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372年，瓜农张观从句容县跋涉至都城南京，向权倾天下的皇帝朱元璋献上一对并蒂瓜。这对“嘉瓜”，本属农家田间偶得，却因并蒂而生，被地方与朝廷视为不可多得的祥瑞。自此，一场始于瓜田、终于庙堂的纷争悄然展开，也由此开启了《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一书所揭示的微
1372年，瓜农张观从句容县跋涉至都城南京，向权倾天下的皇帝朱元璋献上一对并蒂瓜。这对“嘉瓜”，本属农家田间偶得，却因并蒂而生，被地方与朝廷视为不可多得的祥瑞。自此，一场始于瓜田、终于庙堂的纷争悄然展开，也由此开启了《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一书所揭示的微观叙事。
本书由明史学者、美国明史学会前会长施珊珊教授撰写，聚焦于这起看似寻常的献瓜事件，却从诸多不寻常的细节中，探寻明初王朝的真实构成与运作机制。
瓜农张观为何绕过地方衙门，直接赴京献瓜？朱元璋为何对这一祥瑞态度复杂，并未大加褒赏？朱元璋以及陶凯、宋濂、解缙等重臣留下的史料，为何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与解读不尽相同？正是这些异常与分歧，揭示了祥瑞如何被阐释并达成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政治文本如何被反复演绎，进而形塑历史，也使得后人能借以窥探历史书写下的历史真相。
从一对并蒂瓜看尽帝国之象，本书所呈现的不只是一次献礼，更是天命的象征、文本的流变、臣民与帝王之间微妙而深远的张力。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美]施珊珊 著，康海源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内文选读：
1372年7月28日，寻常一天的正午，明太祖正坐在都城南京的宫殿里打算处理一些工作，却被打断了。当时早朝已经结束，他正要批阅奏折时，礼部尚书陶凯领着一群大臣进来了，这让他有点诧异和烦躁。他们表情严肃，太祖以为他们又是来告诫他的某些过失、某些有违德政之举，但他们捧来了一对熟瓜。这对瓜并没有如平时端给皇帝享用的那样被切开并用细葛布盖住，它们被直接放在一个漆盘上，连在一起的瓜蒂也竖着。
难怪皇帝会觉得意外！太祖说道：
初止知有瓜，不分何如。尚书奏言：“瓜生同蒂。”既闻，甚奇之，试问前代所以。群臣历言：“前代数帝皆有之，称曰祯祥。今陛下临御之时，瓜生同蒂，产于句容，况句容，帝之祖乡，其祯祥不言可知矣！”此群臣美言如是。
在发表“美言”时，群臣借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即奇花异兽、天文舆地和天气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人世事务有某种意义。尽管大臣们说这对瓜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我们读到太祖本人对此事的描述，并与其他两个见证者的描述做比较时就会发现，在如何解释这对瓜的问题上，他们是存在分歧的。几百年来，多位作者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并有不同的解释。我基于对这对瓜出产地和种植者家族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从这一解释揭示了明朝政权的性质。本章将介绍关于此事的三种主要叙事——一个是太祖的说法，一个是《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还有一个是一位高官的说法——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大臣们用一对瓜打断了皇帝正午的文书工作。
明太祖在其《嘉瓜赞》的序中记述了大臣进呈并蒂瓜一事。他的序言侧重于他自己的言与思——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探讨，而对于大臣们的言辞，只做了简单的记录。例如，在太祖的描述中，陶凯只用简练的古汉语说了四个字——“瓜生同蒂”。皇帝不屑于记录在场其他大臣的名字或头衔，尽管他们是他在漫长的征服战争中的亲密同伴。另外两份由官员撰写的记录，则更全面地记述了群臣的谈话内容，与皇帝所言也有所不同。《明太祖实录》采用了在场目击者的记述，但在大约30年后，它才作为官修史书的一部分最终成形。各朝的实录都以《日历》、奏章为根据，由下一任皇帝组织史官编纂，而明太祖时期的记录出了名地不可靠，因为这些记录是学者解缙为了使太祖第四子永乐皇帝地位合法化而设计的。永乐帝朱棣在1402年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成为明朝的第三位统治者。就像明太祖自己的文章和关于并蒂瓜一事的第三种叙事一样，《明太祖实录》省略了部分对话，剩余的部分可能还存在伪造。尽管如此，但历史学家通常掌握的就是这种不完整的记录。如果将不同的记载相互对照阅读，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叙事中的差异来探究每位作者是如何利用并蒂瓜事件的。历史学研究的不仅是过去的事实，还包括记录这些事实的资料为何被书写和保存。
