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身是胆的万毅，顶撞张学良不算什么，发起火连蒋介石的人都敢打

摘要：1907年8月8日，万毅生于辽宁金县四十里堡一个满族家庭。那时大连金州旅顺被日本霸占划入日本领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下来，就成了殖民主义的奴隶。”他父亲是个读过书的农民，早年当过兵，娶了汉族妇女为妻。万毅8岁那年，全家搬到金县城里，为了供万毅兄弟上学，抵

常恩多逝世后，万毅接任一一一师师长之职。

万毅是个传奇人物。

1907年8月8日，万毅生于辽宁金县四十里堡一个满族家庭。那时大连金州旅顺被日本霸占划入日本领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下来，就成了殖民主义的奴隶。”他父亲是个读过书的农民，早年当过兵，娶了汉族妇女为妻。万毅8岁那年，全家搬到金县城里，为了供万毅兄弟上学，抵卖了田地开了个杂货店。万毅读了几年私塾就停学了，到大连一个钱庄当雇员。三年后到奉天（今沈阳）的财政厅当职员，后来因介绍人出了事波及到他而被解雇。1929年3月底，他考入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队长就是张学良。他说这是找了个能吃饭又不受鬼子气的地方。

万毅自幼就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走进军队当了中国军人他感到很自豪。不料在“郭松龄倒戈”事件后，他所在的兵站被解散，他被遣散回家过了个春节，节后，他又重新回到张学良的司令部应试，经吕正操主考被录用到张学良的副官处任少尉副官。

不久，万毅走进了沈阳北大营，任军械官。而后，他考入第九期讲武堂深造，在2000名学员中学习成绩名列第一，张学良亲自为他颁奖，奖品是怀表和指挥刀。

万毅的军旅之路随着少帅的脚步前行着，随着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的结束，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副司令，万毅随同去南京，在兵总队第三队任一营少校营长。

万毅是在失去家园后奉命“围剿”红军中逐步认识到红军和共产党的。在他回忆录中曾写下沉重的一笔，标题是这样的：“东北军成为剿匪军。打红军，解九连之围，平生一大错事。”

1935年2月、3月间，东北军第三旅七团三营九连被红十六师包围，万毅当时任七团代团长，他趁黑夜率一营冲破红军警戒线，打进红军包围圈与九连汇合后撤了出来。

这次偷袭成功使万毅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他被调到张学良的总部工作。

万毅的率直也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那是一次张学良在渭河岸边看到一片田野，对万毅说：“将来在这里建东北新村，让我们流落在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在这里安家落户”。万毅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副司令，干嘛在这地贫人穷的地方安家，咱们东北的沃野哪个地方不比这里强。”

听了这句“噎人”的话，张学良沉默了。很快，万毅就被任命为联络参谋。

10月，他认识了在东北军黄显生副军长身边当秘书的共产党员刘澜波。刘澜波是中共东北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万毅走上革命之路的启蒙人。

1936年1月万毅被任命为六二七团中校团长。当时他在团长中最为年轻，是张学良破格提拔的。

也许，就是他面对张学良渭河田畴的一番真心话，给他带来的命运转机吧。

万毅鲜明的性格随着他的生命历程延续向前发展着。就在1936年11月，他怒打了国民党派到东北军的政训员。起因是少校政训员张功铸多次撕下了写着援助绥远抗战的墙报去向主子汇报。万毅当场搜出他撕下的墙报后打了他一记耳光。结果，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政训处是他安在东北军的特务机构，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说：“你有个团长很反动，打政训员。”

万毅从此在蒋介石那里挂上了号。

直率的性格适合在军队这方“土壤”上生存，军队绝对服从和简单而刻板的典章制度有时又能使率直得到延伸，当然，这种性格往往在坚挺有余而柔度缺乏下产生“脆折”。

万毅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6月他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期间。在一次讨论整军的内容时，万毅放了一“炮”，他说：“张副司令不是要整军吗？要整军，应该首先清除掉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咱们这支军队贪污现象太严重！吃空额吃得都不像话了！军需官和主管相互勾结，猛劲往个人腰包里塞。”

如果他把话说到这里还不算放炮，可接下来的话就有攻击力了，他激愤的说：

“依我看，当军需官三年以上者通通枪毙，因为凡军需官都贪污。”

他的话博得热烈的掌声。

万毅觉得很得意。

事后刘澜波找他谈话，指出这种只为出心头怨气的话，容易伤害不少人。万毅对此事在回忆录中用反思的笔调写到：自认为个性刚直，有话就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个长处，但没有更全面考虑，处理问题简单，最后的结果往往与主观愿望相反。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脾气秉性是很难改变的。

