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从“九一八” 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艰难时刻，黄炎培积极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向国民政府呼吁进行抗战；鉴于国民党当局实施不抵抗政策，他强烈呼吁进行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从“九一八” 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艰难时刻，黄炎培积极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向国民政府呼吁进行抗战；鉴于国民党当局实施不抵抗政策，他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政治；他还利用个人影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抗战中来。黄炎培在此期间的抗日爱国活动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反映出他作为一位杰出民主人士的光辉形象。
一、揭露日寇侵华阴谋
1931年春，黄炎培在日本考察时，感受到了“日本已公开的嚷着要占领了中国才得海上与美战，陆上与苏俄战。其侵略大政策中，有一点可以告述者，便是日人侵华的一条路线：预备由海州登岸先占徐州，将中国北部占有，然后进占郑州，将平汉及津浦二铁路截断，使南北关系隔绝”［1］（P131）的舆论。因此，他心急如焚，不顾个人安危搜购了三册反华书籍后，急忙返国。返国期间，他以《申报》记者的名义写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回国后，黄炎培东奔西走，通过讲演、谈话等形式，多次向国人谈及这个问题。5月29日，他特意到南京晋见蒋介石，向他面谈在日本听到的侵华消息，并把从日本买来的三本反华书籍呈报给他，希望他能早做准备。但蒋介石默不做声，要他去找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听后，不仅对黄炎培报告的情况不予理会，反而讥笑他说：“如果你黄炎培知道日本要打仗，日本才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你黄炎培是不知道的。” ［2］（P90）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仅隔了4个月，即在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就突然炮轰沈阳，进攻吉林、黑龙江，短短几个月内，整个东北就陷于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黄炎培顿足痛哭。当时在上海申报馆工作的他，匆匆离开报馆赶到主编史良才家中。在史家，许多人正热火朝天地打牌，黄炎培焦急地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牌桌边一个人嘲讽他说：“中国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要你一个人起劲！”黄炎培被激怒了，他狠狠一拳砸在牌桌正中，悲恸地说：“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黄炎培强烈的爱国思想于此可见一斑。事变发生后，黄炎培和江问渔、杨卫玉等人组成“抗日救国研究会”，天天讨论时事，发表个人见解。他们还派代表去南京，要求晋见蒋介石，陈述抗日救国建议。9月28日，在黄炎培与王正廷对话时，抗日请愿群众拥入外交部，把这位外交部长痛打了一顿。事后，黄炎培在他的日记中，对这位外交部长被打一事记着“应该！应该！”，态度非常鲜明。
二、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虽然有一批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人士，但本质上依然是军阀政权，封建色彩颇为浓重，在国家民族危机面前，他们采取了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3］。这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微弱的宪政潮流。作为资产阶级阵营的精英人物，黄炎培不仅积极参加了这次宪政运动，还提出了鲜明的宪政主政。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召集国难会议的决定。消息传出后，黄炎培认为这是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因此，他联合社会进步人士积极组织团体，频频集会，呼吁民主政治。12月，黄炎培、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言论自由。1932年1月13日，黄炎培等人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指出：“事至今日，请诸公捐助一切，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国搞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竟无如何，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2］(P92)在此影响下，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陆续成立了一批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
在社会各界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的呼声中，国民党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参加会议的会员“由国民政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志士聘任之”，会员名额按地区分配，上海地区最多，共87人［4］，黄炎培也在其中。3月19日，黄炎培等38名国难会议成员召开会议，做出四项决议：1、开会地址，应电达中央，请到南京开会；2、要求政府保障会议席上之言论绝对自由；3、国难会议正式开会时，不举行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以表示开放党禁；4、组织提案预备委员会，张耀曾、王造时、褚辅成、黄炎培等16人为委员。3月下旬，黄炎培又和王造时、王云五、史量才等62人联名签署了一项《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的提案，要求：1、以武力自卫为主、国际折冲为辅，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完整；2、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相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得用公款支付国民党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集中全国人才，成立有力政府并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3、筹备宪政，要求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
然而，国民党不肯轻易放弃一党专政。3月22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第14次会议决定国难会议在4月7日举行。25日，国民党政府申明国难会议的议题限于“剿匪”、“赈灾”、“御侮”三项，不提改革政治的事。国民党固执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使黄炎培极为失望。4月1日，他联合史量才、王汉良等54名国难会议会员召集会议，主张拒绝赴会。6日，在国难会议召开前夕，黄炎培等66名国难会议会员一致拒绝参加国难会议，并发表联名声明，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指出：“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睽离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耻，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7日，在国难会议开幕的同一天，黄炎培等未出席国难会议的会员在《申报》上发表公鉴，指出：“救亡大计惟在全民合作，合作之基惟在实行民主主义之宪政，非此不足以解除纷扰，挽救危亡。”10日，黄炎培、史量才等再次发表通电，重申宪政主张：“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切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凑效。”［5］(P301—305)然而，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并没有接受黄炎培等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吁，只是通过了“御侮”、“救灾”、“绥靖”等国策，不愿意给人民民主权利。
