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那个春天，北京城空气里的烟尘飘向人民大会堂。九大会议厅里，毛泽东突然偏头问出那句话：“谭启龙那个放牛娃来了没有？”会场一时静了几秒。只有熟悉这段革命历史的人明白，这名字背后是一段没完没了的旧故事，有苦有辣。

1969年那个春天，北京城空气里的烟尘飘向人民大会堂。九大会议厅里，毛泽东突然偏头问出那句话：“谭启龙那个放牛娃来了没有？”会场一时静了几秒。只有熟悉这段革命历史的人明白，这名字背后是一段没完没了的旧故事，有苦有辣。

谭启龙，190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的村子里，不巧逢上那个年代的冷风。他父亲靠种地为生，常年在地主家做活，双手都磨出了厚茧。一个家，一口锅，每天清早的粥里看不见米粒——他竟然觉得饿也算习惯。这样日子下，父亲也就是早死晚死的命。果然谭启龙六岁那年，家里天塌了，没得商量！

孤儿寡母撑着日子，母亲把能卖的都卖了。十岁那年冬天，大雪没停。母亲为几斤粮跟团丁们争执，反遭毒打，没撑多久就去了。只剩他一个，他就蹲在地主家院子里，揪着枯草喂牛，牛咀嚼时，少年偷偷流泪，谁没瞧见。打工的日子，有人觉得熬几年就没希望，他倒没想那么多，反正活着比死轻。后来，村里有人说山上的红军来了，毛泽东领头。他心里仇恨翻腾，下定决心扔了牛鞭，跟着队伍走了。

1928年刚过完年，14岁的谭启龙站在队伍中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和他那帮兄弟，平日里怕地主，遇见红军后学会不怕事。谁说小孩只能干杂活？枪都玩得溜。进了团，两年就让他带队伍，连文件都认得一点。

这里有个插曲不得不提，刚开始去学文化，谁都瞧不起这个“牛倌”。他倒赌气死学，几个月书本啃下来，居然会写几行字。后来，省委开会把他名字点了出来——那个自信心啊，忽然就不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后来没人记起。可他记得，一清早怎样偷时间用手指在地上写字，就这样坚持到大家叫他“有文化的干部”。

1933年，中央苏区瑞金搞马列学院，又让他去上课。他第一次靠近毛泽东——主席穿着一身灰布衣服，有股子劲儿，说话爱带笑。那天八县平民团代表大会，毛泽东讲话，说农村阶级分析方法，举的例子全是土话，接地气。不稀罕什么大道理，但一屋子人听完都说明白了。

主席亲自问这瘦小的少年，“你家做啥的？”谭启龙咬牙道出自己身世。毛泽东点头：“放牛娃都是雇农，雇农就是咱们无产阶级嘛。你能丢下牛鞭革命，难得！”说到底，这话比那些“要努力”更让人心里发热。他心想有盼头了，原来穷人也能被人记住，哪怕名气小。

后来，只要瑞金有会，谭启龙每次见到毛，主席总把他叫“放牛娃”。别小看这称呼，他反而觉得是夸奖，不是嘲弄。院子里开小座谈会，有一次，主席笑说贺子珍是永新人，“咱半个老乡啦！”他一开始没明白，过后细想，觉得“半个老乡”就是得宠了。那几年，打仗忙，命都不值钱。

井冈山、湘赣苏区、红小鬼。谭启龙混得顺手，16岁做了县少先队队长。干活抢先，成绩多，省里书记也记得他名字。可惜好景不长，战争转向，红军苦战三年游击，连吃顿饱饭都难。谭启龙带队拼命，夜里翻山，白天藏着。他说记忆里都是饿、咸菜和枪声，当然也有人掉队。有时候想想自己到底图啥，还活着到底是不是福气？

抗战爆发，他被调去筹建党组织、搞抗日救亡。一次浙东夜路看见海边的渔火，他愣住了。那年头搞地下工作，白天要装疯卖傻，夜里还怕被绑票。新四军苏皖、浙东烽火。粟裕、陈立平他们耳熟能详，他常年打交道，做人又得圆滑又不能软——很多情况说不上好坏，事过后也太难回忆。

