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的二婶原本是县城一中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退休那天，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袖口有点磨白了，却比平常更认真地擦了口红。学校给她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几位老同事和她说说笑笑，一个学生送了一束花，花还是用报纸包着的。

我们村的二婶原本是县城一中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退休那天，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袖口有点磨白了，却比平常更认真地擦了口红。学校给她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几位老同事和她说说笑笑，一个学生送了一束花，花还是用报纸包着的。

这些都是赵老师告诉我的。赵老师是二婶的同事，现在也退休了，常来我修车铺闲聊。他说二婶那天一直笑着，眼角却有点湿。办公室的钟走得很慢，滴答声比平常更响。

“那天是个风大的日子，把学校门口的横幅都吹歪了。”赵老师说，“校长念着讲稿，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我很难想象二婶在台下听着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二婶总是站着的，站在讲台上，站在村口的杨树下批改作业，站在我家门口问我爸借锄头。她似乎从不需要别人的掌声。

退休后，二婶搬回了村里。她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儿子在深圳做工程师，女儿嫁到了南方。二婶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那房子门前有棵石榴树，树干上钉着一块写着”小心狗”的牌子，但谁都知道二婶没养狗。

牌子是我小时候钉的，那会儿觉得好玩。二婶回来后也没摘。

二婶退休的前几个月，常能看见她戴着草帽在自家院子里忙活。她种了几棵西红柿，还有黄瓜、茄子。那个夏天，她家的西红柿结得特别多，红彤彤的挂满了架子。

“吃不完，你拿些回去。”二婶总这么说，但其实她自己也吃不了多少。我后来发现她把大部分西红柿都送给了村里的孩子们。

那时候，村里的”向阳幼儿园”还在，是镇上统一管理的。园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听说是镇长的表亲。幼儿园条件一般，几间平房，院子里一个滑梯，两个秋千，都有些褪色了。院墙上画着几个卡通人物，是前几年请县城美术老师来画的，风吹日晒，现在只剩个轮廓。

二婶有时候会站在幼儿园的围墙外面看一会儿，看那些小孩子在院子里追跑打闹。她手里常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刚摘的西红柿。

“给孩子们的，维生素C多。”她这样解释。但幼儿园的保安——其实就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总是摇头：“园长说了，外面的东西不能随便给孩子吃。”

二婶也不生气，就笑笑，把西红柿放在墙根，转身走了。

有次下雨，我骑摩托车经过幼儿园，看见二婶撑着把旧雨伞站在那里。雨水顺着伞骨流下来，打湿了她的裤脚。园子里空荡荡的，孩子们都在教室里。二婶就那么站着，像在等什么人，又像什么都不等。

变故是在二婶退休一年后发生的。

那天早上，村里人发现幼儿园没开门。平常七点半就该开门了，八点多了还锁着。家长们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有人开始打电话。

“园长昨晚就收拾东西走了，说是镇上要撤这个园，孩子们得去镇中心幼儿园。”幼儿园的保安老大爷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说。他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枸杞，但缸子边沿有个小缺口。

家长们炸开了锅。镇中心离我们村有七八里地，没车的家长怎么送孩子？

正吵着，二婶来了。她穿着那件枣红色的毛衣，手里拎着个布袋子。不知怎的，人群一下就安静了。

“幼儿园不能关。”二婶说。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她以前在讲台上讲课那样，“我来办。”

就这三个字，敲定了二婶的后半生。

当天下午，二婶就去了镇政府。没人知道她和镇长谈了什么，只知道她带回来一张纸，上面盖着章。

第二天一早，幼儿园开门了。二婶站在门口，向家长们点头。保安老大爷还坐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搪瓷缸子换成了一个印着”最佳教师”的马克杯，杯子底下垫着几张纸，好像是要让它看起来高一点。

“二婶接手了？”大家问。

“暂时的，”二婶说，“我和镇上签了合同，三个月试运营。他们说幼儿园效益不好，我说我来试试。”

我后来才知道，二婶拿出了自己的退休金做担保，还把儿子寄回来的一部分钱也投了进去。

第一个月很艰难。原来的几个老师都走了，只剩下两个做饭阿姨和保安老大爷。二婶硬是一个人扛起了教学工作。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她几乎不休息。

