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会儿村里电话稀罕，接电话的都在晒谷场王老三家的小卖部。王老三一边对着电话喊着”喂喂”，一边朝我招手。我抬头看了眼水泥电线杆上的喇叭，村里已经两年没有广播了，接线员走了，倒也没人在意。

那会儿村里电话稀罕，接电话的都在晒谷场王老三家的小卖部。王老三一边对着电话喊着”喂喂”，一边朝我招手。我抬头看了眼水泥电线杆上的喇叭，村里已经两年没有广播了，接线员走了，倒也没人在意。

“快来，找你的，二婶家出事了。”

我放下手里扒拉的瓜子，认真地拍了拍手才接过话筒。电话那头嘈杂得很，医院的背景音和护士的广播混在一起，二婶的声音夹在里头，听着像是刚哭过。

“小亮得了血癌，要住院，你二叔今天进城了没回来，你能不能…”

当时我刚从县城技校毕业没多久，跟着木匠师傅学了点手艺，还没完全出师。这几天正好师傅回老家，我得了空就回村里。二婶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王老三的小卖部门口，看着马路对面的新坟头发呆。那是李大爷的坟，去年秋天的事。大家都说是喝了农药，也有人说是吃了鼠药，只有我知道他是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烧了，又把老母鸡杀了，炖着吃，剩下的肉他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怕浪费。

二婶的小亮比我小五岁，今年该十七了。我记得他上初中那会儿还在我家借过几本课外书，偶尔也厚着脸皮来蹭我的游戏机玩。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小亮居然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

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叫二婶，她急急地说了一句”你先过来吧”，就挂了。

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六月的太阳还烤得人喘不过气。医院大厅里排队的人多，有个大爷抱着只鸡走来走去，问护士鸡能不能算医药费抵账。小亮住在三楼的普通病房，推开门，他正在输液，手背上的针眼红肿着，看上去被扎了不少次才找到血管。

二婶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数字那栏密密麻麻写了一大串。她见我来了，也没说话，把单子递给我。上面写着”初步检查结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医学术语。

“医生怎么说的？”

“说要做骨髓穿刺确诊，还要化疗，后面可能还要骨髓移植。”二婶的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她的平静让我更加不安。

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大多是老人。有个老太太坐在床边嗑瓜子，瓜子壳掉在地上也懒得收。窗外的公交车喇叭声一阵高过一阵，夹杂着小贩的叫卖声。

“要花多少钱？”我问。

二婶把手指含在嘴里，想了想，“医生说至少二十万起步。”

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村里人能拿出两万都算富户了，二十万是什么概念？二婶家祖屋才值几个钱？

“小亮知道吗？”我朝病床上看去，小亮闭着眼睛，脸色灰白，看不出是睡着了还是装睡。

“知道。”二婶忽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我已经决定卖祖屋了。”

我愣住了。二婶家的老宅是村里数得着的老房子，清朝留下来的，木质结构，雕花的窗棂，走廊上的花砖都是手工烧制的。那房子是二叔的命根子，听村里老人说，二叔小时候曾经差点被过继给别人，就是因为攥着那房子的门槛哭着不肯走，老一辈才心软留下他。

“二叔同意了？”

“他不在家。”二婶说着，又补了一句，“反正我已经跟村东头的老钱说好了，十五万，明天过户。”

我还想再问，病房的门推开了，二叔站在门口，双手空空，脸色很差。

“张局长不借钱。”他说完就坐在了走廊的长椅上，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已经被压弯的烟，点了半天没点着。我注意到他的打火机是那种一角钱的红色透明塑料打火机，大概用了很久，外壳已经被烟熏黄了。

二婶什么也没说，只是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不起来了。

晚上我值班留在医院，二叔二婶回家收拾东西准备明天搬家。小亮醒了，声音虚弱地问我要水喝。

“你听见我爸妈说的话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声音很轻。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我不想治了。”他说，“那房子是咱们村最值钱的东西了。”

“别胡说，人要紧。”

“我知道，可是…”小亮欲言又止，“其实我昨天趁护士不注意，去查了这个病的存活率。”

我心里一紧，不敢接话。

他勉强笑了笑，“一半一半吧，就算是买彩票，也不是个好赔率。”

“胡说什么呢，好好养病。”我粗声粗气地打断他，起身去接水。

走廊饮水机旁边站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她正盯着手机看，眉头紧锁，手里的饭盒好像忘了拿，就放在饮水机边上，上面印着”幸福餐厅”四个字，有个字已经模糊了，盒子边缘还粘着一张”满20减5”的红色小贴纸。

