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油门一响，烦恼全消。近年来，在城乡边缘，骑着加装LED灯与排气管的改装摩托，招摇“炸街”的少年越来越多。他们因在夜晚行驶时像“鬼火”一样飘忽，被称作“鬼火少年”。

"油门一响，烦恼全消。近年来，在城乡边缘，骑着加装LED灯与排气管的改装摩托，招摇“炸街”的少年越来越多。他们因在夜晚行驶时像“鬼火”一样飘忽，被称作“鬼火少年”。

近年鬼火少年数量激增，范围变广，从乡镇到城市，成为各地新闻报道的对象。在公众视野中，他们常以优绩主义的反面形象出现，被视为教育体制下的不良者，是现代社会中的局外人。

坐在摩托车后座，和他们一起风驰电掣时，我却看到不同的景象。摔到住院，也要炸街，摩托车是他们的兴奋剂，更是联结边缘的纽带。在家庭与校园中被视为异类的孩子们在这里找到归属，在对秩序的反抗中，共同体也变得更加坚固。

一代又一代鬼火少年持续从城乡裂隙间长出。他们的身形是投在主流舞台外的一道暗影，也编织出一个被遗忘的失序世界。

猫鼠游戏

在福建黄岐镇上，鬼火少年们要时刻提防那群穿制服的人。

猫鼠游戏常在街头巷尾展开。在被开过数次罚单后，19岁的波仔已经熟练掌握躲避的技巧。当前方的执法人员伸手拦车时，他没有减速停下，反而瞅准路旁的间隙，拧紧油门加速驶过，留下一串逃窜的尾气。

追捕就此开始。小镇上，自建房一栋挨一栋，石头和水泥浇筑出一条条临街的巷子。在弯弯绕绕的窄巷里，熟练地形的波仔灵活地穿行于其间，从一个路口急转拐入，再迅速从另一个洞口滑出。

执法人员被甩在身后。趁对方不注意，波仔迅速敲开朋友家的大门，连人带车钻进了屋里。屋内，侥幸逃脱的少年们取得胜利，放松下来，打起游戏。屋外，扑空落败的执法者只能离开。

这些骑着无牌摩托，在乡镇街头横行霸道的未成年男孩们，被称为鬼火少年。2016年，广东、广西等地区频发的交通事故，将这一群体带入人们的视线。自此，如星火点燃干草般，他们的身影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村镇、县城广泛出现。直到现在，鬼火少年仍频繁出现在新闻上。2024年10月，央视网再次发文，谈及“飙车炸街”和改装电动车的隐忧。

黄岐镇的每个少年，几乎都会骑摩托车。这座沿海小镇隶属于福建省连江县，蜿蜒曲折的山路串联起一个个村镇。行驶其中，沿途可见无灯的路面、上百米无护栏的险段，还有布满粗粝沙石的崎岖路段。

图 | 小镇上的山路

白天，沿街不见多少行人，镇上的成年人以出海捕鱼为生，留下老人和儿童在家。在日益凋敝的乡镇街头，鬼火少年们逐渐成为最醒目的存在。

踏板摩托原本是普通的代步工具，但在男孩们手里，它被进行改装——更换大容量排气管、拆除碍事的后备箱、装上更具抓地力的轮胎和炫目的彩色尾灯。

没有红绿灯的小镇和绵延的山路，为鬼火少年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

每次“溜gai”（在街上闲逛），波仔便和其他鬼火少年一起从镇上各处骑车汇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成群结队地到处穿行。七八辆车、十来个人，光是聚在一起的快感，就足以让波仔乐在其中。车队中的男孩们，会卖弄各自的花式车技 —— 一会儿站立骑行，一会儿高高翘起车头。技术最好的那个，总能赢得同伴的吹捧，成为团队中的领头羊，可以发号施令，决定下一次要去哪玩、要干什么。

对于赢，他们有一种本能的渴望。这关乎胜负欲。

队伍中的波仔，总是将油门拧到底。根据波仔的总结，路过弯道时，只要将车身压得足够低，就能在不降速的情况下一骑绝尘。这就是赢的秘诀，几乎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只要狠得下心、豁得出去，并且付出代价。

