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东交民巷作为旧时代遗留的外国据点，成了亟需处理的棘手问题。这片区域位于北京中心，长期由列强控制，象征着国家主权的缺失。1950年1月初，毛泽东主席在评估北京形势时，将东交民巷比作需要彻底根治的顽疾，强调其对国家尊严的损害。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北京东交民巷仍被外国兵营占据，成为主权恢复的焦点。毛泽东主席视其为必须清除的顽疾，下令限期收回。
各国领事联合抗议，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试图维持旧有特权。中国政府坚持立场，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命令必须执行，无条件贯彻。
外国人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片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东交民巷作为旧时代遗留的外国据点，成了亟需处理的棘手问题。这片区域位于北京中心，长期由列强控制，象征着国家主权的缺失。1950年1月初，毛泽东主席在评估北京形势时，将东交民巷比作需要彻底根治的顽疾，强调其对国家尊严的损害。
随后，党中央决定行动，1月6日或7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明确要求东交民巷所有外国兵营土地和建筑全部收回，限期七天内完成，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需尽快撤离。这一公告迅速在周边传播，北京市民获悉后，普遍表现出对政府决定的支持，这反映了民众对过去屈辱的集体记忆。
公告发出后，占据东交民巷的外国人立即组织反击。他们通过领事渠道表达不满，一些国家甚至暗示可能动用武力维持现状。荷兰原领事费渊在军管人员上门时，声称需等待本国政府指示，无法立即执行。
法国原领事伯亚洛则指出，此事应由两国政府协商，而非地方机构决定。美国原总领事柯乐博行动最为活跃，他迅速将公告译成英文上报国务院，并召集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领事开会，建议集体拒绝交出兵营，向中国政府施压，形成统一战线。
柯乐博的提议旨在通过联合行动拖延时间，但会议中，各领事反应冷淡，许多人意识到新中国已不同于以往，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尽管如此，柯乐博仍按国务院指示，给周恩来写信，辩称美国兵营已改造为办公场所，要求中国不要侵犯其利益。周恩来直接退回信件，因为中美尚未建交，柯乐博的身份仅为普通侨民，无权抗议。柯乐博随后写出更强硬的信件，通过英国渠道转交。
刘少奇副主席阅后，将情况上报毛泽东主席。主席虽在国外访问，但回复简明：命令必须贯彻，否则采取必要措施。军管会据此加强执行，到各领事馆宣读公告，确保无法以未收到为由推诿。
英国领事高来含或包敦士在会议中率先离场，因为英国已于1月6日提交承认新中国的照会，中国暂缓征收其兵营，以示友好。这进一步削弱了其他国家的信心，联合施压的计划难以推进。
美国态度尤为顽固。几个月前，美国驻沈阳领事沃德等人因违反中国规定被拘捕判刑，尽管美方抗议，但中国坚持原则，这让柯乐博认识到新政府的坚定。法国和荷兰也以借口拖延，但军管会坚持期限，不作让步。
东交民巷周边气氛紧张，外国人频繁联络，试图影响中国决策。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中，始终维护主权，不受干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成为行动核心，确保收回顺利进行。
但外国人对东交民巷的执着源于何处？这要追溯这片土地的漫长历史，那是一段列强逐步侵占的过程。
东交民巷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元朝。当时名为江米巷，是京城南粮北运的要道，税务所和海关设在此处，负责管理漕运米粮，每天货物进出频繁。
明朝时期，这里设立礼部，处理对外事务，接待外国使节，成为外交交流的窗口。清朝继承这一功能，会同四译馆在此招待使节、培养翻译，并监视外国活动。
康熙年间，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在此建馆，这是外国人首次正式进驻。
鸦片战争后，东交民巷的命运剧变。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败北，签订《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在指定地区贸易和居住，虽未准建使馆，但开了外国人进驻的先河。随后《天津条约》进一步开放，列强获准设立驻华使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沦陷，东交民巷上出现多国使馆，原名东江米巷因谐音改为东交民巷，逐渐成为外交中心。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东交民巷被外国人用作防御据点，引发围困。八国联军解围后，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正式变为“国中之国”。条约规定，列强可在此驻军、建营，独立管理，将中国居民驱逐，清政府丧失控制权。外国人筑高墙、设碉堡、铁门，由各国士兵把守，禁止中国人进入，只许仆役持证出入。
占地约0.8平方公里，却享有治外法权，设立自家邮政、税收系统。八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美国、奥匈帝国，他们重建欧洲式建筑，如教堂、银行、俱乐部，安装现代化设施，生活独立于周边中国社会。
20世纪初，一战后德国等使馆被接管，但格局未变。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北京，东交民巷成外国人避难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41年后投降，居民被关押至战末。战后国民党时期，东交民巷仍为外国据点。百年间，东交民巷从漕运通道到外交枢纽，再到军事飞地，体现了列强通过战争和条约蚕食中国主权的步骤。
这段历史解释了1950年外国人顽抗的原因，他们视之为既得利益。但新中国成立，北京解放为收回铺路，那是从军事接管到社会稳定的转型。
1949年1月31日，北平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放，避免城市破坏，改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首都。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在涿县会议决定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兼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七八千名干部在良乡集训，重点强调安定秩序、接管机构、肃清残敌、保障民生。军管会发布入城纪律14条，包括服装整齐、靠右行走、限速等，确保部队不扰民。
1月1日，军管会和市政府宣告成立。解放后，选东交民巷旧使馆为办公地，便于后续行动。市政府接收国民党旧址，如正义路2号。原千余单位转入人民控制，残余势力被清除，社会秩序恢复。9月，新政协会议在中南海通过定都北京，叶剑英南下，聂荣臻继任主任。他重申东交民巷需根治。
1950年1月6日，军管会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院开会，部署征用兵营。该楼曾为日本总领事馆，后傅作义总部，现为军管会驻地。到1949年，原八国兵营剩五：美、英、法、荷、苏联。苏联建交后最早交还，仅使馆暂住。
区划调整随之展开。解放初，北平城分12区，内七外五，郊外8区。区小机构多，干部不足。1950年，内城并为五区，外城四区，统一编号一至九。1952年，更名东单、西单、西四、东四、前门、宣武、崇文等城区，郊区为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门头沟，与今基本一致。为中央服务，原河北邻县划入：1952年宛平和房山部分，1956年昌平，1957年顺义机场区。
“一五”计划中，北京工业农业发展，工厂增多，城市扩容。1958年最大调整，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通州等划入，并合并为通州、周口店、大兴、顺义区。10月，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加入，形成现有市域，提供空间和物资。军管会的管理确保稳定，为东交民巷收回条件。但面对顽抗，军管会如何推进？
1月14日，军管会准时接收兵营。苏联已交，法国、荷兰限期撤出。美国柯乐博阻拦，但李幻山等代表强硬说明：无例外，必须收回，否则措施跟进。柯乐博见无望，撤离。英国因承认新中国暂缓三月，4月交出。
至此，所有兵营收回，东交民巷结束“国中之国”状态，废除《辛丑条约》等不平等规定，外国军队无法驻扎，百姓自由通行。
收回后，建筑多转为政府用，如军管会办公，后为北京市委驻地。西洋建筑群保存，成为历史见证。北京区划续变，2010年东城崇文合并新东城，西城宣武合并新西城，成16区县。2016年部署副中心，2019年市级中心迁通州，开新章。
来源：Wuhao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