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下着绵绵细雨，路面上积了浅浅的水洼。二叔骑着那辆永远擦不干净的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磨破了边的蓝色书包。小芳瘦弱的身体缩在二叔背后，一条腿伸直绑着木板，另一条腿自然地垂着。她安静得像是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个普通包裹。

我第一次见到二叔的女儿小芳，是在我们村那条唯一的水泥路上。

那天下着绵绵细雨，路面上积了浅浅的水洼。二叔骑着那辆永远擦不干净的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磨破了边的蓝色书包。小芳瘦弱的身体缩在二叔背后，一条腿伸直绑着木板，另一条腿自然地垂着。她安静得像是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个普通包裹。

骑车的二叔倒是忙着跟路边站着的人打招呼：“雨小了，今儿可以晒豆子了。”他的语气平常，好像后座上坐的不是一个残疾的孩子，而是一袋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大米。

“那是谁家的孩子？”我问站在门口晾晒咸菜的奶奶。

“你二叔的闺女，天生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奶奶手里的筷子在空中划了个不规则的弧线，“他媳妇嫌丢人，离婚跑了，留下他爷俩。”

那时我才十岁，对残疾这个词的理解仅限于”不方便”，还不懂得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残疾意味着什么。

二叔家的院子比别人家都干净。门前的水泥地每天都被扫得一尘不染，晾衣绳上的衣服按照大小颜色排列整齐。院子角落的菜园里，黄瓜秧爬得比别家都高。

小芳总是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或者一个笔记本。她的座位永远选在一棵老杏树下，树影覆盖的范围刚好和她每天挪动的距离吻合。有时是树下，有时是房檐下，取决于太阳的位置和那天的风向。

二叔是村里的电工，整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各家各户。他右腿裤管永远卷到膝盖，左边却规规矩矩地系着绳子，防止被链条勾住。裤子上总有几个油渍的黑点，亮晶晶的，像是某种独特的徽章。

“闺女，爸回来了！”每天傍晚，二叔的声音总会先于他的身影传进院子。

小芳会用那条好腿支撑着站起来，然后拄着一根漆成红色的拐杖，一步一顿地走到院子门口。

“今天学了啥？”二叔总是这句开场白。

小芳就会打开她的作业本，里面是她用圆珠笔抄写的一行行工整的字迹。二叔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睛看了又看，时不时地点点头。

“爸，这是除法，你看不懂的。”小芳有时会这样说。

“那你讲给我听听。”二叔会坚持。

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村子通了有线电视。二叔家是第一批安装的。那个沉重的大屁股电视机被二叔用自行车推车拉回了家，在院子门口卸货时，他滑了一下，电视机在地上磕了个角。

“没事，没坏。”二叔拍了拍电视机上的土，像是在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电视安装好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他家看《西游记》。小芳坐在八仙桌旁的小板凳上，眼睛亮得像窗外的星星。二叔端着一碗切得整整齐齐的西瓜，嘴里叼着半截没抽完的烟，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没注意。

“爸，你抽烟去外面。”小芳皱着眉头说。

二叔笑了笑，摁灭了烟头，放进裤兜，然后随手从墙边拿起一把蒲扇，不停地摇着，驱赶着屋里并不多的蚊子。

夏夜的风裹挟着稻田的清香钻进窗户。电视画面时好时坏，有时候孙悟空的脸会突然变成满屏的雪花。二叔就会站起来，摆弄天线或拍打电视机顶部，那动作熟练得像是修理他的电路。

“看，好了。”他总会说，即使画面依然模糊。

我不记得那晚的剧情讲到哪里，只记得小芳靠在二叔肩膀上睡着的样子。她的脸在蓝色的电视光影下显得格外白皙，那条短腿微微蜷缩着，好像在梦里也知道要藏起自己的不完美。

二叔的手掌宽厚，手指因长期和电线打交道而显得粗糙发黑。他小心翼翼地把小芳抱到里屋的床上，动作轻得像是在搬运一件易碎的玻璃制品。

之后的日子在电视剧和季节更替中缓慢流淌。二叔送小芳去了镇上的学校，每天早晨骑车送她去，下午再接她回来。不管刮风下雨，那辆自行车永远准时出现在校门口。

“你们都好，都好。”二叔常对前来搭话的村民这样说，右手在空中摆了摆，像是在赶走一只并不存在的苍蝇。

镇上有人看到二叔去卖血。那时候卖血是最快的赚钱方式，二叔的血型是万能的O型，据说很值钱。有人私下嘀咕：“就为了那个瘸腿姑娘，至于吗？”

二叔从不解释。他只是在每次接完小芳放学后，会在镇上唯一的书店停留片刻，买一本练习册或一支新笔。

有一次，我在卫生院看到二叔排队打点滴。他的脸色发黄，手臂上缠着绷带。看到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多虑了，就是有点头晕。”

那天晚上，小芳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桌上放着一碗没动过的面条，面条上飘着一个完整的荷包蛋，黄澄澄的蛋黄凝固在中间，像是一只注视着她的眼睛。

