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晓军！你是右派子女，还想当解放军？＂大队书记的声音在知青点名批斗会上格外刺耳。

＂高晓军！你是右派子女，还想当解放军？＂大队书记的声音在知青点名批斗会上格外刺耳。

正当我低头准备挨批，门外一阵骚动，村支书老周闯进来，扬了扬手中的信封：＂通知下来了，高晓军明天去县武装部报到！＂

会场一片哗然，我抬起头，看见老周布满皱纹的脸上堆满笑意。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变得轻松，像是扔掉了千斤重担。

我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北京某高校的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又被揪出来批斗。

全家被下放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整整八年。

父亲被安排在村里扫茅厕、挑粪，母亲则在生产队干农活。

那是一九七五年，我已在村里度过了三个春秋，挑过粪、犁过田，磨去了城里娃的娇气，却始终背负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签。

村里人见了我，总是绕道走，好像我身上带着什么瘟疫。

只有老周待我如亲人，时常塞给我几个红薯或是一把花生。

＂娃啊，人生不容易，咱们得往前看。＂老周总这么说，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拍着我的肩膀，温暖而有力。

每天清早，我都会看到老周那瘦削的身影穿梭在田埂间。

他是个实在人，话不多，却总在村民与知青之间调和矛盾。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腰间别着个搪瓷缸子，装满了凉白开，这是他的＂标配＂。

当兵对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几乎是奢望，可老周硬是帮我争取到了名额。

那天下午，我正在田里除草，老周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块毛巾，一路冒着汗赶来。

＂高知青，好消息！＂老周气喘吁吁地说，＂县武装部答应了，说你体检和政审都过了，下周就能去报到！＂

我愣在那里，锄头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这...这怎么可能？＂我结结巴巴地问。

村里人都知道，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当兵简直比登天还难。

老周神秘地眨眨眼：＂有关系嘛！咱老周虽说没啥本事，但这些年也攒了点人情。＂

那晚，老周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絮絮叨叨地说着部队的事。

＂去了部队要好好干，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老周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这在当时可是紧俏货，他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

烟雾缭绕中，他告诉我他曾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

说到动情处，他摩挲着大腿上的弹片伤疤，眼里泛着光：＂那会儿啊，冻得手指头都快掉了，可咱愣是没退。＂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发黄的军功章，递给我看：＂等你立了功，也有这么一枚。＂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仿佛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我女儿晓梅在县医院当护士，你要是进了县城，照应着点。＂临走时，老周欲言又止，＂她跟你一般大，也是个要强的。＂

当年轻的战士背起行囊时，我没想到这个嘱托会改变我的一生。

出发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包括那些平日里躲着我走的人。

老周给了我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双他让老伴赶做的袜子和一本《毛选》。

＂书里头夹了五块钱，紧急时用。＂他小声在我耳边说。

母亲站在村口，眼含热泪，父亲却不见踪影。

＂你爹说让你好好干，争口气。＂母亲低声说，我知道父亲是不敢来送我，怕影响我。

就这样，我踏上了去县武装部报到的路。

县武装部的张部长见了我，意外地热情：＂啊，你就是老周推荐的高晓军？听说你文化水平不错，初中毕业？＂

我点点头，不知道老周是怎么向他介绍我的。

＂老周是个好同志啊，当年在朝鲜，他救了不少弟兄。＂张部长感慨道，＂他专门来找我三次，硬是把你的名额争取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老周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部队生活严苛却充实。

刚入伍时，我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受到不少白眼，但我埋头苦干，不争不抢，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那些年，我时常收到老周的来信，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满是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他还会附上一些村里的土特产，红薯干、野菜干，偶尔还有腊肉，虽然到我手上时常常已经变质，但我知道那是他的一片心意。

每次写回信，我都会专门写上＂请代我向晓梅同志问好＂，但从未得到回应。

五年后，我凭借出色的表现提干，成为排长。

领到军官证的那一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周。

回村探亲的日子选在了麦收时节。

汽车离村口还有两里地时，我就背起行囊步行前进，想给村里人一个惊喜。

村口的老槐树依旧，树下多了个＂农家书屋＂的小木屋，门前坐着几个老人，正在听＂红灯记＂的广播。

＂这不是高知青吗？＂老人们惊讶地站起身，＂呦，当官了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询问老周的下落。