“医生。”我叫住她，“就是302床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他…真的需要那么多钱治疗吗？”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有点疲惫，“你是家属？”

“嗯，他是我表弟。”我撒了个谎。

“老实说，他的情况不太好，需要立刻开始治疗。费用方面…”她顿了顿，“我们医院有慈善基金，可以申请，但额度有限，而且审批时间长。你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她说完就走了，饭盒还忘在饮水机上。我想追上去提醒她，却看见她在走廊尽头接了个电话，表情急切地转身往急诊跑去。

回到病房，小亮已经睡着了。我坐在他床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医院的天花板上有一块潮湿的痕迹，形状像个歪歪扭扭的问号。

第二天一早，二叔二婶过来接班。二叔眼眶红红的，衣服皱巴巴的，像是一整晚没睡。

“房子卖了吗？”我小声问。

二叔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首付给了五万，其他的等过户后打到卡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拍拍他的肩膀。二叔的肩膀瘦得只剩骨头，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老了，不再是记忆中那个能一个人扛起一袋米的壮年男人。

“我先回去了。”我说。

“嗯，你忙你的去吧，过几天搬完家我再联系你。”二叔说，声音沙哑。

我走出医院大门，迎面碰上了村里的李村长。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衬衫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一红一蓝，上面还有牙印。

“你怎么在这？”我惊讶地问。

“听说小亮病了，来看看。”李村长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顺便，带点东西来。”

我这才注意到他身后还跟着几个村里人，有王老三，还有开拖拉机的张师傅，以及村里卖豆腐的刘婶子。他们手里都提着东西，有水果，有鸡蛋，还有保温壶，大概是熬的汤。

“怎么大家都来了？”我问。

“村里人听说了小亮的事，都想来看看，顺便…”李村长没说完，但我明白了。

“二叔已经卖房子了。”我低声说。

李村长愣了一下，眉头紧锁，“卖给谁了？”

“老钱。”

“那个专门收古董的？”李村长突然变了脸色，“那房子可是咱们村的文物啊，怎么能卖给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带他们去见二叔二婶。病房里，当李村长看到小亮的样子，声音立刻低了下来。走廊上，大家围在一起小声商量着什么。

“房子真卖了？”王老三问二叔。

二叔点点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多少钱？”

“十五万。”

“那老钱打算干啥？拆了卖木料？”张师傅插嘴道。

“听说他想拆了运到城里，做个什么古董展览馆。”二叔苦笑了一下，“反正，房子没了。”

沉默了一会儿，李村长突然说，“咱们村里能凑多少钱？”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说话。

“我家里有两万。”刘婶子突然开口，“是准备给小孙子上学的，现在借给小亮，等他好了再还也来得及。”

“我这儿有三千。”王老三说，“刚进了一批货，剩下的就这些了。”

张师傅挠了挠头，“我能凑个一万。”

就这样，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能凑多少钱。最后李村长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了每家能出的数目。加起来大约有七万多。

“还差不少。”李村长皱着眉头。

“要不咱们村集体出一些？”王老三提议。

“村集体账上没多少钱，前年修水渠都是东拼西凑的。”李村长摇摇头。

正当大家冥思苦想的时候，电梯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老人，是村里的老书记，已经退休多年了。

“我听说了小亮的事。”老书记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很坚定，“我这里有一些积蓄，都拿出来吧。”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厚厚的一叠存折和现金。

“这是我这些年的养老钱，差不多有八万。”老书记说，“我这把年纪，也用不了多少了。小亮是个好孩子，村里出了他这么个大学生，咱们得保住他啊。”

我心里一震，不知道该说什么。小亮还在读高中，老书记却已经把他当成了大学生。或许在老人家眼里，村里能出一个读高中的孩子，就已经是莫大的希望了。

二叔听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却硬是一声不吭。二婶在一旁抹着眼泪，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李村长把老书记的钱也记在了本子上，合计了一下，“加起来差不多有十六万了，应该够小亮的第一阶段治疗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又有些担忧。

“可是房子已经卖了，首付都收了。”我提醒道。

李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个你别管，我去找老钱谈。”

两天后，我接到李村长的电话，说是老钱同意退房，不过要扣一万违约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钱花得值。

接下来的日子，小亮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化疗的副作用很大，他的头发掉光了，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奇迹般地，他的身体对治疗反应很好，医生说有希望完全康复。