阿斌是波仔的初中同学。在所有人里，瘦弱的阿斌是摔得最多的那一个。他是队伍里最早给摩托车装上排气管的男孩。初二那年暑假，学会骑车没多久，阿斌选择了辍学。为了寻求车背上的刺激，阿斌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最严重的一次，他在一个斜坡上翻车，摔晕了过去。

接到阿斌摔车的电话，波仔立刻从家赶到了现场。他看到阿斌已经不省人事，血肉模糊地倒在坡道边，“惨不忍睹”。他立刻将昏迷的阿斌背上后座，通知了阿斌的母亲，一路将阿斌送到医院。

“我靠，怎么可以摔成这样子。”这种不要命的行为，让喜欢拧油门的波仔也感到瞠目结舌，“很佩服他，他真的比我还厉害。”

受伤没有让阿斌收敛。后来又有一次，他路过一个弯道，没有减速，反而猛拧油门压弯，结果迎面撞上小轿车，整个人被甩飞出去，背上擦伤了一大片，脚上的鞋也被甩落在地。但提及几次摔车，阿斌并不感到后怕，“如果那个时候我再不往下靠点（压弯），我整个人就要撞在他挡风玻璃上去了。” 阿斌带着笑意，似乎在聊一件趣事。

相比对危险的恐惧，阿斌主动谈及的是另一些瞬间。比如，某次“炸街”结束，他收到同学发来的短信，问排气管是哪里买的。他享受这样引人注目的时刻。排气管的轰鸣声赋予他想象。他觉得自己像短视频里的机车博主一样帅气。

在乏味的乡镇生活中，摩托车是男孩们的兴奋剂。用另一名鬼火少年的话说：“那时候觉得开心最重要，（摔了）疼也就疼个十天半载，没什么大不了。” 为了抓住这份乐趣，他们不在乎代价。“有次我们开过去，路边的老头一直盯着我们。” 这种注视让阿斌引以为傲。“老头看呆了”，他这样解读那个场景。

然而，目光的背后，站着那些被噪音困扰的小镇居民。他们不堪其扰，纷纷发起举报。

鬼火少年们很快引起监管者的注意。在周旋和对峙中，胜利并不总是属于他们。如果被紧随其后的监管者追上，或在路口遇见交通管制无法脱身，罚单不可避免，甚至有被没收车辆的风险。

但这些尚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望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彼时，他们坚信：所有挡在眼前的阻碍，都应该被抛弃和扫除。自由胜过一切。

秩序

在鬼火少年们的眼中，需要对抗的秩序无处不在。从家庭、学校再到社会，随着他们的成长，规则的红线也步步向前，挤压着他们的世界。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不断后退，或者冲破红线。

阿斌感受到的第一道秩序，是父亲树立的权威。在家中，他的父亲以暴力维系规则。阿斌至今记得，某个台风肆虐的夜晚，屋外大雨如注，他已记不清自己犯了什么错，只记得暴怒的父亲撞开反锁的房门，将他拖到屋外。暴雨中，父亲的拳脚混合着雨点落在他身上。

还有一次他还很小，父亲将他一路夹在腋下，企图要把他扔进海里。阿斌的姐姐目睹了那一幕。她始终确信，父亲当时是认真的。如果不是她紧随其后，苦苦哀求，弟弟或许真的会被扔进海里。

这是小镇父母教育子女的普遍方式。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管教孩子的经验与精力，习惯用棍棒解决问题。

暴力的土壤，最终孕育了反抗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阿斌学会了反抗，父亲的权威逐渐崩塌。然而，家庭的规训并未结束。当暴力失效，无力管教孩子的家长便会将希望寄托于学校。新的“代管”场所产生了。

封闭式学校成了少年世界中的第二道严苛秩序。那段窒息的经历令波仔印象深刻：每天早上，宿管阿姨的叫喊声在六点半准时响起。起床后，先到操场集合，跑操三圈。紧接着吃早饭，伙食通常是稀饭、馒头、窝窝头、咸菜等。课程从七点半正式开始，直到晚上八点半晚自习后结束。到了初三，晚自习下课时间被延长到十点。而宿舍熄灯时间是十点半。