＂老周啊，在医务室呢，他闺女回来了，在给村里人看病。＂一位老大娘告诉我。

我快步走向村卫生室，那是一间用泥砖砌成的小屋，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写着＂卫生室＂三个大字。

推门进去，一股浓重的药水味扑面而来。

老周坐在角落的竹椅上，正在削一根竹子，见我进来，眼睛一亮：＂高排长回来了！＂

他站起身，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发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身形更加瘦削。

＂晓梅，快出来看看，是高排长回来了！＂老周朝里屋喊道。

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从里屋走出来，头发简单地扎成马尾，脸上没有一点妆容，但眉目清秀，皮肤白皙。

＂高...高同志。＂晓梅微微点头，语气生疏。

我这才想起，其实我们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县医院，我去看望战友，她正好路过；另一次是在县城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老周，你身体怎么样啊？＂我从背包里拿出带来的礼物，茶叶、糖果，还有一瓶＂白兰地＂，这可是托了关系才弄到的。

＂好着呢，老胳膊老腿还硬朗。＂老周笑着接过礼物，眼睛里闪着光，＂晓梅，给高排长倒杯水。＂

晓梅冲了杯绿茶，轻轻放在我面前，然后匆匆回到里屋。

老周递给我一袋自家晒的红薯干，目光闪烁：＂晓梅丫头咋样啊？＂

我有些困惑：＂老周，我和晓梅其实不太熟...＂

老周摆摆手，神秘地笑了：＂我早就跟她说过你，她闺女脸皮薄，装不熟罢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转而聊起部队的生活。

离开卫生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晓梅站在窗前，目光复杂地望着我。

那个眼神，我后来想了很久很久。

回到部队后，我收到了一封信，署名是＂周晓梅＂。

信中，她用工整的字迹写道：＂高同志，父亲常提起你，说你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学生＇。我想跟你道个歉，之前见面总是言语生硬，实在是不知如何表达。希望你在部队一切顺利。＂

信的末尾，她补充道：＂父亲最近常咳嗽，但他不让我说出去，你若有空，请常写信给他。＂

我立刻给老周回了一封信，详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

信中，我不经意地多提了几句晓梅，说她医术一定很好，是村里人的福气。

后来，我和晓梅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

起初只是客套的问候，慢慢地，我们开始分享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她告诉我，县医院条件虽好，但她更愿意回村卫生室工作，因为那里更需要她。

＂爹年纪大了，我不在身边不放心。＂她在信中写道，＂再说了，村里老人小孩多，有个懂医的在，大家伙都安心。＂

我在回信中表达了敬佩，并说起自己在部队的经历。

有一次演习，我背着伤员走了十里山路，因为坚持不放弃一个人，获得了团级嘉奖。

＂这让我想起老周常说的话：吃苦是福，吃亏是福，帮人是福。＂我在信中写道。

就这样，通过书信，我们的心越走越近。

第三年冬天，一封电报从老家传来，只有简短的几个字：＂老周病危，速归。＂

我连夜请假赶回村里，推开卫生室的门，看到晓梅跪在病床前，眼睛哭得通红。

老周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脸色蜡黄，但看到我进来，还是挣扎着坐起身。

＂高排长，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每说一个字都像用尽全身力气。

我跪在床前，握住他的手：＂老周，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老周摇摇头，艰难地从枕头下面掏出一个褪色的布包，正是当年送我去当兵时给我的那个。

＂这里面...是我的军功章，还有...还有一封信。＂老周喘着气说，＂你...一定要看。＂

晓梅在一旁抽泣，我强忍泪水接过布包。

＂好好待我闺女...＂老周的声音越来越弱，＂她虽然倔，但心地好...＂

那天夜里，老周走了，走得很安详。

村里人都来吊唁，连多年不跟我父亲说话的大队书记也来了，他站在灵前，默默地鞠了三个躬。

丧事办得很简单，按照老周的遗愿，他穿着当年的军装，胸前别着那枚褪色的军功章，安静地躺在用木板钉成的棺材里。

晓梅站在灵前，一夜未曾合眼，我站在她身旁，不知如何安慰。

邻居王婶悄声对我说：＂老周走前一直念叨你，说当年要不是你爹在延安救过他一命，他也不会冒险推荐你当兵。＂

我愣住了：＂什么？我爹救过老周？＂

王婶点点头：＂老周年轻时在延安当通讯员，有次送急件时遇到山体滑坡，被埋在土里。是你爹路过救了他，还背着他走了十里地到医院。这事老周一直记在心里，说是你爹的恩情，他这辈子都还不完。＂