“爸爸说他加班，让我先吃。”小芳对来送菜的奶奶说。

没人告诉小芳，二叔还在卫生院的病床上，正对着天花板发呆。

初中毕业后，小芳没再继续上学。二叔给她在家里搭了个小桌子，买了台缝纫机。“咱学门手艺，不比读书差。”二叔这样对邻居解释。

缝纫机的踏板被二叔特意改装过，适合小芳那条不太灵活的腿。小芳很快就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活计——补补裤脚、缝缝被套。后来，她开始给村里人改衣服，小有名气。

那些年，村里人都换上了机器缝的衣服，只有二叔还穿着小芳手工缝制的衬衫。那些衬衫洗得发白，袖口总是整整齐齐地卷到手肘处，露出他晒得黝黑的胳膊。

“小芳的手艺好着呢。”二叔会这样对来送电费的我说，然后轻轻拉一下他的衣角，像是在展示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品。

我高中毕业那年，村里办了场露天电影。小芳和二叔坐在后排，小芳手里捧着一袋二叔从集市上买来的葵花籽。电影放到一半时下起了雨，大家纷纷散去。二叔脱下外套盖在小芳头上，自己却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第二天，二叔感冒了，咳嗽得前俯后仰。小芳煮了一锅姜汤，放在他床头。

“闺女，爸没事。”二叔摆摆手，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那年冬天特别冷。二叔的咳嗽一直没好，到了春天反而更严重了。村医来看过，说是肺有问题，建议去县医院检查。

二叔没去。他说：“这点小毛病，扛扛就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修理村头那户人家的电线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那天，小芳第一次坐上了救护车。她紧紧抓着二叔的手，脸上的表情比二叔还要痛苦。二叔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嘴唇却依然紧紧抿着，似乎在强忍疼痛。

“闺女，没事。”这是二叔昏过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严重。二叔不仅腿骨折了，肺部也有阴影。医生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但是检查费用不低，小芳站在医院走廊里，攥紧了手中仅有的几百块钱。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芳哭。她靠在医院的墙壁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的那条短腿在颤抖，好像要支撑不住她瘦弱的身体。

村里人凑了些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支付基本的检查费用。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的表情变得凝重：“肺癌，中晚期。”

小芳愣在那里，像是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还有希望吗？”她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医生叹了口气：“可以做手术，但成功率不高，而且费用…”

小芳没等医生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她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大门，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小芳像变了一个人。她开始四处奔波，找各种可能的方式筹钱。她把缝纫机搬到了镇上的市场，每天早早就去摆摊，直到天黑才回来。

有时候，我会帮她把缝好的衣服送到客户家，然后把钱交给她。她会认真地把钱放进一个红色的塑料盒子里，那盒子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二叔的照片，是他年轻时的样子。

二叔的手术定在了春节后。小芳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甚至连那台缝纫机也准备出手。但就在手术前两天，医院的护士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芳，你和你父亲需要做个血型检查。”护士说，“手术可能需要输血。”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下午，阳光格外刺眼。医生把小芳叫进了办公室，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小芳，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医生犹豫了一下，“根据血型检查，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不可能是你的亲生父亲。”

小芳站在那里，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您一定搞错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医生摇摇头：“科学不会骗人。你父亲是O型血，而你是AB型。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组合。”

小芳走出医生办公室时，脚步比往常更加蹒跚。她走到二叔的病床前，看着他苍白的脸和干裂的嘴唇。二叔睡着了，呼吸有些急促，眉头紧锁，似乎在梦中也在忍受着疼痛。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二叔布满皱纹的脸上。小芳突然注意到，二叔的耳垂是圆的，而她的是尖的；二叔的眉毛浓密，而她的细长；二叔的手指粗短，而她的纤细…这些微小的差异，她从未留意过。

那天晚上，小芳守在二叔床边，一夜未眠。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照进病房时，二叔醒了。

“闺女，你怎么还不休息？”二叔的声音很虚弱，但依然关切。

小芳握着二叔的手，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爸，我是不是您亲生的？”

病房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声在滴答作响。二叔的眼神变得复杂，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疼痛让他重新躺回了枕头上。

“谁告诉你的？”二叔问，声音有些颤抖。

“医生说我们的血型对不上。”小芳低着头，不敢看二叔的眼睛。

二叔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开始讲述一个被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故事。

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二叔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他在路边的沟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也就是小芳。女婴的一条腿看起来有些畸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她被亲生父母抛弃了。

当时二叔刚刚离婚，妻子嫌他穷，跟着一个开拖拉机的跑了。二叔把女婴抱回了家，给她洗了澡，喂了奶，然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收养这个孩子。

“我去派出所报了案，但没人来认领你。后来我就把你的出生日期登记成了我和你妈结婚周年的那天，给你上了户口。”二叔说着，眼圈红了。

“那…我妈知道这事吗？”小芳问。

二叔摇摇头：“她在我捡到你之前就走了。她嫌我穷，说这个家没法过了。”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小芳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擦去小芳脸上的泪水：“因为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血缘算什么？我养你这么多年，看着你一天天长大，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每一个表情，都印在我心里。这难道还不够亲吗？”

