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我们归纳出一个结论，“老总统”的力行哲学与实践精神，分别是哲学基础与精神策动力，接下来，我们再发展到战略阶层、战术阶层与战斗阶层后，就更体会到当年国父所指出的“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后知后觉的宣传家、不知不觉的实行家”的真意。

我在三军大学教授战略时，不但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同时也发展了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心理战略。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后来也没有人接棒，我离开三军大学后，这个工作中断了。

我希望在官方机构之外有一个研究战略的机构，因此成立了战略学会，其目的是整理出一个手段与技术，使神圣的目标能够达成。

首先，我们归纳出一个结论，“老总统”的力行哲学与实践精神，分别是哲学基础与精神策动力，接下来，我们再发展到战略阶层、战术阶层与战斗阶层后，就更体会到当年国父所指出的“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后知后觉的宣传家、不知不觉的实行家”的真意。

我们的敌人于不知不觉中在运用这个道理，他们做错被消灭的有，他们做对了，造成我们吃亏的情形更是一幕又一幕。

所以，“老总统”提醒我们要因势御敌，敌人在不知不觉地做，我们要有知有觉地学，体会敌人的做法。

我们虽然有许多有知的人，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能凑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的功能；对方虽然做得点点滴滴，但是他们一直在做，所以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空间上有全面性，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所缺乏的，这就是我们的困扰。

所以，如何使这些关键人物能够联合在一起，就是我现在下的功夫。

蒋纬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78年，我在三军大学校长任内，邀集了国内知名的战略家、政论家、学术界人士、大专院校资深教授、金融财经专家、工商企业名流及退役与现役将校等百余人，研究全球战略情势及追踪自己国家战略情势与解决之道，以供政府参考。

会议中，通过临时动议，筹组战略研究机构，遂于1979年3月10日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战略学会”。

中华战略学会为非营利的民间学术团体，以研究战略学术，建立统一、自由、民主、均富、安和的“新中国”，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

学会采取会员制，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另设理监事会，于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会员大会决议，并研议会务措施，推展会务活动，开拓战略学术领域及提升研究成效。

理监事会下置秘书长一人，由理事长提名，经理监事会通过后聘任，负责执行理监事会之决议，综理全盘会务，并设副秘书长一至三人，协助推展会务。

会本部设企划组、出版组、资讯中心、行政组、秘书组等单位，分置研究员、副研究员及业务人员若干人，负责办理会务活动。并附设战史组，负责编纂国民革命战史，其行政独立。

为加强学术研究之分工合作，分别编为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等四个研究会，各设召集人及执行秘书，分别推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之战略研究工作，各会员依个人志愿或专长，自由参加相关之研究活动。

战略学会除会本部外，为便于依地区性质分别举行战略学术研究座谈会，特于台湾省高雄市设立分会，另于民国七十九年将原洛杉矶联谊会改组成立美国分会。

会本部现有个人会员1282人。会员大多为学术界人士，大专院校教授，金融、财经及工商企业界人士，现役及退役将校，共占十分之九。其余十分之一则为警界、新闻界及自由职业人士。

团体会员有19个，多为各大专院校与战略学术有关之研究及民间学术社团。

战略学会会本部里的人，不管年龄多大都没关系，因为我们的力量是放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四个研究会，军事研究会是隐藏在三军大学里面，因为没有战略、战术基础的人没有办法研究，即使研究出来，成果也不好。

其他研究会原来都与政府有关，但上面有所指示，不让他们参加，所以，后来心理研究会就隐藏在华视。会本部只能做些协调联络的工作，吸收的人都在研究会里面，光是政治研究会就有两千多人。

学会设资讯中心，负责搜集并典藏大战略、国家战略、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战略与中共之基本书籍及最新报刊资料，提供本会全体会员及各研究会与有关人员，作为研究相关战略问题之参考。

依时局及国情变化与国家利益之需要，学会接受政府委托或主动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回报委托单位或主动提供政府有关机关参考运用，并针对国家情势发展，不定期举行专题演讲与讨论，将结论编撰为《国家情势研究》，印送政府有关机构参考。

学会每年还举行两次扩大战略学术座谈会，讨论全球性、区域性、中国大陆及复兴基地之重大问题；或依需要适时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全体会员参加。

另外，依时局国情之变化，邀请专家学者举行座谈，其研讨内容着眼于国家战略阶层，以及所衍生之全球战略问题，将综合结论送请政府有关单位及本会会员、理监事参考运用。

学会现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团体会员，并与日本战略研究中心缔结为姊妹会。

此外，与美国杜兰大学亚太中心、美国国家战略资料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美国全球战略研究协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巴黎亚非高等研究所、英国皇家军队防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比利时和平与安全研究所等战略学术研究机构均互有联系，进行访问、资料交换与合作研究及不定期举办国际性战略学术研讨（座谈）会。

学会成立迄今，应邀派员赴英、美、日、加等国出席国际性战略研讨会达27次；由本会主办或与美、日学术团体合办战略研究会共11次。

学会经常依政府之安排或本会邀请来会访问之外宾，举行座谈交换意见，以学术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

学会还每季出版一期《中华战略学刊》，邀请专家学者以全球战略与国家战略为主题撰稿，其主题内容为战略理论之弘扬；全球及区域性战略之探讨；国家战略问题及中共战略问题之研究。

本学刊屡获国内外学术界之好评，中共亦搜集本会文件，故本会极注意于保防事务。

同时，每季发行一期《中华战略会讯》，主要报道学会、各研究会、各分会及海外分会各种会务活动，使会员了解本会活动及研究重点。

学会选择高水准并且具有国际共识的研究论文或研究结论译成英文，定期发行英文专集，或不定期发行单行本，分送国外有关学术研究机构或团体，并赠送来会访问之外宾，开拓学术交流空间。