压抑再次孕育出反抗。夜幕降临，男孩们决心夺回白日被剥夺的自由。

熄灯后，他们悄悄溜出寝室，躲过宿管阿姨的巡视，向着学校操场后那道两米高的围墙进发。

墙面上，有一块被他们巧妙凿出的凹槽。那是他们通往外界的钥匙。男孩们一个个助跑、跳跃，双手卡住凹槽。他们借力一寸寸向上攀爬，最终翻越心中名为学校的牢笼。

昼夜就此颠倒。白天，他们在课堂上补觉；夜晚，他们在街头游荡。周末，他们呼朋引伴，拨打一通又一通的电话，吃完午饭就立刻奔往约定好的集合点，不断从一个地点迁移到另一个地点——从镇上的奶茶店到山间的隧道，再到隔壁小镇的街道。许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一种信念：“先出来再说。”

围墙外的世界很大，似乎哪里都在等着男孩们探索和开发。在家庭与校园之外，冲破规训的男孩们买来香烟和零食，在自己开发的秘密基地随地而坐，享受偷来的自由，像散落的原子，凭借本能和周遭的世界尽情碰撞。

然而校外的生活，终究还是让他们感到枯燥。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小镇本身，构成围困少年们的第三道秩序。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人搬去县城，或外出务工，镇上只剩老人和孩子，日复一日在同样的场景里生活。镇上唯一有些人气的街道，也不过零星开着几家奶茶和汉堡店。除春节外，街上大部分商铺都店门紧闭，只有少数几家亮着冷清的灯光。

在黄岐镇上，没有车是一种处境。镇上几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只有收费昂贵的“黑车”，10公里收费50元。如果没有车，男孩们活动的范围只剩家和学校附近。

在学会骑车前，阿斌的出行一直仰赖其他会骑摩托车的朋友。他总是被动等待，等朋友在偶尔想起他时来接他，离开沉闷的家。有次周末，他记得自己躺在床上，无事可做。那天，没有人想起他，他也提不起劲玩手机或者打游戏。

他就这样望着天花板发呆，躺了一个下午。

暴力筑造的家庭、规则严苛的学校和没落逼仄的乡镇，重重围困着渴望自由的青春。而闪着鬼火、高速飞驰的摩托车冲破了一切。

波仔至今记得，2020年，初二的自己第一次骑车去县城的场景。50公里的路程，夜晚的海风顺着衣领灌入身体。抵达时，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宽阔的马路、霓虹闪烁的高楼、坐满顾客的店铺。县城与小镇截然不同，仿佛另一个世界。

“好大，会不会迷路。”波仔强装镇定，内心却翻涌着激动与不安。除了一个熟悉路况的伙伴，其他人都像波仔一样，好奇地在摩托车上左顾右盼。

那两年，冲破家庭、校园的双重秩序后，摩托车一路疾驰，一度将男孩们带往更广阔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摩托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对抗秩序的武器，是通往自由的捷径。

图 |一位鬼火少年摩托车上的改装排气管

他们玩车最疯狂的两年，恰好也是严打改装车的两年。

2020年前后，国家陆续出台《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等文件，明确禁止篡改时速、电机功率、电池容量等关键参数。2021年起，多地启动“打击非法改装摩托车”专项行动，重点查处飙车、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行为，并通过电子监控等技术手段提升执法效率。

“一周里有六天都在抓车。”波仔心有余悸。随着监管技术进一步升级，面对愈加严格的管制，男孩们擅长的猫鼠游戏渐渐失效了。黄岐镇上的执法者们，在警局门口装了个监控。一次波仔酒驾被带往警局，执法人员通过大数据，进一步定位到他先前的违规驾驶记录。