那么，为什么群臣——一群试图让一个庞大的新帝国运转起来的大忙人——认为并蒂瓜这件事很重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礼部尚书陶凯向明太祖解释说：“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陶凯将并蒂瓜解释为在朱元璋的仁政下，全国上下一片和谐而产生的祥瑞。和平和国家统一确实是相当大的成就，而且是他最近才取得的成就。
统一是从军事控制开始的。就在四五年前，明太祖和他的将领们从漫长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明帝国在政治上也是统一的。同时代的欧洲，地方权力大多是世袭的，且不受君主的严密控制，与此不同的是，明朝的地方官员由中央派驻，且任职地往往远离家乡，任期也不长。1380年之前，中书省丞相在皇帝的领导下，领辖六部（礼、户、吏、工、兵、刑）以及负责司法审查、天文、医药和马匹等事务的更小的机构。御史台负责监察整个官僚机构，甚至可以劝谏皇帝本人。还有一个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智囊团，即翰林院。朝廷派遣官员分赴约1500个州县以执行国家政策，并在地方上挑选专人，让他们负责在村庄与县城之间居中联系。随着和平的恢复和地方的重建，经济也慢慢复苏；正如导论中所言，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最终会出现，成为世界的驱动力。在明朝中期，也就是并蒂瓜出现120年后，哥伦布起航寻找中国商品（顺便给新大陆带去了第一批瓜种），而到明朝后期，西班牙人带着大量墨西哥银币涌入中国购买商品。因此，统一是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由于整个中国文化区自1127年以来首次处于汉族人统治之下，明太祖也决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其手段包括实行礼俗改革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号召民间依照古代举行乡饮酒礼，以及推广融合了儒学、佛教和民间信仰的道德规范。他的王朝延续了下来，但是他的社会设计并没有。
统一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之上的。但是，正如陶凯的话提醒我们的那样，明太祖只有得到民众和神明的默许，即天命，才能坐稳皇位。大臣们当然觉得有理由打断太祖早上的工作——这样一个好兆头正说明太祖实际上掌握着天命。记录征兆一直是官员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是从记载当朝大事的本纪开始的，包括吉凶之兆在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征兆可以被理解为“神灵对朝廷施政的‘评判’”。事实上，正确理解这些征兆对于王朝的存续非常重要。此外，此前的皇帝们通常乐于接受和宣传双穗禾、刻有文字的龟甲片和祥云等吉兆。但是——瓜？太祖持怀疑态度，故而询问历朝历代是如何理解并蒂瓜的。
皇帝要求大臣们做出说明是很合理的。虽然大臣们说这一征兆很容易理解，但解释反常现象实际上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天”这种神祇或力量，与给予摩西和穆罕默德明确指示以干预人间事务的上帝和真主是非常不同的。“天”不会说话。古代的圣贤已经发现了它的模式，按照这些模式治理国家，并将它们记录在经典中，包括《诗经》《春秋》《尚书》《礼记》（描述了各个时令和场景下的仪式）和《易经》（用以占卜行事的有利时机）。但在如何理解“天”所建立的道德秩序方面，经典之间的分歧很大。
此外，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洞察天意都是很困难的，而皇帝有德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愿意接受士大夫给他的解释和指导。士大夫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文学和儒家思想经典有深刻而广博的了解，这些知识将他们塑造成有德行、有思想的人。作为官僚，他们执行帝国法律，但作为学者，他们指导皇帝践行上天的旨意。这意味着他们偶尔要运用自己的学识并结合当时的情况，将异象解读为某种征兆。陶凯的解释就是一个典型：他提醒太祖天命所归，并奉承太祖，说太祖已经真正获得了天命。我们还将看到，当时官员对并蒂瓜的另外两种解释更为复杂。
当时关于并蒂瓜一事的第三种叙事来自宋濂，他长期在太祖身边担任高级幕僚，目睹了群臣进呈并蒂瓜。以宋濂为代表的一派儒家学者认为，朱元璋有潜力成为结束元末暴力和社会混乱的绝对统治者。在宋濂看来，有效的政府应完善到合乎天道，这样就不会滋生任何叛乱和犯罪，而且统治者的思想实际上应该与自然法则相一致。按照窦德士（John W. Dardess）的解释，宋濂眼中的统治者是这样的：
其明则日照月临也，其喜则祥飙卿云也，其怒则迅雷惊霆也，其生则甘雨零露也，其杀则毒霜虐霰也。
1358年，朱元璋经过金华这个当时的儒学中心，宋濂自此在朱元璋麾下担任幕僚，负责起草文书。
