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说，是收到了一封从美国来的电报：“请你帮我在他的墓前放10朵水仙，不用写明是谁送的，这是我们的约定。” 送电报的人叫韦莲司。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65年3月的一天，阳明山胡适墓前出现了一束花。

不是常见的菊花，也不是百合，而是十朵水仙。

没有落款，没有祭文，只有花香在风里孤零零地晃着。

那天刚好下了点小雨，地上有些泥泞。

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道这十朵水仙来历的人，始终没几个。

这事儿最早是胡适的大儿子说漏了嘴。

他说，是收到了一封从美国来的电报：“请你帮我在他的墓前放10朵水仙，不用写明是谁送的，这是我们的约定。” 送电报的人叫韦莲司。

那一年，她已经77岁，远在海的另一头，身体不好，没法亲自来台湾。

但她还是想完成当年的约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得往前倒三十多年。

1910年代，胡适去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念书。

那会儿他20出头，思想正活跃。

读书之外，他还在写诗，搞翻译，也开始琢磨“什么是自由恋爱”。

说起来讽刺，他是民国倡导自由婚姻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他自己却早早订了亲，还是在没见过对方一面的情况下。

这个“对方”就是江冬秀，安徽人，家世清白，规矩得很。

那时候只有十三四岁，已经缠了小脚。

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搬进了胡家，用今天的话说，从小就在“实习做儿媳妇”。

而在美国那几年，胡适遇见了韦莲司。

当时她是康奈尔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从小在学术家庭长大，英文好，性格开朗，穿着得体，说话有分寸。

跟江冬秀完全不一样。

胡适被她吸引，甚至在日记里写下：“我见了这么多女子，具有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只有她一个人。”

接下来的几年，胡适给韦莲司写了100多封信。

信里有倾诉，也有试探。

他不是没表白过，但韦莲司一直很清醒。

她也写信回他，但语气总是温和又疏离，劝他安心读书，不要被感情牵绊。

她知道胡适已经订婚，那是旧式家庭的安排。

在那个年代，跨文化恋爱非常难，尤其是像胡适这样的家庭，讲究门第、血统、礼教。

胡适的母亲反对得很坚决。

她觉得“洋人”嫁进来，不懂中国礼数，会毁了一个家。

后来胡适回国，按照母亲的意思娶了江冬秀。

那年是1917年。

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风头正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进了婚房。

江冬秀没读过多少书，话不多，也不怎么笑。

她一生都以“胡家媳妇”的标准要求自己。

她丈夫出名，她就更得收敛自己。

她不是不懂胡适外面有交情，只是不说。

1920年，胡适母亲去世，年仅46岁。

那时候胡适在外地，没能赶回来，送终的是江冬秀。

办丧事、接待亲戚、打理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再往后几十年，胡适的事业一路高涨。

做过北大校长，也担任过驻美大使。

他忙着工作，江冬秀则一直在家守着。

两人感情谈不上深厚，但相敬如宾。

没有孩子气的争吵，也没有你来我往的甜蜜。

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至于韦莲司，她始终没有结婚。

她在美国当了老师，生活平稳，偶尔和胡适通通信。

两人见面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写信。

韦莲司从没给自己争过名分，也没表现过怨怼。

她知道自己在胡适生命里，只能待在信纸上。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享年71岁。

葬礼很隆重，各界名人都来了。

江冬秀站在一旁，穿着黑衣，不哭也不闹，非常得体。

葬礼之后，江冬秀整理遗物，发现了那一大叠信件。

是胡适写给韦莲司的，时间从1914年到1950年代都有。

她没有吵，也没有撕。

只是收好，放进抽屉。

三年后，韦莲司把这些信又寄回给江冬秀。

没有附带解释，也没有要求，只是把它们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有一次，江冬秀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亲戚问她：“你都不生气吗？”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从来没有纳妾，也没有丢下我。”

那年，江冬秀已经80岁。

有人说，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像一出没有高潮的戏剧，平淡但绵长。

也有人觉得，这其实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忍与克制。

说白了，这不是谁爱谁多一点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让人没得选。

胡适有理想，也有软弱。

他的自由，是在制度和家庭之间勉强找来的缝隙。

江冬秀有忍耐，也有底气。

她不是没情绪，只是从不显露。

韦莲司则是最远的那一个，看得清楚，却始终站在界外。

1965年春天，那束水仙花放了一天就被风吹散了。

没有人再去打听是谁送的，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

从那以后，胡适墓前就再没有出现水仙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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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陈漱渝、李致编，《胡适情书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

张伯驹，《旧闻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

王佐良，《胡适与五四运动》，中华书局，1995年。

来源：善良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