探头拍下波仔经过的画面，显示他未满十六驾车、超速、载人、没带头盔——数罪并罚。波仔只能含泪从当年收到的1800元压岁钱中，掏出了1500元交罚款。

那两年，波仔收到的罚单，叠成了近一厘米高的厚度。

媒体上，关于鬼火少年的负面报道也开始层出不穷。《“鬼火少年”已从乡村来到城市，市民上街当心被他们伤害》《珍惜生命远离鬼火！》，类似标题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而现实生活中，少年们张扬的驾驶方式也造成混乱，引起居民的频繁举报。

黄岐镇上，老人们习惯在街道中央散步，那恰好也是鬼火少年们骑车的必经路线。好几次“狭路相逢”，波仔都差点撞到对方。波仔承认，在这种时候，刹车是刹不住的。好在关键时刻，对方总能及时闪开。波仔不敢停下，立刻驾着车逃之夭夭。

“开慢一点！”老人们只能无奈冲他的背影大喊。但此类忠告，很快就被风声冲散。他从朋友那听说，曾有位老人因为受到惊吓跌坐在地，摔碎了盆骨。

反叛

阿斌很快失去了他的第一辆摩托车。那是辆通体白色，车型绰号为“鬼火”的踏板摩托。他花了800元买下，又额外掏出100元改装了排气管。

2021年春天，辍学后的阿斌骑着这辆摩托经过学校门口，恰巧遇到几名警察和老师。摩托车轰鸣声引起了注意，七八个人迅速将他围在校门外的铁栅栏前。眼看车要被没收，阿斌慌了神，迅速拔下钥匙，扬手一抛，钥匙飞向学校旁的坡崖。

车被扣在校内，三天后，被警局的拖拉车拖走。“多管闲事。”阿斌至今对此耿耿于怀。车不正规又怎样？未成年驾驶又怎样？他厌烦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则，只觉得它们是无谓的约束。小镇上无牌摩托随处可见，“他们抓业绩，凭什么拿我开刀？”

后来，有了新车，阿斌出于报复心理，故意在警局门口轰响油门，等执法者追出来时，他已扬长而去。

这并非阿斌第一次因为摩托车与执法者冲突。半年前，他刚买车不久，因载人摔车导致朋友受伤，被对方父亲举报进了警局。为了避免车被没收，他谎称自己骑的是一辆黄色摩托，成功躲过追查，但仍因无证驾驶被拘留了24小时。

那是他第一次进警局。阿斌被安排在一张硬座沙发上，警员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警告他不得越界。阿斌蜷缩着双腿，连伸展都不敢，“坐得贼难受。”他厌恶这条界线，除此之外，没有再想更多。

面对世界，少年们怀揣着模糊而本能的冲动，更依赖过往经验和直觉行事。而经验之外，是他们未知的世界。

当被受伤朋友的父亲举报时，相比去警局，阿斌更害怕朋友父亲的责骂 —— 那是他熟悉的权威，是他成长环境中的秩序里的一部分。而警局背后所代表的社会规则，对他而言是陌生的、遥远的，甚至难以理解的。

许多现行的世界秩序，都令阿斌感到陌生和费解。小学时，阿斌靠自行车出行，每当被人超车，不满感就会油然而生。“凭什么他们开得比我快？”

类似的“凭什么”还产生在许多地方。比如打游戏，对手赢了，他也会愤怒，“凭什么是不该赢的人赢了？”他不服气。

这种秩序，终于在阿斌骑上改装摩托车时被打破。只要拧紧油门，就能超过别人。将那些四轮轿车甩在身后时，他觉得“特别爽”，胜利感在内心翻腾。

有时，他会隔着车窗向车内的人发起嘲讽，“怎么开得那么慢？”他感到得意。

就像骑车时不甘落后一样，阿斌抗拒失败，也不愿屈居人后。但他很快发现，能赢的方式，往往都在主流规则之外。他只能另辟蹊径。

阿斌也曾想过好好学习。但这条路径对他而言，似乎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小学时，阿斌的成绩就一直在班级末尾徘徊，每次算年级平均分，他的名字总是被剔除在外。有次数学考试，他第一次考了零分，心里忐忑不安。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数学老师并没有批评他，反而对他格外关注，经常在课堂上点名让他回答问题。尽管阿斌站起来后支支吾吾，始终答不上来，但他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和鼓励。