有天傍晚我路过幼儿园，看见灯还亮着。推门进去，二婶正在教室里剪彩纸，准备第二天的手工课。

“二婶，您得歇会儿啊。”我说。

“不急，”她头也不抬，手上的剪刀咔嚓咔嚓响，“这些小动物明天孩子们要用。”

桌上摆着一排纸做的小动物，有兔子、狐狸、小鸡，还有一个不太像样子的大象。

“这象鼻子怎么是方的？”我笑着问。

二婶这才抬头，揉了揉眼睛：“啊，剪歪了。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了。”

我注意到她面前放着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纸，好像是什么教材。旁边还有个记事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您不是教了一辈子书吗，教小孩还用备课？”

二婶笑了：“中学和幼儿园不一样啊。我以前教大孩子《红楼梦》，现在得教小孩子《小猪佩奇》。”

我帮她一起剪完了纸，又修好了教室后门的插销。出门时，看见院子里的秋千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发出吱呀的声音。

“得上点油。”我说。

“明天吧，”二婶说，“明天天亮我来早点，孩子们来之前弄好。”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幼儿园的门口，背影有些单薄。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马路那边的电线杆。电线杆上挂着一只不知谁家的运动鞋，可能是孩子们扔上去的。

二婶的幼儿园有了名气是在第二个月末。

那天，县电视台来做了个采访。说是报道乡村教育，其实就是例行公事。记者是个年轻姑娘，穿着高跟鞋，走在幼儿园的院子里摇摇晃晃的。

采访定在上午十点，结果记者九点多就到了。那会儿二婶正在教小朋友们唱歌，一群小不点坐在地垫上，二婶打着拍子。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没有钢琴，没有音响，就二婶一个人打着拍子唱。最神奇的是，那些平常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全都安静地跟着唱，一个个眼睛亮晶晶的。

记者愣在门口，半天没说话。等歌唱完，她才走上前：“您好，我们是县电视台的…”

二婶擦了擦额头的汗：“知道，镇上通知了。孩子们，和阿姨问好。”

“阿姨好！”小朋友们整齐地喊。

采访比预计的时间长了很多。记者原本只打算问几个常规问题就走，结果一直待到了中午。她看着二婶教孩子们认识蔬菜，教他们刷牙，教他们系鞋带。

午饭时间，孩子们排着队去洗手。洗手台有点高，矮个子的孩子够不着。二婶找来几个小板凳垫在下面。

“为什么不换个矮点的洗手台？”记者问。

二婶笑了笑：“等着呢，下个月工资发了，准备换。”

吃饭的时候，二婶坐在孩子们中间，帮他们夹菜，擦嘴巴。有个小男孩不爱吃青菜，二婶就给他讲故事，趁他张嘴笑的时候把菜喂进去。

记者拿着话筒，但大多数时候她都忘了采访，就那么看着。

临走前，她问二婶：“您为什么要接这个幼儿园？听说运营困难，前任园长都放弃了。”

二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指了指院子里的滑梯：“看见了吗，那滑梯漆掉了，金属都露出来了，孩子们屁股上常常磨出红印子。我第一次路过的时候，看见个小女孩哭着从滑梯上下来，屁股上的裤子破了。”

“所以您是心疼孩子们？”

“不全是，”二婶低头整理了一下毛衣的袖口，那里已经磨得更白了，“我教了一辈子书，总觉得自己还能再教一辈子。”

那个采访播出后，意外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视频被传到了网上，有人把二婶教孩子们唱歌的片段剪出来，配上了文字：【退休老教师接手村办幼儿园，这歌声值得所有人听】

随后的两周，陆续有附近村子的家长来咨询，想把孩子送到二婶的幼儿园。

转眼到了年底，三个月的试运营期满。镇上派人来检查，发现二婶的幼儿园不仅没有亏损，还小有盈余。最重要的是，家长们都很满意。

“合同延长一年。”镇长在文件上签了字。

二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只是点点头，把文件收好。她那天戴着一副老花镜，镜框有点歪，可能是被哪个孩子扯过。

有了这份保障，二婶开始着手改善幼儿园的条件。她用自己的钱买了新的滑梯和秋千，又重新粉刷了教室的墙壁。原来掉漆的卡通人物也被重画了，这次是二婶自己画的，笔触有些稚拙，但格外生动。