中共苏皖特委成立时，他40来人带队，局面糟得很。武装队伍总是今天在，明天分。那些地头蛇、旧地主，好像怎么都扳不倒。可他硬是熬住了，总能看到拐点。队伍发不起枪，他把拖拉机的铁皮磨成弓箭。群众救亡运动，讲起来有多热闹，其实冷清得很。全靠各地小骨干死扛。资料记得，1939年后苏皖三地武装壮大，已经能主动打敌人，还拉着百姓一起上街游行，有点新花样。

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夏天形势紧张，谭启龙组建工作委员会，带人部队开会，晚上睡草堆。最难受那阵儿，他说每次都觉得要完。他老怀疑这仗能不能打下去。可撑几年后，浙东根据地人口破四百万，武装一万多，这还是权威数据。到1945年成了中共控制八大战略区之一，他倒狗急跳墙，还真差点翻车。

跟毛泽东后来在浙江相见，是1952年春天。二十年未见。这次毛主席说，“小谭啊，你早年是红小鬼，如今做省委书记，不能小看自己。”又提起那句老话，“放牛娃”，语气带点玩笑。谭启龙却认真得要命，认死理儿接受批评。“主席您那年说过的话我没忘，总得把事做对。”他忙不迭点头，也不知说的是罪过还是光荣。

浙江时期，他接管全省工作，细致到每个干部都培训一遍。个中麻烦难得说，只知道事无巨细，事事要有人背锅。后来浙江接管通报表扬他，什么光环、通令表彰，嘴上不说，心里当然舒服。再后来调任山东，已是有头有脸的领导。他居然开始怀疑，革命真成了事业。

1957年调研农村，故事又变成了厉家寨的“愚公移山”。国务院特下锦旗，毛主席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说是好样板，可村里人自己还穷得叮当响。谭启龙信了这些，他以为榜样力量能敲开更多门。他有时候觉得自己能改变很多，其实有些事他也根本改不了。又怎么样，反正最终成绩单给他，一大摞荣誉，总要有人扛下。

60年代，大风大浪来了。谭启龙头发稀了，眼睛更亮。毛主席一而再三在会上夸：“小谭‘抓革命促生产’的想法可以。”他家里人高兴他没说，自己还琢磨不通，有时候被肯定了也是压力。转年九大召开，主席张口就找他，“谭启龙来了没有？”感情是放在台面上的。别人看着是荣誉，他其实有点惶恐。

北京工作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给他安顿工作。他被派去福建，还挺不情愿。其实，毛主席没说回山东，也不让他在京，“换个地方革命也好”——一句话就把以前的功劳都轻飘飘带过。周恩来叮嘱，“三件事：看文件、检查身体、和工人座谈。”谭启龙有点木然。老实说，他有时也想在一个地儿扎下根，不老换。

临行前的工厂座谈，工人哭得稀里哗啦，他走得潦草。北京告别那天，邓颖超又嘱咐他，“坚持党的传统”。这些话说多了都快失灵，可他心里明白，出场不能走样。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当了福建、青海、四川三地第一书记。八十年代初年纪渐大，明明手里有权，偏偏主动退二线。上头说好，他底下人心里泛凉。说真话，他有时候觉得，权力抓久了反倒麻木，“走与不走”也没啥大分别。

1986年，邓小平送横幅“人间重晚晴”。2003年武汉冬天，谭启龙病逝济南，岁数90，往事如烟。有次他酒后自语：人做大事到底算什么？不过一个岗，干过擦身就过去。可是，毛主席说你是“放牛娃”，这事一辈子甩不开。

有人问他，革命到底值不值得？他说谁知道。他也犹豫，到底奋斗是出于什么。可直到离开，谭启龙仍在说，他只记得当年毛主席的一句话，“要得！”其实答案已经在里面了。谁又能说清，这一路的风雨和掌声，到底是天意，还是别的什么？

故事讲到这就差不多了，有些细节或许再也没人能核实——但那个放牛娃的身影，穿过硝烟和年代，始终没有真正消失。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