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3月,张震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部长。军委作战部是今天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前身,作为中央军委的参谋,作战部可谓职责重大。在上任前,张震分别当面请教了陈毅和刘伯承,两位老帅向他讲解了总部参谋机关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与张震之前所在的军区指挥岗位相比,军委作战

1952年3月,张震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部长。军委作战部是今天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前身,作为中央军委的参谋,作战部可谓职责重大。在上任前,张震分别当面请教了陈毅和刘伯承,两位老帅向他讲解了总部参谋机关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与张震之前所在的军区指挥岗位相比,军委作战部要处理的问题涉及全国全军,有的还涉及国际关系,因此需要有更高的战略意识和全局观念,这对张震来说既是挑战,又是锻炼提高的机会。本文讲述的,就是张震在军委作战部工作期间的一些亲历。

向彭帅、聂帅贴身学习

我在作战部工作期间，一直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初到中南海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灯光彻夜通明。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为了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日理万机,昼夜操劳。特别是毛主席,习惯夜间办公,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批阅作战方面的文电,非常及时、认真。这一桩一幕幕,使我深受教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作战部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有着优良的作风,建立了严谨的工作制度,能比较好地完成任务。

1952年张震在中南海居仁堂前留影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彭总(彭德怀下同)聂总(聂荣臻,下同)的接触更多一些。彭总作风雷厉风行，工作要求严格。有一次,一位参谋起草文件,由于疏忽出了点差错。彭总审阅时发现了问题就把参谋叫到办公室，严厉地批评他为什么不认真核对。参谋如实说:“忘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厉声道:“搞忘记了?你一天三顿饭为什么忘不了!"弄得那位参谋十分紧张,连话都说不出来。事后，彭总给我打电话说:“我那天批评得是不是太过火了?你带他到我这儿来一下。”于是,我带着那个参谋去见彭总。一见面，彭总就和蔼地向他说:“前几天批评你太严厉了,是不是接受不了?”参谋主动检讨说:“首长，是我的工作太粗心。”彭总一面讲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只香蕉,亲手剥好,递到这位参谋的手里。

聂总工作勤奋、负责。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参加跳舞等娱乐活动,整天就是工作。每天早晨,他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文电和各种情报看完，然后组织大家研究办法。他的血压偏高,头晕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办公。我到聂总办公室请示工作多，经常可以看见这种情景。1952年9月的一天,他同彭总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后,因过度劳累,突然昏倒。他的工作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给这些首长当参谋,只要用心,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不仅可以学到革命思想和优良品德，还可以学到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有一次,彭总与我谈话,专门讲军委机关的工作方法。他说,军委对下级的指示，应注意不要干涉下面的战术问题,因下级在战术上较熟悉,而且他们在现地,对情况更了解,应大胆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机动性。凡是下面已经明确的问题,上级不要重复;有分歧点时,才予以说明、点破:在关键时刻,领导机关要站出来讲话，提醒下级在胜利时要防止轻敌,在挫折时要予以鼓励,不要泼冷水，彭总这席话,确实是经验之谈,我记人了当天的日记。后来,我到总部、军委工作一直照此去做,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作战部的工作建设

我到任后反复考虑的还有，就是怎样抓好作战部的内部建设。结合平时的工作，利用间隙时间，同各局处、科的同志交谈,了解情况。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重大决策都是他们亲自作出的,作战部主要是掌握敌情、报告部署,做些军事文书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进人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毛主席的主要精力要抓新中国的建设,要考虑国内外的大事。周副主席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工作特别忙。军队进人和平时期后,国防建设、军事战略等方面,也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决策。我考虑,作战部要给毛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当好“军事秘书”就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事务工作，而要关注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问题,经常研究敌、我、友诸方面情况的变化,进行分析、预测,适时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供军委首长决策时参考。

再者,战争年代,没有军委办公厅毛主席、周副主席等有事都找作战部。全国解放后，虽然成立了军委办公厅但他们对作战部用惯了,交办的事情仍然比较多,使之承担了不少军委办公厅的职能,军委的印信也由作战部负责掌管。这样一来,作战部管的面就比较宽有时还要直接召集各军兵种领导开会特别是部里人手比较少,所以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好在过去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养成了优良的作风,还能比较好地完成任务。但从长远看,这样对工作并不利。

为了更快适应形势的变化,符合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的要求，我感到,作战部需要从明确工作职责、理顺工作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入手,尽快实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才能更好地完成军委、总参首长赋予的工作任务。