战略学会除各研究会每年遴选会员有价值之佳作，分别编印政治、经济、心理、军事论文集，分赠有关单位参考外，并协调会员之战略学术著作有价发行。

会本部出版之重要著作计有《弘中道》、《台湾在世局中的战略价值》、《国防体制概论》、《柔性攻势》、《战争与战略》、《论中国之统一》、《现代军事观念之思潮》等专著，这些著作都由我亲自参与编著。

蒋介石与蒋纬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天，我和父亲谈起八年抗战的事情，我说虽然有需要学者研究抗战，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抗战的总构想说得清楚，父亲说：

“喔！你到大溪看过资料吗？大溪没有这个资料啊！”

我说：

“对！八年抗战的总构想，原先怎么策划的、怎么准备的，没有记录。可是，我把那些小的战斗、大的战役拼凑起来以后，我发现了总构想。”

他说：

“喔！你倒说说看。”

我就用简单的几句话向父亲说明，他听完后便说：

“完全对，你最好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我说：

“是。”

他顿了一顿，说：

“这样吧！干脆来编一部国民革命战史，就从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分四大部，第一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第二是东征北伐统一全国；第三是抗战建国；第四是光复大陆重建民国。

不过，你一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的，你去成立一个小组，正式向‘国防部’拨预算。”

父亲又说：

“第一，我们自己来检讨，因为我那么许多学生把我神话了，总认为委员长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心理对于促进团结固然是很好，但是我们编战史的人要客观，错的就是错的，我们自己一定要检讨；

第二，现在的人就是发现了错误，他也不会加以批评，尤其不会说重话，但是隔了一代、二代、三代之后就不一样了，人家并不是有意的挑剔，而是很正常地发现错误，所以你们这次要非常谨慎、诚恳地来检讨，是委员长或是军事委员会错了，就是错了，不要加以回避。”

除此之外，他还定了一个优先次序，先编抗战，再编东征北伐，再编开国史，最后编第四部；第四部又分三段，第一段讲抗战前的剿共，第二段是抗战后的战乱，第三段是光复大陆。

父亲一开始就为我们构思好了，起初我编了一个八个人的小组，不过现在只剩下五个人，已有三人去世了。

当时，我们把四个人编成一个组，这四个人是代表日方的，另外四个代表我方的军事委员会，两组人马把整个八年抗战重打一遍，来评定对与错。

整体来讲，我觉得一般的抗战史有一点战略、有一点战术、有一点战斗、带点感情，这样子弄下来，在学术上一点价值都没有。

在史料上，什么都不是完整的，没有一个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讲一个整体的观念，用不着长篇大论，把整个抗战的战争指导厘清，一直到野战战略为止，关于战略战斗的事情及人情、感情的部分都可以排除。

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够真正体会抗战是如何打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把父亲的话转述给战史组的成员听，但是，我认为这位委员长就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因此在检讨的时候发现了错误要找错误的理由。

我们也找出错误来了，结论多半是受到美国人的压迫。我举个一语道破的例子，我在西北胡宗南将军麾下五年，我曾三次向他建议把延安扫平，老实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中共在延安对我们来说是芒刺在背，胡长官当然也很赞成。

结果，第一次建议到重庆，迟迟没有答复，第二次又建议，答复不准。我就怂恿胡长官打了再说，胡将军说他老早就这么想，但是重庆不让打当然也是有理由的，再说打了是会闯祸的，因为不知道上面是什么理由。

不打延安实在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但是战略性的错误，一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战略性的理由。二次请示过后，到第三次我们还是再向上级建议，那次是胡长官亲自到重庆去当面请示，才知道是美国人不同意。

蒋经国与蒋纬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问：

战史组编的书，完全是给军事专家看的，是纯战略的。给高级军官看的是不是能在书里多加一些经过、实例？

答：

如果再多加一些经过、实例就会变得太杂了，写实例有别的书在写，我们分成两大类，他们写这一类的，剩下的没有人写，所以“老总统”他特别指示要纯战略的，可是我还嫌我们这个不够纯，还是带上很多跟这个战略态势有关的琐琐碎碎的事情。

问：

日本也出了一套《战史丛书》，总共有101册，我们翻译了40多册。他们编了二十多年，编得很不错，价值比我们“国防部”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要高。

如果以他那一套东西作为我们抗日战史的敌情资料，把它编过来，将来抗日战史一定能够呈现新的面貌。我已经把这个构想跟新任的史政局长商谈过了，看他能不能够做。

答：

战史组在编抗日战史时，我还特别派了代表去东京，去问他们的战史组，同时，我也一一去拜会当时战争中担任师团长级以上的人，有一位是当时奉命向汉口挺进的，他在日记上用汉文写着：

“奉命向汉口挺进，皇军之败时日而已。”

那时候，不过是第一年，武汉会战虽然我们很惨，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日军从北向南的作战线被委员长连迫带诱改成由东向西，他已经注定失败了。

决定命运的是在当年的8月13日，闸北的日军的态势是一个突出型的，照正规讲，国军可以从侧面打下去，或从下面打上去，或从两边钳形攻势，这样就可以切断他海上的运补，日本在上海的一万八千人部队就可以消灭得清洁溜溜。

但是，国军没有这样打，是从顶头打下来，所以打得双方都很惨，可是就是那样，日军也显得守不住了，他从国内调兵，从东北调兵，最后从华北的部队又调了一二个师团。

他一个师团相当于我们四个师，人数又多，火力又强，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国军还可以三个师顶他一个，等上海打完以后，就变成六到八个师顶他一个师了。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