病房里再次陷入沉默。阳光渐渐变强，照在二叔和小芳的脸上。小芳握着二叔的手，感受着那些因为常年劳作而留下的茧子。

“爸，您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腿。”小芳突然说。

二叔笑了笑：“傻丫头，有啥好嫌弃的。你连一条腿都能站得比别人直，你比谁都强。”

手术在第二天进行。小芳在手术室外等待，心里念叨着各种她能想到的祈祷语。当医生终于走出来时，他的表情让小芳的心一沉。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停顿了一下，“但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

小芳没有哭，她只是点点头，然后问：“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术后的二叔比之前更加虚弱，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看到小芳进来，他竭力挤出一个笑容。

“闺女，爸这回可有福了，能住这么好的医院。”二叔看着四周的设备，感叹道。

小芳坐在床边，轻轻握住二叔的手：“爸，您要好好的。”

二叔点点头：“爸听闺女的。”

那个春天，二叔回到了家。小芳把他安置在南屋，那里阳光最好。她每天给二叔煮各种补品，虽然她知道这些可能对病情帮助不大，但她想尽可能地让二叔舒服一些。

村里人时不时地来看望二叔。他们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或者刚下锅的热豆浆。二叔总是笑呵呵地接受，然后说：“你们都好，都好。”

有一天，村长来访，带来了一个消息：县里要修路，会从二叔家门前经过，需要征用一部分土地。征地补偿款不少，足够二叔去大城市的医院再治疗一段时间。

小芳激动地告诉二叔这个消息，但二叔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闺女，爸不去了。在家挺好的。”

“可是大城市的医院条件更好，也许能…”小芳的声音哽咽了。

二叔摇摇头：“爸这一辈子，没出过这个县。我想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完最后一程。”

那个夏天格外炎热。二叔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他从不抱怨疼痛。有时候，他会要求小芳扶他到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看那棵老杏树，听听虫鸣鸟叫。

“闺女，”二叔有一天突然说，“爸有个心愿。”

“您说。”小芳立刻回应。

“我想看你穿一次新衣服。”二叔说，“你总是穿那几件旧衣服，爸看着心疼。”

小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我明天就去镇上买布料，自己做一件。”

二叔摇摇头：“不，去县城的商店买，买最漂亮的那种。”

第二天，小芳真的去了县城，买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她还特意去理发店做了头发。当她回到家，换上新衣服站在二叔面前时，二叔的眼睛亮了起来。

“真漂亮。”二叔说，眼里含着泪，“我闺女真漂亮。”

那个晚上，二叔和小芳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二叔突然说：“闺女，爸走了以后，你别守在这个小村子里。去大城市看看，那里的天更大，路更宽。”

小芳没有回答，只是紧紧握住二叔的手。

征地款到账的那天，二叔已经不能下床了。他让小芳把钱取出来，然后艰难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遗嘱：除了一部分用于丧葬，剩下的全部给小芳，让她去大城市生活。

“爸想了很久，”二叔气若游丝地说，“你不是天生就该困在这个小地方的人。你比任何人都坚强，都聪明。”

小芳把头埋在二叔的床边，泪水打湿了被单。

二叔去世的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微笑，好像只是睡着了。小芳坐在床边，轻轻抚摸着二叔已经冰冷的手，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葬礼很简单，村里人都来了。他们帮忙抬棺，挖坑，填土。当最后一铲土盖上时，小芳终于忍不住了，她跪在新坟前，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看到了小芳腿上的木板松了，她的那条短腿暴露在阳光下。但没有人在意，没有人嘲笑。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瘸腿姑娘，有着比任何人都要坚强的心。

一年后，小芳真的离开了村子。她用征地款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专门为一些特殊需要的人定制衣服。她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裁缝，甚至有人从别的县专门来找她做衣服。

每年清明节，小芳都会回来，给二叔扫墓。她会带一瓶二锅头，放在墓前，然后说：“爸，您看，闺女过得很好。”

村里人都说，小芳越来越像二叔了——倔强，善良，还有那种不声不响的坚韧。

有一次，我在县城偶遇小芳，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衣服，那条腿已经做了矫正手术，走路时只有轻微的跛行。看到我，她笑了笑，眼神明亮而坚定。

“听说你的店开得不错。”我说。

她点点头：“嗯，还可以。”然后顿了顿，“其实，无论血缘上是不是亲生的，二叔永远是我最亲的人。”

阳光洒在小芳的脸上，我突然发现，她的轮廓和二叔真的有几分相似——那种坚毅的神情，那种不言苦的淡然。也许，相濡以沫的二十年，已经让他们的灵魂互相渗透，成为了彼此的一部分。

在回村的路上，我经过二叔家的老宅。那里现在空着，院子里的杏树依然枝繁叶茂。树下的小板凳还在原处，似乎在等待主人归来。

风吹过杏树，沙沙作响，像是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坚持的故事——一个不是亲生的父亲，如何用一生的付出，成为了世界上最真实的”亲人”。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