到职一星期后，我根据了解的情况,考虑到作战部今后的建设,给聂、粟(粟裕,下同)首长写了个报告。报告分析了作战部的状况,认为作战部同志工作均甚紧张,积极负责,业务甚为熟练，但也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对各兵种协同与战役研究还不大够。由于青年知识分子、见习参谋占的比重较大,连、排级干部数量相对多一些,很难一下子适应高级机关今后的工作。为此,我提出要“突破现状”除作战处、情报处外,建议增加“作战教练处”将“战史科”“特种兵科”分别改为“战争经验研究处”和“特种兵处”。同时建议明确作战部新的工作职责,并适当选调一些干部。这一想法,得到了聂、粟首长的支持,并指示我分阶段落实。

于是，我提出了作战部的机构设置的调整意见，草拟了作战部和各业务处的职责,发动全部同志讨论,取得了基本致的意见。经部党委研究,报请聂、粟首长批准后，于1952年7月16日颁布执行。按照新方案,作战部共141人,其中正副部长各一名，下设办公室、作战处作战教练处、特种兵处、作战经验研究处、情报研究处和行政科。同年11月:又增设了国防筑城处。为了加强力量,陆续从各大军区和军事学院选调了一些有作战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军、师参谋长,作战处(科)长,团长,其中还有战斗英雄到作战部工作。

除明确作战部的职责外，还将作战部与军委办公厅的界限加以区分，把那些属于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及时移交给他们,其中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印信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签名章。1952年6月7日，作战部和军委办公厅举行了交接仪式。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接过军委的印信后,还给我打了一个收条。自此，理顺了工作关系1954年初,根据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聂、粟首长指示作战部再次研究业务处的设置和分工问题。于是,在1952年方案的基础上,根据作战部承担的任务,增设了防空处和气象勤务处，又将行政科改称行政经济管理科,共计9个处、室、科。新的《作战部组织编制系统表》，于1954年3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

作战部的工作职责,也根据军委、总参首长的要求和工作实践，参照苏军总参作战部的经验以及苏军顾问的建议经我们反复研究、修改，上报总参首长1954年9月6日,总参下达批复,同意先按此试行。这样一来,作战部的任务更加明确，编制更加合理，力量进一步加强,工作关系也更顺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发火

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党、全军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党和军队的领导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的领导方式须有相应变化,一套新的工作程序有待建立与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也难免发生一点小“摩擦”。我就遇到过一次。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到作战部后不久,聂总对我交代说,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实在是太忙了，常常彻夜工作。我只管华北和总参的工作,就已经吃不消,而他们要考虑全党全国全军的事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了。所以作战部的文电,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报送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都送到我这儿来需要上报的,由我批呈。此后,作战部直接报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的文件,就减少了一些。

大约过了两个月，195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通知我和总参军务部苏静部长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彭总在军事会议上做报告

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

我是第一次见毛主席发火,而且是批评总参的,多少有些紧张。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聂荣臻将军

看到气氛有些紧张,我就插话说: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所以一般性的文件就不送了，只选最重要的上报。针对我的插话,朱总、少奇同志提出了批评。朱总说:你应该送。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少奇同志还说:是你张震来了以后减少的!见此情景,我也不便再讲什么了。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作声。

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查。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其实,聂总是一片好意,出于对毛主席的关心,却引起一场误会。但聂总并不介意,会后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的负责人，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和大家一起研究报送文件的具体办法,并于7月30日向毛主席呈递书面检讨报告。同时,对今后报送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作战和敌情简报重要、紧急的,立即直报主席、副主席、总长、副总长;一般的,5天左右汇集一次,以精练简明的文字分呈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

毛主席看过报告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这次颐年堂的会议，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非常繁重，但无论党务、政务多么繁忙,他们始终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关注国家安危,关心军队建设,对军事工作高度负责,精力也超乎常人,使我敬佩不已另一方面,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凡须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问题,从未有半点马虎。

在居仁堂的工作虽然紧张，但心情却很愉快。那时,每逢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有游行和联欢活动，我们这一级干部也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而且可以带着家人去。1952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龄松带小阳、连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群众联欢晚会。毛主席也来了。小阳他们一帮孩子围拢上去,争着与毛主席握手。毛主席高兴地和他们握了手,使小阳着实激动了好多天

总之，我在军委作战部工作两年多,虽然还处于学习、适应的过程中,但由于这个岗位面向全国，涉及全局，又是在几位老帅身边工作，而且和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有接触,对于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战略思维层次,增强宏观意识,锻炼协调能力,都很有帮助,取得了在总部机关工作的实际经验。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