到了初中，阿斌下定决心要迎头赶上。他翻开书本，试图理解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数字，但很快，他就感到头晕目眩。“晕了，感觉整个头都在打转。”合上书本，阿斌心中感到无力。

根据入学考试的成绩，阿斌被分到了三班——这是年级上垫底的班级。班级内部，又有一条无形的分界线，将学生们进一步划分。刚入学时，阿斌还坐在第三排，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座位不断后移，最终定格在倒数第二排，与同样成绩不佳的波仔距离越来越近。

在学校里，阿斌和波仔这样的男孩，作为优绩主义的落败者被日益边缘化。

这些男孩们也逐渐认定自己没有学习天赋，不适合努力。课堂上，他们睡觉、吃零食、玩手机，而老师们则选择漠视，或者认为他们是多余的存在——就像树木上分叉的枝桠，因为偏离主流的生长方向，被视作急需修剪的“异类”。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当地的普遍现象。一名出生于2010年后的男孩回忆，自己曾因在课堂上吃泡面，结果被政治老师赶出教室。到了后来，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只要存在，似乎就是一种错误。“我在那边啃手指，他也叫我出去。”吃泡面的男孩说。

波仔的一名同学也有类似经历，他因在课上说话被某位老师驱逐，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习惯：只要那位老师一进教室，他就自动起身离开。

图 | 阿斌被没收的摩托车

在校园里，成绩不好又身无所长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弱势群体，几乎在各个层面不受欢迎。

阿斌表示，学习不好的学生如果还不出来玩，落了单，很容易就会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为了武装自己，他们往往需要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加入某些小团体。

阿斌认识一位比自己小三岁的男孩，因为个头不高，身形又像小学生一样瘦弱，这名男孩在上中专后便成了同学们欺负的对象。他的手机常常被抢去打游戏，零食也会被人毫不客气地夺走。受不了时，他只能偷偷拨打校外朋友的电话，倾述内心的压抑。

渐渐地，男孩开始厌倦上学。校外的朋友教他骑车，促使他加入摩托江湖。很快，这位男孩也从学校退了学。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与父母、学校、同伴、社会等建立起强度不同的社会联结，主要体现为家庭依恋、学校依恋和同伴依恋。紧密的社会联结可有效地控制越轨行为。

然而，家庭和学校，作为伴随成长最主要的场所，并不能给这些男孩们以归属感，而被他们视作需要打破的牢笼——这意味着，他们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唯一方式，只剩下同伴依恋。

许多成绩不好的男孩初中便早早辍学。这些在既有体系中被排斥，或脱离原有轨道、游离在社会边缘的男孩，因摩托车而凝聚成一个群体，成为鬼火少年。

在固有的世界中，他们是失败者。而在这个由边缘者新造的世界里，赢不再那么难。比起难懂的学习和复杂的社会规则，凭速度取胜显然更直接简单。

摩托车不仅将这些曾经的边缘少年带到马路中央，也赋予他们如同小镇中心人物般的尊严。波仔曾一度因为朋友的增多而感到自己“很有排面”。他们的车队在街头横行，如同巡视领地的狮群。

在这个群体中，男孩们获得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尊严至关重要，任何外界的轻视或侮辱都会触发他们的底线，引发强烈反击。

有次，波仔在马路上差点撞到一名同龄的男孩。对方冲着车队的背影破口大骂，怒斥他们“车开得那么快”“神经病”。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波仔的注意，“那几年，特别受不了听到这种话。”他回头看了一眼，记下了对方的模样，四处打听后拿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联合兄弟们在网上把对方骂了一顿。现实世界中，如果听到有人背后说坏话，波仔也会带人去对方家门口蹲点，试图示威。

男孩们凝结在一起，与他者发起对抗。这种张扬强化着他们的权威，也引来反感。男孩们发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和照片，经常遭遇挑衅评论，说他们“像傻逼”。战火常常从个人冲突演变成群聊对峙。这时，他们会通过关系网召集帮手，吵到最后人数从十几人增加到几百人。某次，波仔的一位同学拉来了50个帮手，声势浩大，自此声名远扬。

