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拾老屋的时候，找到那张欠条是在老爹抽屉最下层，压在一摞陈年报纸下面。纸都发黄了，边角还有鼠咬的痕迹。八万元，一九九七年。

收拾老屋的时候，找到那张欠条是在老爹抽屉最下层，压在一摞陈年报纸下面。纸都发黄了，边角还有鼠咬的痕迹。八万元，一九九七年。

天气闷得慌，电扇嗡嗡转着，吹出的风热乎乎的，在后脑勺上又痒又麻。

“爹欠过八万？”我抬头问正在收拾衣柜的二姐。光线从窗外斜射进来，漂浮的灰尘在阳光里像小精灵一样缓慢舞动，照在二姐无神的脸上。

“八万？”二姐愣了一下，又继续低头折叠那些褪色的旧衣服，“哪来那么多钱，你记错了吧。”

我把欠条递过去。二姐拿起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她忘了带老花镜，手指在文字上一点一点地划过去。

“刘福生？这不是老药铺的刘家吗？”二姐终于认出了债主的名字，“就是三里街拐角那家，听说早关门了。”

老爹走得突然，脑溢血，前一天晚上还在院子里摆着小马扎乘凉，看着夜空发呆。第二天一早就没了声息，像是睡着了一样，床头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凉白开。我们都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

“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问，“咱家什么时候缺过钱？”

二姐的手停在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上，那是老爹生前最爱穿的一件，口袋上磨得发白。二姐摇摇头：“那年咱家盖房子，可能是周转不开吧。”

欠条上只有日期和金额，没有用途说明，也没有还款期限。只有老爹和那个刘福生的签名，龙飞凤舞，像是急匆匆写下的。

我心里一沉。老爹去世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忙着处理他的后事，又忙着安顿老妈的生活，竟然从来没想过他可能还有债务未清。八万元，在一九九七年是笔大数目，放在现在也不算少。

“查查刘家人在哪。”我对二姐说。

二姐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衣服：“你还真打算还啊？这都多少年了，人家都没来要。”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说的是老爹常挂在嘴边的话。

坐在后院的板凳上抽烟时，突然想起老爹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很少回老家了。每次提起回去看看，他都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是不是因为这笔债？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三里街。

药铺的位置很好找，但门面早就换了，变成了一家卖手机配件的小店，主人是个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耳朵上还戴着一颗亮晶晶的耳钉。

“刘家？”他挠了挠头，“我租这店面才两年，以前的事不清楚。”

门口的老式电风扇摇头摇得慢悠悠的，墙上的电表箱漏电，时不时发出”嗞嗞”的响声。

正准备走，隔壁修鞋的老头叫住我。

“你找刘家？”他嘴里叼着烟，眯着眼问。

我点点头。

“刘福生死了有五六年了。”他说，“他儿子刘建明在县医院上班，是个护工。”

没想到线索来得这么容易。

县医院离这里不远，十五分钟就到了。大厅里人来人往，空调冷气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有点呛鼻子。问了几个护士，才知道刘建明在三楼的骨科。

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推着一辆装满换洗床单的车从病房出来。四十来岁的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疲惫。

“刘建明？”我叫住他。

他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我：“你是？”

我拿出那张欠条，简单解释了来意。他接过去看了看，眉头紧锁。

“这事我真不清楚，”他把欠条还给我，“我爸从没跟我提过这事。”

“这笔钱不算少，”我说，“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他叹了口气：“我爸那人，做生意不行，但做人实在。要是有人欠他钱，他肯定记得。”

话音未落，一个护士小跑过来：“刘哥，12床的老人要上厕所，家属不在。”

“我先忙了，”刘建明说，“这样吧，你留个电话，我回去问问我妈，看她知不知道这事。”

晚上七点多，刘建明打来电话，说他妈妈记得这件事，想当面谈谈。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刘家。

他们家住在县城边上的一个老旧小区，楼梯间有股霉味，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春联，都是去年的，没人撕掉。

刘建明的母亲姓张，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但精神还好。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枸杞茶，茶叶漂在水面上，一上一下地浮动。

“你爹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告诉她。

她点点头，目光变得柔和：“你爹早把钱还清了。”

我愣住了：“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借钱后没多久，”她回忆道，“那年他家盖房子，急着用钱，向我们借了八万。但不到半年，他就还上了。”

“那为什么欠条还在我爹那里？”我问。

她笑了：“你爹说欠条丢了，我们也没在意。反正钱都还了，那张纸也就没什么用了。”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看起来是十几年前拍的。照片里的刘福生笑得灿烂，和善得像邻家大叔。

“你爹是个好人，”张阿姨接着说，“那年我们家药铺差点关门，库存的药材卖不出去，他主动帮忙介绍了不少客户。”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欠条让我纠结了好几天，没想到真相这么简单。