有次下雨，幼儿园屋顶漏水，正好漏在午睡室的一个小床上。二婶连夜把孩子转移到自己办公室的小床上，自己打着伞坐在漏水的地方，接了一整晚的水。

第二天，村里人看见二婶顶着个盆站在屋顶上修漏洞。保安老大爷在下面递工具，一边递一边唠叨：“二婶，您这么大岁数了，让我上去吧。”

“你腿脚不方便，我来。”二婶说。她动作麻利，像是干了一辈子这活儿。

到了第二年春天，二婶正式聘请了两位新老师，都是附近师范学校刚毕业的学生。一男一女，男的叫小王，女的叫小李。他们起初来应聘，是因为别处找不到工作，但留下来却是因为二婶。

“二婶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看待，”小王后来告诉我，“她教我们怎么照顾孩子，怎么设计课程，甚至怎么和家长沟通。最让我感动的是，她从来不居高临下。”

有次，小王批评了一个孩子，说他字写得不好。那孩子哭了。二婶知道后，没当着孩子的面说小王，而是私下交流。

“孩子们需要的是鼓励，不是批评，”她说，“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天，小王专门为那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奖状，表扬他进步最快。那孩子高兴得蹦了起来，从那以后格外努力。

到了第三年，二婶的幼儿园已经小有名气了。不仅本村的孩子，连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争着来。教室不够用了，二婶就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做教室，自己挤在储物间里办公。

这年春天，一个意外的访客来了。是县一中的校长，二婶的老同事。

“听说你在这边办得不错，特意来看看。”校长穿着西装，站在幼儿园的院子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二婶招待他喝茶，茶杯是幼儿园的塑料杯子，上面印着卡通图案。校长有些尴尬地捧着杯子，但还是喝了。

“杨老师，我是来请你回去的，”校长放下杯子说，“一中新成立了个名师工作室，专门研究语文教学。我们都觉得，您是最合适的人选。”

二婶笑了笑：“我都退休多少年了，跟不上了。”

“您别谦虚，您的教学经验是宝贵财富。工资待遇比您退休前还要好，而且工作强度低，就是指导年轻老师，偶尔上几节公开课。”

“谢谢校长的好意，但是…”

二婶的话被一阵哭声打断了。一个小男孩跑进来，膝盖上蹭破了皮，血渗了出来。

“二婶，我疼！”小男孩扑到二婶怀里。

二婶一下子站起来，也不管校长在场，赶紧蹲下来查看伤口：“没事没事，二婶给你擦药，很快就不疼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创可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口袋里总是备着创可贴——轻轻贴在小男孩的膝盖上，然后亲了一下：“好了，亲一下，疼痛都跑掉了。”

小男孩破涕为笑，转身又跑出去玩了。

二婶这才想起校长还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孩子们磕磕碰碰的，习惯了。”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明白了。其实我早该知道的，您这样的好老师，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送校长出门时，正好是放学时间。家长们来接孩子，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个孩子抱着二婶的腿不肯走，说明天还要来找二婶。

校长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笑着说：“现在知道为什么这里要排队三年才能入学了。”

时光如流水，转眼五年过去了。

二婶的幼儿园现在有了正式的名字——“二婶幼儿园”。是孩子们自己叫出来的，后来干脆就这么定了。幼儿园也扩建了，从原来的几间平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有了音乐室、美术室和小图书馆。

最让人惊讶的是，这所村办幼儿园居然有了等候名单。家里有孩子的，提前三年就得来登记，不然很难轮上。

“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二婶经常这样解释，“是真的容纳不下了。我们要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

去年冬天，二婶摔了一跤，髋部骨折，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轮流去照顾她，孩子们画了一堆卡片送给她。

出院那天，二婶坐着轮椅回到幼儿园，孩子们排着队在门口等她。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朵纸折的花。

“二婶，我想你了！”一个小女孩跑上前，把花塞进二婶手里。

二婶的眼圈红了。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轻声说：“二婶也想你们。”

昨天，我又路过幼儿园，看见二婶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身边围着一群孩子。她正在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

阳光透过杨树的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远处，几个年轻妈妈抱着婴儿站在幼儿园门口，隔着围栏往里张望。她们在交谈着什么，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

是来登记的吧。虽然孩子才几个月大，但已经开始为三年后的入学做准备了。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天，二婶撑着旧伞站在幼儿园外的情景。那时的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继续教书育人吧。

人生啊，就像二婶常对孩子们说的那样：“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结束的地方，其实是另一个开始。”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