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灌县涌现空军幼年学校、都江职校等教育基地，培养出刘子直"一门四小将"等热血青年，黄炎培手脑并用的职教理念在此生根发芽，为烽火中国锻造了无数科技精英与军事人才。

抗战时期灌县涌现空军幼年学校、都江职校等教育基地，培养出刘子直"一门四小将"等热血青年，黄炎培手脑并用的职教理念在此生根发芽，为烽火中国锻造了无数科技精英与军事人才。

灌县，抗战后方的坚实力量

文/李崎

四、人才培养：开办学校，储备人才

抗战时期的灌县有几所较为重要的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当属空军幼年学校，另外还有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和成都私立荫塘中学。

（一）空军幼年学校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到成都视察空军，鉴于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损伤严重，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他正式提出建立空军幼年学校的建议，并申述了具体方案，该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张治中、周至柔等国共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为了加快培养大量合格的飞行人才。前苏联派驻中国的空军总顾问帕尔霍明科建议仿效苏联 “那西莫夫” 少年海军学校模式，设立少年空军学校，得到国共双方人士赞同。1939 年冬，国民政府决定在灌县蒲阳镇创办空军幼年学校，1940 年 8 月 21 日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汪强任教育长。学校成立后，白崇禧曾到校视察，对学校的教学、训练和学生的精神面貌有好评。

最初，空军幼年学校租赁当地豪绅唐家五个院子及道观大明寺现成房屋作为校舍，后陆续新建礼堂、医务所等。学校占地 300 余亩，有房屋 100 余间，可容纳学生 500 余人。

空军幼年学校招生面向全国，首期招收 297 名学生，之后共招收六期学员 2100 余人。招收 12 岁至 15 岁，体质、学识等各方面优秀并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少年儿童，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学飞基础所需的各种训练，同时注重营养，强化体育锻炼，毕业后直接升入高一级航校继续学习飞行。

除普通文化课外，学校还开设航空理论、飞行技术、军事训练等课程，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具备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品德、优美的情操、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抗战期间，张治中、李济深等都到过灌县蒲阳镇境内的空军幼年学校视察、访问。此外，三湘大地著名的近代学者、教育家、出版家刘子直也曾不远千里来到空军幼年学校看望孩子，勉励学子。

刘子直，原名刘坦，祖籍湖南衡阳，1900 年出生于江苏。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子直辞掉上海的工作返回湖南，先后任衡阳广德中学训育主任、广西桂林中央造币厂秘书室课员，1941 年回船山中学教书。在战乱时期，他坚守教育岗位，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也为抗日战争的后方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

抗战时期他与灌县的渊源，主要体现在其对空军幼年学校的关注与支持上。空军幼年学校于 1940 年在灌县蒲阳镇创办，刘子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自己的四个儿子积极报考该校。他的四个儿子刘震、刘泰来、刘晓驿、刘忠钰凭借着炽热的爱国心和健康的体魄，分别于 1941 年和 1944 年考取了空幼，成为全校有名的 “一门四小将”，实现了 “精忠报国” 的夙愿。

1944 年，日寇加紧打通粤汉线，刘子直加入到湘桂黔大撤退的行列，历尽艰辛到达成都后，特地来到灌县蒲阳看望孩子们。当时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家长很难有机会看望孩子，他的到来不仅给自己的四个孩子带来莫大的温暖和慰藉，也给众多同学特别是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们带来父辈的关怀与温暖。他到校后参观了教室、中山室等设施，同学们围着他听他讲湘桂黔大撤退的情景。在空幼的几个晚上，刘子直每天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刘子直的举动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他深知空军对抗战的重要性，鼓励子女投身其中，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家庭教育理念与爱国情怀对子女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们有机会在空军幼年学校接受专业培养，为未来可能投身空军事业奠定基础。

刘子直到空军幼年学校看望子女的事情，在学校内外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激励了其他学生及其家长，让他们看到了社会贤达对空军幼年学校的认可与支持，进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报考学校，增强了学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学校更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让学生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抗战时期培养空军后备力量的重视。

刘子直的四个儿子刘震、刘泰来、刘晓驿、刘忠钰分别于1941年和1944年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成为全校有名的“一门四小将”，实现了“精忠报国”的夙愿。需要说明的是，1949 年中国大陆解放前夕，空军幼年学校迁往台湾，部分学生包括刘子直的四个儿子在内随校迁往台湾，之后他们大多在台湾军队中任职并退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大陆的联系逐渐减少，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在军事领域的贡献仍然值得肯定。

1945 年 5 月，刘子直辗转至重庆，在国民党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任总务课员。该职位使其参与到抗战的后勤保障工作中，为前线将士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服务支持，为抗战的持续进行贡献了一份力量。

空军幼年学校致力于培养抗日空军后备人才，为长期抗战和空军的持续发展提供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空军人才，为空军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人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领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都江实用职业学校

1941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到四川灌县选定城东郊的丰都庙作为校址，创办了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据黄炎培日记记载，著名民主人士石竹轩积极出资帮助其在灌县开办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并担任学校的常务董事。该校旨在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实用性人才，为当地及前线提供各类专业技术支持。