那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如今回想起来，波仔将他们的种种行为归结于青春期的叛逆。可到底要叛什么呢？波仔自己也不清楚。在被规训失败后，那种模糊而本能的冲动，贯穿着男孩们成长的始终。“就是想叛一切，什么不顺着我的，我都要叛。”

在与秩序的周旋和对外界的反抗中，被视为异类的男孩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共同体也变得更加坚固。

沉沦

阿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几乎完全由那个“鬼火”世界塑造。在那里，阿斌学到的法则是：只有表现得足够“狠”，别人才会怕你。

初中时，阿斌因轰油门曾被店家驱逐。他感到尊严受损，拒不听从，继续用油门声挑衅对方。那天晚上，阿斌被三个成年男子堵在巷子里。他立刻求援，叫来两位同龄人。两人骑着摩托车迅速赶到。第二天，两人都负了伤，其中一人头部肿起大包，另一人右眼肿青。“要不是对方带了武器……”他们不服气地解释败局。

乡镇建构了一个缩小版的丛林社会，在这里，拳头、钞票、异性缘，才是实力的证明。尽管曾经“摩托车大队”的男孩们早已四散开来，各奔东西。但阿斌身上仍烙有那段群体生活的印记。

2025年春节前夕，小镇迎来久违的热闹。返乡的人陆陆续续回到小镇。一年到头，这是小镇上人流量最多的时候。那时无业的阿斌已经在家待了数月。但没过多久，阿斌又一次进了警局。

起因是阿斌和朋友爬山返程时，遇到一名私家车司机问是否需要搭车。虽然没有乘车需求，阿斌的朋友却故意戏弄司机，引来对方辱骂。阿斌听到后，与司机发生冲突。争执间，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险些刺向对方。司机报警后，阿斌被带到派出所，最终双方私了，阿斌赔钱了事。

“当时我真的想直接捅他。”阿斌说。但在最后关头，一个念头跳出来阻止了阿斌：“如果捅了他，我要赔多少钱？”

让阿斌“放下屠刀”的，既非对生命的敬畏，也不是对法律的恐惧，而是对金钱的算计。在他所处的世界里，这就是规则——衡量一切的，不是善恶对错，而是代价与回报。

图 | 阿斌过年时爬的山

对金钱的渴望，自小便渗透在阿斌的成长中，成为他做出任何决定的起点。初中时，他每周只有10元生活费，晚上肚子饿，就蹭同学吃剩的泡面汤充饥。现实的贫瘠让他早早意识到金钱的分量。中学起，阿斌就无比渴望经济独立，一心想着辍学赚钱，还偷偷送过外卖。

但和所有试图走向更大的世界的男孩们一样，辍学后的阿斌经历了一段四处碰壁的生活。

2021年3月，为了赚钱赎回那辆被没收的白色“鬼火”，阿斌开始四处务工。他在小镇上的理发店内当学徒。老板知道阿斌只想赎车后，觉得他心不诚。阿斌只干了一周，拿了50元就离开。后来，他又去面馆当服务员，月薪800元，没存下钱，“花着花着就没了”。再接着，他又跑去奶茶店当店员。

那辆被没收的车始终没有拿回来。不仅是因为钱，他还搞不清各种复杂的手续和规则。他听说想要提车，还要出示合格证，“什么是合格证我都不知道。”

对于曾经的鬼火少年而言，比起熟悉的以速度与暴力取胜的世界，常规与秩序反而离他们更远。

阿斌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广东。2021年年底，奶茶店老板邀请他去广东发展，许诺以后提拔他当店长。阿斌信了，瞒着家里人去到广东一座不知名的小城。期间，老板不断鼓励他，“好好干，以后给你升职加薪，把这家店给你管。”

阿斌干得很卖力，但等了一年，这个“以后”始终没有到来。他最高只拿过3000元的月薪。

从广东回到小镇后，阿斌第一次陷入茫然，“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了”。他想过模仿网上的机车博主，拍视频发在网上做自媒体。