三、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抗战
黄炎培在呼吁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利用自身影响积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不久，黄炎培联络上海各界爱国人士35人，商量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12月23日，黄炎培集合社会力量，创办了《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为《国讯》），并亲自担任发行人。该刊物主要内容为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主张收复东北失地，呼吁抗日救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了支援前线军需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6］（P98），黄炎培领导职教社参加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各项后勤工作。职教社主办的徐公桥农村改进区也曾采办军粮7000石，运送给十九路军。黄炎培、江问渔等人还创办了“一二八残废院”，专门收容在松沪战场上负伤致残的军人。7月，日本侵略军向热河及华北进犯，黄炎培先后三次北上，在北平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会，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发动平津银行界每月献款2万元［5］（P293—309），用于前线作战。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前的历次抗战活动中，黄炎培都利用各种力量积极募捐军饷、慰问伤员等。
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逐步深入，日货也像潮水般涌进了中国，上海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首当其冲。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黄炎培呼吁发展民族经济，提倡使用国货，呼吁人们“看到是国货拿到手里不要放掉，非国货拿到手里立刻丢掉”［7］ 。1931年11月2日，在沪职教社员2000余人举行不用日货宣誓大会［2］（P91）。12月，黄炎培从日本考察归国后，提出了“用国货，穿布衣，剃光头”的主张［2］（P93）。1933年3月，黄炎培参加了上海国货指导所理事会，开展推广国货运动。1934年元旦，在黄炎培等各方人士的积极努力与筹备下，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家庭日用会、妇女提倡国货会、上海市商会等团发起“妇女国货年” ［2］（P99）。在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下，全国进口日本商品明显减少，“日本对华输出商品（不计东北三省）与1930年相比，1931年下降了16%，1932年又下降了44%，1933年再下降了48%。同时，日本在中国输入洋货中的比重也由19%分别下降为16%、10%和9%”［8］（p52——53）。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近60岁的黄炎培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政治洪流中。“七七”事变发生后，黄炎培立即组织全社人员分头行动，为二十九路军募捐筹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黄炎培被上海各界推选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为抗战事宜往返南京、上海达九次之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上海，有三十五年服务历史，当淞沪开始抗战之初，组织上海抗敌协会后，我是其中的一员。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历史关系，在抗战期间，为地方主要团体之一，而我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我还任职南京国防参议会，三个月间，往来京沪，至九次之多。中间，还奔走沪杭津浦。淞沪既陷，由南京而武汉，为视察地方动员状况，由鄂而湘，晋及桂粤，折而北行淮徐间，从此南北东西，没有休息过一个月。”［9］（P1）上海沦陷后，黄炎培、杨卫玉等撤到武汉。1937年冬大批江苏人背井离乡流落武汉，黄炎培领导职教社武汉办事处联系各方面人士，以江苏同乡会名义，收容、疏散和救济难民达十万人。武汉失守，他们又将留在收容所的八百多人疏散到湘西，成立江苏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和江苏难民纺织厂，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服务抗战。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的主流，就是学者通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10］（P173）中国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指出：“‘五四’时期的读书人，在青少年时仍接受了士大夫教育，他们虽然开始接受新教育，进入现代分工的社会行列，但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抱着士大夫的使命感。”［11］（P508）这段话应用到“九一八”事变后的黄炎培身上，恰如其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卓越的历史贡献，黄炎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在北京病逝。逝世后，黄炎培被誉为“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窥其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的种种活动，这些名誉是当之无愧的。○
注 释：
［1］黄炎培.断肠集［M］.上海生活书店，1936.
［2］徐汉三.黄炎培年谱［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3］如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惩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4］申报.1932-3-20.
［5］参见白华山.黄炎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A］.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二）［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6］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
［7］黄炎培.大可注意的关于国货的几个消息［J］.国讯第147期，1936-11-21.
［8］严国海.中国近代国货名牌的创立［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9］黄炎培.抗战以来［M］.上海：国讯书店出版，1946.
［10］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11］朱宗震.士大夫传统对“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影响［A］. 朱宗震.孤独集：朱宗震史学论文自选集［C］.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