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正式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

黄炎培一直倡导职业教育，认为教育应与实际需求相结合，主张“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地区对实用技术人才有迫切需求，而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他决定在灌县创办一所面向农村的职业学校。

黄炎培选择灌县作为办学地点，是考虑到当地的农村特色和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需求。1941年，他到灌县选定城东郊的丰都庙作为校址，该校址虽条件简陋，但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潜力可供开发。随后，他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等，为教学实习做好准备。

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正式开学，沈肃文担任校长。学校建立了董事会，黄炎培亲自担任董事长，负责学校的总体管理和决策。黄炎培倡导“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用大脑思考，还要用手实践，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他不仅关注学校的日常运营，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学校以面向农村、服务农村为宗旨，开设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课程，如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技能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使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投身于农村的生产实践，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黄炎培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制定了“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要求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践行诚信、务实、求真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

学校初期招生较为困难，第一期只招收了十来个学生，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上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就读职业学校。然而，黄炎培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和校长沈肃文亲自到学生和家长中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逐渐改变了家长们的观念，学校的招生情况逐渐好转，一期比一期招收的学生多。

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成为了当地的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学校的创办也推动了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后来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是灌县职业教育的开端，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为改革开放后都江堰市的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都江堰市的职业教育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培养了大量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与黄炎培当年的办学努力密不可分。

（三）成都私立荫唐中学

抗战时期，成都私立荫唐中学曾迁到灌县青城山下的长生宫办学。

荫唐中学原名成都瀛寰中学，由黄埔军校学生、时任国民党某师师长的叶荫堂和好友康策、王元辉、黎光明等共同创办。1937 年，校长叶价人为了纪念父亲叶荫堂，将校名改为成都私立荫唐中学。在青城山办学期间，黎光明、王元辉先后接任校长。

荫唐中学课程设置全面，早期开设有国文、历史、英语、地理、体育、音乐等课程，1942 年后课程增加了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化学、物理、三角、几何、代数等。学校的理化实验室仪器齐备，超过当时的公立学校。学校有篮球场 10 多个，还有大足球场、大游泳池等，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每学期开运动会、营火晚会、音乐晚会、书画展览、讲演比赛、话剧晚会等。

当时正值全民抗战，荫唐中学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荫塘中学配置有步枪、童子军棍等，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打靶活动，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军事技能。学校配置有步枪 200 支左右，童子军棍数百根，军用帐篷几十个，每星期打靶两次，每人每次可以打 3 发子弹，学生们参加训练非常积极，期待有一天能走上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年，即1945 年下年，荫唐中学迁回成都原址。高中学生和初中毕业班随校迁移，其余初中学生分别转入县初中和县简师附中就读。

抗战时期，荫塘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

（1）科学领域

刘东生 ：是中国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地质学领域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是我国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多部专著，提出了 “新风成学说”。上世纪 60 年代起，刘东生参加和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等高山科学考察。在荫塘中学读书时就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地质研究工作，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在黄土研究方面，他提出的黄土学说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对认识黄土高原的形成演化及环境变化意义重大。

（2）教育领域

邹炳章：1929年，出生在灌县太平场一个小土地出租家庭，曾在荫塘中学初12班读书。1950年3月参加工作，成为太平乡的一名乡村教师，自幼喜欢绘画。解放初，被县上抽调参加征粮工作队，在太平、大观、中兴沿山地区开展征粮。1953年，经组织推荐，考上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到省内偏远少数民族地区阿坝州，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阿坝州府迁到马尔康后，逐步开始中等、初等教育，开办了马尔康中学，后任马尔康县文教局局长。邹炳章在马尔康工作整整七年多，成为马尔康县（今马尔康市）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拓荒者。1972年，因身患冷骨病疼痛难忍，邹炳章申请调回家乡灌县，被县文教局分配到徐渡乡境内的马祖寺灌县第二中学，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兼两个师范班的美术课教学。1980年，邹炳章调动到聚源乡泉水寺灌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也教政治课。期间，三中办了实验田，倡导学生勤工俭学，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

（3）文化领域

刘立千：早年毕业于成都私立荫塘中学，是著名的藏学家、翻译家。1940年起，刘立千开始翻译藏文典籍，如《西藏政教史鉴》《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派源流》《格萨尔王传·天界篇》《西藏王统记》《卫藏道场胜迹志》等，为藏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料。1944年进入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后，他编写了《印藏佛教史》，还编译了《续藏史鉴》，重新校译《西藏政教史鉴》，并翻译了《土观宗派源流》等作品。1956年到北京后，他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务，翻译、审定了《毛泽东选集》《红旗》杂志、《民族画报》以及各种文件的藏文版，创造了大量新的藏文名词术语，为藏文翻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刘立千的一生致力于藏汉文化的沟通和藏学研究，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藏学研究的资料，也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成都私立荫塘中学还培养了其他众多有所作为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和岗位上默默奉献，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

来源：岁月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