但想要拍出身临其境的感觉，需要在头盔上佩戴运动相机。他上网搜索相机的价格，发现最便宜的也要500元。“就算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犹豫很久，他选择放弃。

2023年，阿斌又重新启程，去了福州，蹲在各个兼职群里找活干。赚到最多钱的一次，是当保安，日薪200多元。他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接连被中间人放鸽子，被路人骗钱。那是一对夫妻，自称手机没电，想借点现金，留了电话号码给阿斌。他去附近的银行取了300元。

阿斌说，这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因为乐于助人。事后他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方，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直到现在，阿斌仍在各个行业间不停跳动。每份工作最后总是无疾而终。他形容那些工作总是在重复，“没有前景，干不出什么太大的事情。”

阿斌没有向从前的朋友倾诉过自己的迷茫，觉得没什么用。身边的朋友，处境并不比他好多少。曾经的鬼火少年们，大多是初中辍学，或者止步中专。现在不是待业在家，就是在哪里打零工。他只在姐姐面前短暂地表现过迷茫。但阿斌的姐姐高中便辍学，同样对未来感到困惑，无法给予他帮助。

当男孩们从固有的成长轨道跌落，周遭的世界没有可以拉住他们的绳索。摩托车的世界是脆弱而短暂的收容，却无法托举他们向上流动。

2023年，告别鬼火少年风驰电掣的生活后，波仔在福州某酒店当服务员，得到了一个被推荐至总店培训的机会。

起初，波仔觉得很新鲜。但很快，兴奋变成了不安。培训即将结束前，领导要求每个人做一份ppt，讲述自己的职业规划，只有他“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述职那天，在坐着十来个领导的会议室里，波仔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磕磕绊绊念完了那份不到10页的ppt文稿。

最后打分结果出来，一共50人，他排在48名。那段经历给波仔留下致命的阴影。“演讲完，就觉得我可以打铺盖走人了。”

面对广袤的未知世界，波仔像一个贸然闯入的不速之客。他心里发虚，觉得辜负了领导的期待。半个月后，他逃回了分店，提交了离职报告，连毕业证也没拿就回了家。

那之后，波仔便失去了迈出小镇的勇气，留在家附近的快递驿站工作，月薪3000元。离开包容他的鬼火世界后，现实社会世界展露出的参差，时常令波仔感到挫败。在酒店工作的领班，只比波仔大三岁。但在家里支持下，领班只干了两个月就提了辆20万的车。

为什么同样是十八九岁的年纪，有些人可以含着金汤匙出生，开着劳斯莱斯，而自己却还在骑摩托车？要怎样才能过上那种生活？波仔叩问自己。

记得第一次骑车去连江时，他的脑海中曾浮现出关于未来的图景：去远离家的地方租一个房子，找个轻松的工作，边上班边享受生活。他曾以为骑上车，就能踏上通往自由的路。后来，波仔回看这份憧憬，才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我离梦想近了一步，梦想也离我远去了三百步。”

面对有形的围墙，少年们曾经翻墙、逃课、辍学、绝食，最终骑上摩托车冲破一切。

可是如何面对无形的秩序？波仔没有答案。

图 | 阿斌在广东工作的奶茶店

小镇上，仍有新的、更年轻的男孩不断涌入鬼火圈。圈中流行的骑行工具，也从最早的踏板摩托，演变成电动车。这些电动车经过电瓶扩容、改电机等功能性改装，不断突破速度上限。有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00码以上，能跑得比汽车还快。

新一代的鬼火少年们同样坚信“读书无用”。他们自认不是学习的料，去了教室也是睡觉，既浪费时间还要交学费。“读了研究生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 短视频更为他们巩固了这一认知。

像曾经的阿斌一样，骑上摩托或电瓶车逃离学校后，经济问题取代家长的唠叨和老师的管教，成为这批男孩们最大的烦恼。

“每一天都缺钱”。吃饭、抽烟、喝酒、玩乐、改装车辆，一切都要钱。这些平均年龄不超过十五岁的男孩们熟练地谈论异性和金钱，就像久经人事的成年人一样。看到那些从银行提着钱袋子的人，男孩们觉得愤怒和不公，“为什么那些钱不属于我？”