刘建明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放在茶几上：“我爸生前常提起你爸，说他是个讲义气的人。”

“那欠条……”

“你留着吧，”张阿姨摆摆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算是个纪念。”

回家路上，我骑着电动车，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起来一个关键问题：如果钱已经还了，为什么老爹还要把欠条收得那么严实？

第二天我又去了刘家，张阿姨不在家，刘建明正准备去上班。

“昨天我回去想了想，”我直截了当地问，“那笔钱真的还了吗？”

刘建明愣住了，然后叹了口气：“我妈不想让你难过，其实那钱确实没还。”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但不是八万，”他继续说，“只有三万多。我爸生前告诉我，余下的钱就当报答你爸的恩情。”

“什么恩情？”

刘建明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思考该不该说出来。

“那年我爸进了一批劣质药材，有人举报了。药监局的人来查，要是认定了，不仅要罚款，还可能坐牢。是你爸帮忙说情，还找人把那批药材换了。”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心里。老爹在乡里当过十多年的卫生院院长，在药监局确实有些关系。

“这事我妈都不知道，”刘建明说，“我爸临终前才告诉我的。他说，活着的时候做了太多掩饰，死了也该有人知道真相。”

回到家，我又仔细检查了欠条。在背面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全部已还，永不相欠。

老爹的笔迹。

二姐听了这事，默默地抽了根烟，烟灰掉在裤子上都没注意。

“怪不得那年药监局来查我们卫生院，爹差点丢了工作。”二姐说，“原来是为了还这个人情。”

晚上，我和二姐坐在老屋的后院，像小时候一样仰望星空。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院子角落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

“你说咱爹到底是对还是错？”我问。

二姐没有立即回答。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断断续续的。

“人这辈子，哪有对错分明的事。”二姐最后说，“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还了一个人情。”

我点点头，想起老爹常说的一句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第二天，我拿着那张欠条，去了趟照相馆，把它装裱起来，挂在了老爹的遗像旁边。

上个月，我在县城的农贸市场看到了张阿姨，她正在买菜，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精神了。

“你妈还好吗？”她问。

“还行，就是有点想我爹。”

她笑了笑：“人都这样，活着的时候嫌烦，走了才懂得想念。”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那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当年我爹帮了你们家，你们为什么不去举报他？药监局那事，要是查实了，他可能会坐牢的。”

张阿姨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想这事啊。”

她提着菜篮子，迎着阳光眯起了眼睛：“做人不能太精明，太精明了，算计来算计去，人心就没了温度。你爹帮了我们，我们记着就好，何必非要计较那么多。”

我送她回家，路过一家小饭馆，墙上的电视正播着新闻，说是有个贪官被抓了，贪了几千万。饭馆老板一边擦桌子一边嘀咕：“这么多钱够花几辈子了，还贪。”

张阿姨听见了，摇摇头：“人心不足蛇吞象，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

到了家门口，她从菜篮子里拿出两个苹果递给我：“你爹的事，别想太多。人这辈子，能交几个真心朋友已经是福气了。”

我接过苹果，感觉沉甸甸的，像是装满了所有未说出口的话。

回家路上，遇到小学的老师李大爷，他正骑着三轮车，车斗里放着一堆废品。他看见我，停下车招呼：“听说你在整理老屋？有不要的东西可以给我啊。”

我笑着点头。他的三轮车吱呀吱呀地远去，消失在巷口的阳光里。

老屋还是那个老屋，只是人走了，就空了。

我翻出老爹的日记本，想找找有没有关于刘家的记载。翻到一九九七年那页，只有简单几行字：

“今天借了刘福生八万块，盖房子用。这么多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

再往后翻，关于这笔钱只字未提。倒是有很多关于我和二姐的记录，比如我考试得了多少分，二姐的小孩子会走路了，诸如此类的小事。

最后一页，写着一段话：“人这辈子，借的欠的，不只是钱。活着，就是在不停地借和还。借一份情，还一份义；借一段缘，还一段念。到头来，能两清的反而是金钱，最难还清的，永远是人情。”

这话写于他去世前一个月。

那张欠条，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不是为了记住那笔债，而是为了记住那个时代，那些人，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往来。

二姐说：“咱爹这辈子没留下什么财产，但这欠条，或许是他留给我们最值钱的东西。”

我点点头。人活一世，能明白借和还的道理，懂得知恩图报的情义，也算是没白活这一遭。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梦见老爹。梦里他还是那个坐在院子里乘凉的老人，看着星空发呆，只是这一次，他的手里握着那张已经泛黄的欠条，嘴角带着一丝我们都懂的笑意。

欠条上写着八万元，但欠的，又何止是钱呢？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