村里人常常来医院看望小亮，有时候一来就是一车人。村里的老太太们会带来自家做的鸡蛋羹和米粥，虽然医院不让带外食，但护士们看在小亮这么有人缘的份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半年后，小亮出院了，虽然还需要定期复查，但已经基本康复。回到村里，二叔二婶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原本的老房子因为违约已经不能要回，而村里的其他房子要么太贵，要么条件太差。

就在这时，李村长又召集了村里人开会。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集资为二叔二婶建一座新房子。

“咱们村还有一块闲置的集体用地，原本是准备建养老院的，但一直没有资金。现在可以先拿出一部分来，给二叔一家建个房子。”李村长说。

村民们纷纷响应，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我师傅听说后，也主动提出免费帮忙做木工活。张师傅和他的拖拉机成了工地上的常客，每天往返于县城和村里，运送建材。

村里的妇女们轮流给工人做饭，刘婶子更是每天早上送来新鲜的豆腐和豆浆。王老三把小卖部里的饮料以成本价供应给工地。

就这样，在全村人的努力下，一座新房子在三个月内拔地而起。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格局很实用，还专门设计了一间朝南的卧室给小亮做书房。

搬家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新房子里的家具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村民们捐的。李村长送来了一副对联，上面写着”邻里守望，共建美好家园”。

二叔贴对联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好几次没贴正。最后还是我帮他贴好的。对联贴完，他站在院子里，默默地抽了一根烟，然后把烟头捏灭，小心地放进口袋里，生怕弄脏了新房子。

小亮渐渐恢复了健康，第二年春天，高考成绩出来，他考上了省城的医学院。全村人都为他感到骄傲，纷纷送来礼物和祝福。

临走前，小亮对我说：“我要学医，以后回来当村医，给乡亲们看病。”

我笑着说：“那你得好好学，别到时候把阑尾炎当成胃疼。”

他认真地点点头：“我会的。”

六年后，小亮真的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医生，并且选择回到村里，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他常常利用周末时间到各家各户去义诊，特别关照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有一次，我去卫生院找小亮，看见他正在给老书记看病。老书记已经九十多岁了，耳朵有些背，说话得凑到耳边大声说。小亮蹲在老人面前，耐心地听老人描述症状，然后把听诊器递给老人，让他自己听自己的心跳声。

“听到了吗？”小亮问，“这是您的心跳，比年轻人还有力气呢！”

老书记咧嘴笑了，满脸皱纹都舒展开来。

走出诊室，我问小亮：“老书记什么病？”

小亮摇摇头：“没什么大病，就是有些孤独。每周这个时候他都会来找我，说是哪儿不舒服，其实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我点点头，突然问：“你还记得当年生病的事吗？”

小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记得。每一天都记得。”

他指了指诊室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大学毕业时和全村人的合影。照片中，二叔二婶站在中间，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周围是村里的乡亲们，老书记、李村长、王老三、张师傅、刘婶子，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面孔。

“我欠大家的，这辈子都还不完。”小亮说，“但我会尽力而为。”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村庄的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远处，新修的公路上，偶尔有车辆驶过，扬起一片尘土。

我想起了村口的那座新房子，如今已经住了七年，墙面上爬满了二婶种的爬山虎，窗台上放着几盆花。每当有人路过，二婶总会招呼道：“进来喝杯水再走！”

这就是我们村的故事，平凡而又不平凡，像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中发生的无数故事一样，承载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

昨天，县里来人说要把我们村评为”文明村镇”，还要拍纪录片。李村长问他们要拍什么，对方说想记录一下村里的变化和故事。

李村长想了想，带着他们来到了卫生院，指着正在给病人看病的小亮说：“就拍他吧，他就是我们村最好的故事。”

我站在一旁，看着小亮专注的侧脸，心想：是啊，他就是我们村最好的故事。不仅因为他从死亡边缘回来成了医生，更因为在他的故事里，凝聚了一个小山村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情感——那些微不足道却又弥足珍贵的守望相助。

至于二叔家的老宅子，最终没有被拆除。老钱后来把它捐给了县文物局，现在成了一处小小的展览馆，里面陈列着这个地区的历史文物和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二叔一家三口和全村人的合影，背景就是那座老宅子。照片下方的说明写着：“守望相助，生生不息。”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问小亮要水喝的夜晚，想起医院走廊上那个忙得忘了拿饭盒的女医生，想起二叔颤抖的手和老书记那个装满积蓄的布包。生活从不缺少温暖，只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困境中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模样。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