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不是终点：中韩如何携手守护人类文化遗产

摘要：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 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无疑是璀璨的明珠，对世界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创新，围绕着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以及传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引发了诸多探讨与争议，中韩两国在印刷术领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 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无疑是璀璨的明珠，对世界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创新，围绕着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以及传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引发了诸多探讨与争议，中韩两国在印刷术领域的交流与学术争议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首尔仁寺洞地下坛子中发现的600多个韩文金属活字中的一部分。

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过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在中国，人们开始了对不同活字材质的探索。在宋代乃至更晚的元代，有记载表明当时有人试验过与毕昇不同材质制作的活字。例如，曾提到过锡活字。据相关记载，南宋时期或者元代初年，便有关于锡活字的尝试，这一时期早于高丽王国时期保存在法国的铜活字印刷品。

元代的王祯是中国活字印刷术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物，他将毕昇时代的泥活字转变为木活字，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王祯在采用新型木活字时，提及在毕昇之后有人试验过用锡活字印书，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只是一种试验性的方法。同样，毕昇的泥活字虽然在技术上具有开创性，但从实际应用角度来看，其印刷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更多地具有实验意义。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成为全国最大且最先进的雕版印刷中心，商业性印刷极其发达，产业化程度颇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活字印刷在当时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商业优势。直到晚清，除了康熙年间西洋传来的用西洋方式制作的铜活字外，中国传统技艺的活字印刷效果大多未能超越毕昇的试验程度。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在较长时期内，雕版印刷占据主导地位。

十多年前，韩国的一件铜活字印刷品 —— 佛经《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申遗成功，这一事件在中韩两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不同反响。这件印刷品的实物现保存于法国，其申遗成功对于韩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事件。然而，中国的一些民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中国一批研究印刷术的学者不仅发表文章，部分学者还出版书籍，对韩国在铜活字印刷术方面的率先使用权持否定态度。

中国学者的否定态度主要依据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认识。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在活字印刷术的探索上早于韩国。如前文所述，在宋代和元代就有对不同材质活字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形成成熟的应用，但在时间顺序上早于韩国现存的相关印刷品。

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员潘吉星曾对韩国这件印刷品的印制年代提出质疑，他认为其年代并非高丽王国时期，而是要晚得多。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潘吉星的论据和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论证存在一定的民族主义导向，试图证明韩国的印刷术晚于中国。

事实上，中国真正大规模使用铜活字是在明代弘治年间。中韩两国在铜活字印刷的时间和技术应用上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判定韩国在铜活字印刷术上具有领先性。

在印刷术的发展历程中，关于发明权的争议不止于铜活字印刷这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在韩国庆州发现了一件汉字佛教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此后，部分韩国学者及韩国大众媒体认为印刷术是由韩国发明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双方就印刷术的发明权展开了激烈争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偏离了研究历史的初衷。研究历史应致力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其发明权不应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在这场争论中，部分中国学者使用 “我方”“韩方” 等表述，这种将学术问题民族化的做法，不仅妨碍了对客观情势的冷静看待，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韩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压力，如中华帝国的影响以及晚近以来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对较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然而，作为中国学者，不应以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对抗，而应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双向的。以中秋节为例，中国唐代初期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以及开元年间编的《初学记》中均未提及中秋节，这表明唐朝人在当时可能不过此节日。而根据新罗人入唐求法的相关记载，在唐代中后期，中秋节从新罗逐渐影响到中国。这一节日的传播体现了当时新罗王朝与唐王朝之间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此外，在语言文化方面，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双音节词，大多是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用中国经典翻译西洋文化时创造的词汇，然后传入中国。这一现象充分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影响。

回到印刷术的话题，韩国在印刷术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特殊性，在活字印刷的应用上有一定的特点。韩国使用汉文印制书籍的社会需求量远不如中国，且在操作汉字进行雕版或印刷时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活字印刷对于韩国来说，在重复使用活字、突破汉字操作障碍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此韩国的活字印刷在总体印刷品中的比重相对较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韩国的印刷技术领先于中国。

从技术层面分析，中国的活字印刷在从泥活字到木活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改进，但在印刷质量、排版美观度以及差错率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韩国在李朝时期的官方铜活字印刷效果相对较好，例如在版面平整度上有独特的技术方法，但其必然牺牲了效率。而且，韩国在铜活字雕刻方面，总体上比中国刻得要好，但这也是在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在产业发展中，效率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能单纯以技术的某一方面来评判一个国家印刷术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