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英幼儿园是通往“合适的”K-12学校的入场券，这提高了他们进入“合适的”大学和获得“合适的”实习机会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顶峰：一份印有知名大学认可和企业标志的简历，随之而来的是高薪工作和经济精英阶层的身份。

在美国，攀登职业成功阶梯的秘诀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着一个熟悉的逻辑：早点开始，志存高远，如果可能的话，走捷径登上地位的顶峰。

这场残酷的竞争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特权阶层会把新生儿列入昂贵幼儿园的候补名单。

精英幼儿园是通往“合适的”K-12学校的入场券，这提高了他们进入“合适的”大学和获得“合适的”实习机会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顶峰：一份印有知名大学认可和企业标志的简历，随之而来的是高薪工作和经济精英阶层的身份。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累积优势的体系：特权和声望的连锁效益从小就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最终形成了一条通往顶峰的道路。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于2017年首次发表的一项经常被引用的学术研究计算得出，来自收入分配顶层1%家庭的孩子进入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来自底层五分之一家庭的孩子的77倍。

这真实地体现了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所说的“马太效应”。该效应取自《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早期的领先往往能累积成终生的特权。

但是，如果这种久经考验的、能助你不断攀升地位的秘诀不再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呢？《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将当前这群学生和年轻毕业生称为“被拒绝的一代”。

他报道说，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67所最难录取的大学的申请人数增长了两倍，每年接近200万人，而可用的名额却几乎没有变化。同样，作为通往高薪工作的垫脚石，实习岗位的需求也远远超过了供应。

据布鲁克斯称，高盛今年收到了31.5万份申请，但只有2700个职位，这意味着只有不到1%的申请者最终被录用。面向大学生的求职网站Handshake报告称，去年其网站上招聘早期职业职位的数量下降了15%，而每个职位的申请人数却增加了30%。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专家们对初级就业市场的萎缩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是罪魁祸首。如今，那些公开支持人工智能作为裁员手段的大型雇主名单，读起来就像是年轻专业人士传统职业入门指南的名录。科技行业正在引领潮流。

该行业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轻程序员、创业者和创新者的首选之地，但在15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入门级员工的比例自2019年以来下降了50%。从老牌科技巨头IBM到相对较新的Duolingo，许多公司都承认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人类员工，导致大量裁员。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表示，人工智能将取代某些工作岗位，并减少其庞大的员工队伍。亚马逊、Alphabet、Meta和微软正在试验人工智能代理，以处理曾经分配给初级分析师、程序员、研究人员和助理的任务。

人工智能律师助理、顾问、客服代表、研究分析师、内容营销人员等等岗位日益增多。人工智能巨头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警告称，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并在未来几年造成10%至20%的失业率。

与近年来其他导致招聘减少的劳动力市场趋势不同，人工智能将持续存在，其功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其结果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但就业不足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将不断增长。

2025年3月，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为5.7%，是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两倍多。最新数据显示，男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与非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精英MBA项目的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工作。

这些数字表明的不仅仅是暂时的招聘低迷，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面临着与没有学位的人相当的失业率时，高等教育的价值主张就会受到审视。而如果传统的声望管道终点开始消失，整个体系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高薪的咨询工作等着你，家长们就没理由为了获得常春藤盟校的学位而抵押房子，每年支付9万美元。如果常春藤盟校的光环褪去，或许每年学费7.5万美元的预科学校就会失去候补名单。学费5万美元的幼儿园也是如此。

这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但从长远来看，当这些工作本身消失时，对名牌证书的需求就会减少，人们为之付费的意愿也会降低。

讽刺的是，最初的反应可能恰恰相反。短期内，我相信焦虑的家庭会加倍追求地位——投资名牌证书，希望以此为子女在日益减少的激烈竞争中免受竞争的冲击。但或许，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正是瓦解几代以来一直左右着美国人雄心壮志的地位体系的第一步。

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机遇结构，不再过分依赖精英证书进行筛选？

为了应对当前的困境，我们需要在教育和经济体系中进行创造性和协调性的变革。教育机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引领变革：缩短学位期限、降低学费，并将课程重点重新放在培养好奇心、创造力和道德判断上。

雇主需要反思他们的招聘策略，放弃那种常常给予拥有名牌学位简历的下意识优势，转而直接评估技能和学徒期，从而识别人才，无论其院校背景如何。政策制定者可以将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用于那些不太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家长们可以放松虎妈式的管控，让孩子追求富有想象力的活动，而不是刻板的学习。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要实现这些变革，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关于人类价值的更根本问题。这种颠覆性变革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对职业发展的传统理解，并直面一些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让年轻的人类工作者变得有价值且不可替代？我们如何培养这些品质？谁能获得这些新的机会？

一个积极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加精英化，机会将流向那些能够学习、适应并做出贡献的人，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或毕业于何校。人工智能最终将推翻一些传统的“守门人”，机会或许会开始流向那些拥有勇气、独创性、好奇心和适应能力的人。

如果我们妥善处理这一转变，人工智能或许能成为一种均衡器，打破财富、地位和积累优势对机遇的垄断。地位提升的阶梯或许会断裂，但我们可以用更宽阔的坡道取而代之，让更多人能够攀登。但这种乐观的未来远未得到保证。

更可怕的情况是，大学和雇主们仍沿用过去的模式，而人工智能则承担起曾经让初级员工获得合理聘用的工作，最终导致我们面临一代资历过高、就业不足的毕业生。一个承诺向上流动，但努力回报却递减的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

如果处理不当，我们最终可能会面临一代失落的一代：享有特权的年轻毕业生，他们昂贵的学位不再能保证成功，而那些不那么优越的人则根本没有机会登上这架阶梯。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我担心后者更有可能出现。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阻止人工智能对入门级就业的颠覆，否则，构成我们机会结构基石的地位提升机制，最终沦为经济困境的通途。

来源：老闫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