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是一门强调实践的学科，扎根田野的发掘与调查是学者们一切思考的源泉。但对于考古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却并非实践所能独立解答。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近日出版的《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以下简称《考古何以可能》）又一次将这些问题摆到我们面前，
尼亚底遗址 均为书中插图
考古学是一门强调实践的学科，扎根田野的发掘与调查是学者们一切思考的源泉。但对于考古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却并非实践所能独立解答。
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近日出版的《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以下简称《考古何以可能》）又一次将这些问题摆到我们面前，进一步激发了考古与理论间关系的思考。
■张炼
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
人类是通过概念认识、理解外部世界的，而归纳与演绎的往复循环则是构建概念的必由之路。这整个过程或许就是对理论最为简单的解释之一。其中暗含之意是，人类几乎所有的认识在本质上都属于某种理论。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庸俗化了理论，毕竟如果事事皆理论，那么对理论的讨论似乎便成了鸡肋。对于这一评论的回应可以有两种。首先，这种稍显极端化的叙述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同样极端的“材料至上”观点所发出的。材料本身的生成与对它们的解释实际上都蕴含着相关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立场，强调理论的普遍性是为了推动相应的反思与自省。其次，理论是有层级与维度的，分别照应着不同尺度、范围下的对象。大多数时候，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往往指向较高的层级，低一些的则是“方法”“认识”，甚至“看法”“观点”。这是因为这里所说的理论一般有着更强的适用性以及恰当的规范性，从而能激起更多人之间的对话。由此，对于考古学，乃至整个历史学科而言，理论学习的必要性也从这两方面凸显：既要在更为常规的具体个案研究中不忘理论反思，也应时常关注微观现象与宏观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苏秉琦先生的这句话流传甚广：“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我们通常将之理解为，在田野发掘中，首先要建立好对田野现象基本形态的理解，提前设想发掘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这是识别考古遗存所应做好的准备。可以说，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经验与假设，亦即归纳与演绎的理论思维的重要性。田野发掘过后，这同样适用于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与阐释：只有提前熟谙相应的研究方法与解释体系，才可能得出某种结论与解释。即便没有对理论本身的思考，它也暗含于考古研究的全过程之中。而若要在研究中取得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理论与视角上的进步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我们认识、理解考古材料所直接依赖的工具与手段。为什么说“无理论不考古”？将理论泛化为抽象认识，则考古学必然包含理论；将理论理解为思想体系，中国考古学不能没有理论，否则它就只是一门手艺，一项工具性的技能。
《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陈胜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理论研究慢慢“热”了起来
在今天中国的考古学界，理论研究似乎慢慢“热”了起来。以自媒体平台为传播媒介，涉及五花八门理论问题的短篇讨论变得越来越多，也总是能获得不错的流量，并激起交流。专业期刊中所涉及的研究问题与方法不断扩展，对概念的抽象讨论越来越多，各种针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深度认识也逐步形成。毋庸置疑，中国考古学的思辨性得到了相当的提高。这并非脱离“实干”的“空谈”，而是建立在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与材料积累上的思维升华。考古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以分类的视角看待考古材料，而是不断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提出更贴近过去的叙述与阐述。
的确，中国考古学已经到达了呼唤理论的时刻，这响应了当前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事实上，在中国考古学史里，关于各个层次理论的思考都始终存在，并深刻地塑造着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之所以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不擅于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庞大的各类田野工作的确分去了本就不多的考古学家们的许多精力，另一方面则是在与世界考古学数百年发展中积累下的理论成果对比中进一步凸显了此中的问题。对于前者，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下的抢救性被动发掘数目庞大，在考古工作中所占比例极高，这种偏技术性的工作更加强调效率，没能留给人太多思考的空间。这也使得更侧重于业务的各层级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侧重于研究且更易于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的高等院校发挥的作用有限；对于后者，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考古理论和中国考古材料与学术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因而并未能够在过去激起有效的理论思考。这两方面在今天都迎来了新的局面，研究导向的主动性发掘数量越来越多，高校中考古学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包含大量境外发掘、访学合作的中外深度交流愈发成熟，这都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对于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来说，我们最紧缺的可能既不是材料，也不是基础的分析方法，而是如何基于考古材料，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这些关于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叙事在精神上要接续中国考古学“民族”与“革命”的宏大目标，在实践中要立足于严密科学的逻辑分析体系，在传播里要搭建好简明易懂、平易近人的叙述风格。为了完成这些目标，既需要对中国考古材料特征面貌的深刻把握，也需要对考古学已有的多元理论框架的理解与超越。
发展多层次的“文化”考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胜前教授《考古何以可能》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它既是考古学理论入门与进阶的极佳读物，同时也为如何从中国视角理解理论问题、构建理论体系提供了参考。在中国考古学界，若要学习考古学理论，便必定不会对陈胜前教授的名字感到陌生。他师从过程考古学开创者路易斯·宾福德，在引介外国考古学理论、开展中国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本书基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硕士课程“考古学理论”，首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他对主流考古学理论派别与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对话的形式为读者认识各个考古学理论的形成过程、适用层次、问题与贡献等提供了门径。
陈教授将考古学理论从低到高分为了五个层次，分别关于考古材料特征，遗址形成过程，从材料到人类行为，人类行为与历史文化社会，以及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每种带有边界的理论可能会涉及各个层次，也可能集中在某个层次。本书所讨论的理论派别大多数层次较高，代表了考古学发展至今的主流理论认识。对于每种理论派别，陈教授秉持着“内外关联”的视角，意图从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本身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以及相关学科发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分析、理解每种理论。不同的理论既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稳固不变的，而会在内外干扰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发生流变。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超越僵化的概念定义式理解，在理论产生与被使用的语境下去掌握它的这种流动性，是认识进阶的必经之路，也是《考古何以可能》一书的内核之一。
但也请不要将本书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教材，因为其中还包含着陈教授本人的理论构想，即要发展多层次的“文化”考古。这一理论取向散见于陈教授近年来的诸多论著，从“文化”这一众多考古学理论范式均使用的核心概念出发，强调对物质载体背后文化意义的阐释。在陈教授看来，文化在规范化人群标识、环境适应手段等性质之外，更重要的精髓在于其意义，即特定群体主观意义上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而这正深深地被物质与人的互动关系所塑造，通过承载文化的考古物质遗存得以表现。这种考古学阐释的人文转向受到了许多相关考古学前沿理论的影响，但在根本上是一种立基于体验的后过程取向，同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考古学的发展指出了一道方向，响应了时代与社会对于考古学的需求。在本书对各个考古学理论派别的分析中，人文与科学的双重取向始终是陈教授评述的标尺，其价值导向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陈教授十分擅长将繁复的问题与逻辑以平常的话语娓娓道来，他过去出版了多本由思辨性短文组成的考古文集，深受读者喜爱。《考古何以可能》继承了这一点，以课程讲稿为基础，同时收录了每节课程师生之间的对话，用更为清晰直观的方式讲述出本可能略显枯燥的复杂理论。这一文字形式的研讨课提供了更多的理解维度与可能性，尽管或许牺牲了一些体系化与严密性，但却愈发增添了可读性与思辨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著作也是师生共同创作的结果。笔者身为曾经陈教授课堂上的一分子，已然忘却数年前具体的讨论内容，但细读书中文字，却又深刻回忆起，当初在阅读与交流中接受到的抽丝剥茧般的训练，以及那沁人心脾的思维体验。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