县地望或更相符。东晋十六国时，慕容皝与慕容仁兄弟内争，文县是重要战地。慕容皝初次在“汶城北”“大败”，表明此地是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因此，第二次进攻，为避开“汶城北”的防御，慕容皝选择乘“危”“践凌而进”，终收到“奇袭平郭”的效果。中古以降的辽东战事中，盖州城关一带亦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作用，有“辽东根柢”之称。文县治今盖州城关汉城的可能性最大。文县为“新莽”时“以亭为名”县邑之一，是辽东交通战略枢纽。“文亭”扼守盖州及以南的辽东半岛，自成一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公孙度析分“中辽郡”、慕容仁“镇平郭”的基础，也是地方政权利用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部联系、稳固统治、寻求发展的依托，凸显出割据势力强烈的海洋意识。

盖州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征高丽取“盖牟城”，因置“盖州”。《辽史·地理志》“辰州奉国军”条和《金史·地理志》“盖州”条均载其本高丽盖牟城。二者将唐盖州（盖牟城）与辽辰州、金盖州混为一地，应误。盖牟城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塔山山城，辽辰州、金盖州以今盖州市为中心，与唐盖州相距甚远。金时盖州之名已与今盖州同表一地。唐置盖州，金以唐旧名表新地，文县（盖州）状如器盖的山川形势或是旧名新置的重要因由。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