在宋濂的描述中，进呈并蒂瓜的主角不是陶凯，而是另一位大臣——中书右丞相汪广洋。他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学者，自1355年开始一直跟随朱元璋。汪广洋利用皇帝询问嘉瓜历史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博学。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关于汉代历史的一段话，这段历史记载提及许多与植物相关的征兆，如一茎多穗、异根同穗、树木连理、八瓜同蒂等。然后，汪广洋简要地提到了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的一封奏疏，这封奏疏向唐朝皇帝解释了统治者与植物征兆的关系。韩愈写道：
“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沾动植；迩无不协，远无不宾；神人以和，风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两根并植，一穗连房，或延蔓敷荣，异实共蒂。既叶和同之庆，又标丰稔之祥。
通过援引韩愈的奏疏，汪广洋断言，嘉瓜是一种标准的祥瑞，让新君与辉煌的唐朝产生了联系。汪氏继续说：“祯祥之应，有自来矣。陛下励精图治，超汉轶唐，故天锡之珍符，太平有象，实见于兹。”如汪氏所言，历史上的先例，不仅验证了祥瑞的真实性，而且成为这位明朝奠基人成就伟业的序幕。
宋濂继续写道，其他大臣也加入了汪氏对皇帝的赞美。他们还提到了此前上天对太祖本人的回应。在散文式叙述谈话内容之后，宋濂颂道：
郡臣曰都，载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万寿。
粤从启运，灵贶叠甄。两岐秀麦，合柎孕莲。
矧此贞符，近在辇毂。王化自迩，远无不服。
和韩愈的奏疏、汪广洋的话一样，宋濂的颂也是一种明显的奉承，这种奉承通常是君臣关系的一部分。但这些说辞也是一份未完成的宣传语，是统治者可以用来加强其统治合法性的告示草案。宋濂解释说，从古代圣贤周公开始，统治者就有纪念和宣传吉兆的传统。宋濂请求太祖下令让史官“备实录”——吉兆如果不公开，就没有用处！
太祖非常了解宣传的价值，尽管他把大臣们的话斥为“美言”。他自己就传布了一些“神迹”，暗示他生来就注定要成就伟业，他的著述也经常提到获得上天认可的迹象。但正如历史学家陈学霖解释的那样，正由于太祖坚持要“完全垄断这种宣传”，他有时会拒绝已被假定的吉兆，甚至惩罚那些进呈吉兆的人。1372年8月，在并蒂瓜一事发生后不久，太祖表示他担心官员们会编造并上报吉兆而隐瞒恶兆来欺骗、操纵他，就像他们对以往的统治者所做的那样。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皇帝积极鼓励呈报吉兆，太祖命令汪广洋只允许呈报恶兆，即灾难的前兆。6个月后，汪广洋被罢免了。他在并蒂瓜一事上的奉承之举显然适得其反。汪广洋的政治厄运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明太祖实录》中陶凯是进呈的主要角色，而宋濂的一手记录则突出汪氏的分析。可能是为了颂扬太祖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明太祖实录》的编纂者解缙略过了明朝初年的虐政。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太祖最终处决了1372年进呈并蒂瓜的几乎所有大臣，而这些人都曾与他共事多年。
例如，陈宁原是元朝小吏，曾建议太祖在征战中也要关心民生。1372年，陈宁任御史大夫，负责监察。1380年，太祖认为丞相胡惟庸图谋不轨，陈宁则被冠以与胡惟庸合谋的罪名而被处死刑。赵庸自1361年起在太祖手下领兵，被封为侯，1390年，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处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在1380年被迫自杀。宋濂在辅佐太祖20多年以后，也于1381年死在了流放途中。1372年参与进呈并蒂瓜的人中，只有陶凯和沐英（太祖的养子，战功赫赫）在太祖对开国功臣的大肆诛杀中幸存下来。解缙很清楚这段不愉快的历史。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臣子，他曾亲自劝谏过太祖：“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20年后，解缙把进呈嘉瓜时发言的角色安到了陶凯的身上，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写到象征先皇仁慈统治的征兆时提起这批不幸臣僚的名字。
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些人中有谁真的密谋造反，而且无论如何，任何密谋都不能成为太祖处决数万名所谓同谋者的理由。他把这些人揪出来，或牵连进去，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瓜蔓抄”。但是，如果仔细看看1372年进呈并蒂瓜时大臣们说了些什么，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大臣们事实上似乎很有可能如太祖所怀疑的那样，是在试图操纵他。
来源：南瓜爱美剧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