原来，命运的齿轮早已咬合，而我却浑然不知。

当晚，我独自拆开老周留下的信。

信纸已经泛黄，却保存完好，上面是老周那歪歪扭扭的字迹：

＂晓军：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走了。不要难过，人这一辈子，能做几件对得起良心的事，就足够了。

当年你爹救我一命，我一直想报答，可你爹是知识分子，我这个老农民能给的太少了。后来文革开始，你爹被打成右派，我心里着急，却无能为力。直到你到了当兵的年纪，我才想到这是个机会。

我去县武装部找张部长，他是我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起初他不同意，说你家庭成分不行。我就三天两头去他家，帮他劈柴、修屋顶，硬是把他说动了。

你是个好孩子，这些年在部队的表现，我都听说了，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我还有个心愿，就是我闺女晓梅。她跟你一样，都是倔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我知道你们通信有段时间了，我偷看过她的回信（老头子不该这么做，但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看得出，她对你有心思。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照顾她。不是因为我救过你爹，也不是因为我帮你当兵，就只是因为你们都是好人，应该在一起。

周长林 一九八一年冬＂

读完信，我泪流满面。

丧事后，晓梅回到了村医务室。

我请了长假，留在村里帮她料理后事。

那间简陋的房子里，我看到墙上挂着的是她和老周的合影，旁边是我当年的征兵表格复印件，已经泛黄。

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药品和医疗器械，虽然简陋，但一应俱全。

＂晓梅，你怎么不回县医院？＂我问。

她擦拭着听诊器，淡淡地说：＂爹临终前让我回来，说村里老人太多，需要个懂医的。＂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勾勒出她清秀的轮廓。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家国情怀，什么叫责任与担当。

老周为我开启了从乡村到军营的路，而他的女儿却走了相反的方向。

＂晓梅，＂我深吸一口气，＂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

她愣住了，手中的听诊器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村里人都需要我。＂她低声说。

我握住她的手：＂我可以申请调到县武装部，这样就能常回村里。你也不用完全离开卫生室，可以分时间来。＂

晓梅的眼睛亮了起来，但很快又黯淡下去：＂你是军官，前途很好，我只是个乡村医生...＂

＂正因为我是军官，所以更应该记得是谁把我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我坚定地说，＂老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愿意用这生命守护他最爱的女儿。＂

晓梅终于泪如雨下，扑在我怀里。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就在村里的大槐树下举行。

晓梅穿着老周生前给她做的蓝布褂子，我穿着军装，胸前别着老周留给我的军功章。

乡亲们说，这是老天注定的缘分；我知道，这是血脉相连的恩情。

婚后，我如愿调到了县武装部，每周末都会回村帮晓梅看诊。

老周的医务室逐渐扩大，在县里的支持下，添置了新设备，成了方圆十里最好的村卫生所。

我们有了孩子，取名＂周军＂，姓他外公的姓，寓意传承老周的精神。

小家伙五岁那年，我带他去看望已经白发苍苍的父母。

父亲拉着周军的小手，眼含热泪：＂孩子，你要记住，这世上最宝贵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母亲则悄悄告诉我：＂你爹当年在延安救人那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过，是老周来信才让我知道的。＂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从部队退役，接手了村里的工作。

晓梅依然在卫生所坚守，我则担任了村里的文书，负责村民的文化教育。

每当新兵入伍那天，我都会站在村口，目送年轻人离开，就像当年老周送我一样。

我会给他们讲老周的故事，讲述那个因为一份承诺，为一个右派子女争取到当兵名额的老支书。

有时，我会独自坐在老周的坟前，对着那块简朴的墓碑说说心里话。

＂老周，你放心，晓梅很好，村里也很好。你的孙子周军已经考上了军医大学，说要当个＇穿军装的医生＇，我想，这是你最希望看到的吧？＂

每当这时，我总感觉老周就坐在墓碑后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腰间别着搪瓷茶缸，冲我笑着点头。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从乡村到军营，又回到乡村的故事。

是老周给了我走出困境的机会，而我，则用余生报答这份恩情。

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彼此的引路人，只要心中有爱，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