从校园体系中的主流比赛落败后，世界似乎已经向鬼火少年们关上大门。曾经抱团取暖的温床，开始成为堕落和沉沦的泥沼。

阿斌的一位新朋友—— 一名初中辍学、染着黄色头发的15岁男孩 ——常常掀开沿街店铺的铁门，偷走店里的物品。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年龄的庇护下，即使被警察抓住，也无法构成什么法律后果。另一些年纪更大的朋友，靠经营灰色产业赚钱，被关了大半年后又放了出来，继续干——在看不见希望的体力劳动外，那似乎是更容易的选择。

“好像有一堵无形的墙。” 波仔模糊地形容着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不被认可，会被别人更好的想法替代掉。但这个方案已经是你目前为止能想到的最好的了。”

这种感受在许多时刻出现过，小到给摩托车换一个轮胎，大到胜任一份工作。波仔还记得在福州的酒店上班时，同样是将毛巾叠成花状，别人已经能叠出复杂的造型，而他学了半天还是只能叠出基础款。“心里觉得膈应，但是别人确实更优秀。”沮丧经常包围波仔。

压抑催生出了疯狂的欲望。只有在熟悉的车座上，这些愤怒或茫然，可以被短暂地抛在脑后。

2024年国庆，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视频拍摄地点为济南解放阁，一群鬼火少年骑着改装摩托和电瓶车，在马路上飞驰、炫技。他们手持冲天炮，穿梭在人群中，爬上公交站台，面对熙熙攘攘的路人，尽情跳起街舞。这一场公然“炸街”的行为很快被赶到现场的执法者制止，但这段视频的流传，却让鬼火少年再次成为公众焦点。

“太厉害了。” 波仔也看到那段视频。他下意识地夸赞道，“他们应该没想那么多，就是单纯地为了让心情达到巅峰，想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自己有多酷。”

在很多批评声音中，波仔迅速与屏幕背后的情绪产生了共情。那股不顾一切的冲动，也曾在他的内心深处燃起过。

春节前，波仔和几个伙伴一时兴起，也像济南解放阁的那些鬼火少年一样买了手持冲天炮。他们拿着焰火，从隧道里一路点燃，直到隧道外。波仔坐在伙伴的车后座，享受着刺激和兴奋。

但尽兴后，他突然开始感到后怕。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如果不小心点燃路边的干草怎么办？如果炸坏隧道里的照明设备怎么办？这些念头让他心里一紧。恐慌的同时，他却又感知到说不清的畅快。压抑已久的情绪，仿佛伴随那些火光，在风中冲向夜空。

今年春节，回到小镇的阿斌和波仔在一家修车铺门口，聊起远去的中学生活。他们细数当时如何与老师作对，如何在街头炫技。两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像回到十来岁出头的时候。但提及未来，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两人都无法回答。

家人劝波仔业余自学，再考个大专。波仔动了心。他开始拿自己与那些没有辍学的同龄人对比，发现他们更自信，更会表达，也更懂得如何在面对秩序时游刃有余。有时，他会懊悔地想：如果当初没有沉迷改装摩托，而是再拼一点，考上大专，生活会不会不同？

尽管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能捡起书本，重新开始。但他确信一点——如今的自己，必须主动靠拢那套曾渴望打破的规则。这或许不是他最想要的路，但却是唯一的路。

阿斌的态度与波仔截然不同。他依旧对这套游戏规则嗤之以鼻，坚信那并非成功的必经之路。春节后，他选择进厂务工。

在外打工的日子里，他时常怀念中学时的无忧时光。还在广东奶茶店打工时，他偶然翻到一段初中时期拍下的视频。

一群少年在山路上飞驰。画面里，自己身穿白色短袖，骑着改装摩托呼啸而过。油门一响，烦恼全消，前路仿佛永远辽阔。

来源：破局者Br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