即便是难，也要改，这人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变主观世界。

万毅在反思中继续走着军人之路。在一次旅途中的邂逅斯诺夫人时的一席谈话，使得他声名远播了，当然这次谈论喷发的是爱国情怀和中国军人的血性。

1936年10月5日，万毅从洛阳去郑州验收东北军冬季军装，在二等车厢里和斯诺夫人相对而坐。斯诺夫人是美国记者兼几家报刊的撰稿人。随同他的是中国《西京日报》记者张兆麟。张也是东北人，兼作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翻译，气宇轩昂的东北军军官很引人注意，他们很快就交谈起来。两位记者让万毅谈一谈对时局的看法，这正引发了万毅的苦闷之处，他也顾不得身边坐着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的人，面对提问侃侃而谈。谈话内容被海伦·斯诺详细记录下来，以《东北军想打回老家》为题，发表在美国人创办的《中国之声》杂志上。

海伦写道：

这位上校戴着眼镜，比起一般军官来显得文质彬彬。他说话洪亮快捷，不时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十分聪明、敏锐，同时又诚挚果断，很明显是一位领导天才。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请张兆麟向他询问东北军对当时中国危急局势的态度。这立刻引起了上校的慷慨激昂的议论。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张兆麟倾听着这番谈话，十分激动，高兴得满脸涨红，闪露着赞许的目光，并且由于激情不时吞咽着口水。

……这位上校不仅不压低声音，而且像发布命令那样响亮陈辞。当时车厢内有许多从西安、洛阳一带上车的南京军队的军官，国民党正在这些地方筹划围剿红军的战役。……他完全无所畏惧，言论大胆，给人的印象是他感到自己得到了部属的强有力的支持，他的看法代表了强大的多数人支持的运动。万毅的态度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晴雨表，是中国客观形势的产物。

海伦用将近四千字，详细记录了万毅在车上的谈话。万毅对他们说：

“别为中国未来担心，它大有希望。东北军的士兵和下层军官抗日热情很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现在让中国人杀中国人简直是荒唐！我们必须一致对外，而抗日领导者必定是东北军人。抗日是我们的职责，因为东北军不战而撤出东三省，东三省的沦丧，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收回这些领土。东北军绝大部分官兵是东北人，他们的家人仍然在遭难，他们的祖坟和财产仍在敌人手中。我们已离开东北多年，现在部队强烈要求返回东北老家去！”

这时，海伦问万毅：“您对红军怎么看？”

万毅说：“我们应该和红军合作，因为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不论以前红军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他们现在愿意帮助抗日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害怕红军借抗日之名玩弄花招呢？人家一直是反帝的，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派到前线，进行考验？……政府十分害怕和红军合作，东北军不怕。”

接着她又问万毅：“您对领导人怎么看？”

万毅说：“张学良在抗日方针上现在还不坚决。他仍在动摇。如果他要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就应该速下决心。领导者应代表下面的意志，东北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致要求立即抗日，领导必须实现士兵们的共同愿望，否则士兵就会不管上面命令自行行动。”

“蒋介石不是凭本事和下属的拥戴从行伍中升上来的，而是凭靠某些社会关系的支持才占据了高位。这班领导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总是正确，我们常说的忠于上级也不应该是机械地服从。”

“……蒋介石提出10年准备的方针，胡适则提出50年准备，丁文江提出搬到堪察加，中国没有堪察加！胡适的方针是赤裸裸的卖国主义。蒋介石的5年或10年准备思想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除了对某个阶级了解，对普通人民的情况并不真正知道。出门乘飞机他哪能看到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如果蒋介石继续和日本人妥协，不接受东北军向他提出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要和一切愿意立即抗日的力量联合，打回老家去，而不管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南京政府把广大的抗日人民，把抗日的学生，把抗日的红军统统称为‘敌人’，那么谁是他们的朋友？日本人吗？”

这时车到郑州，万毅要下车了。据海伦所写，万毅当时与他们“热情握手告别后，张兆麟热泪盈眶，兴奋得微微颤抖”。张兆麟告诉海伦：这次谈话在他的爱国救亡工作中是一次意义最重大的经历，一个军官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还是第一次听见。海伦也认为“和万毅的谈话，是我在中国的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这次谈话虽然流露出万毅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万毅也开始尝试着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对东北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其实，东北军是无力单独领导中国抗战大业的。这番话，却外溢出一个军人救国的使命和责任感。

海伦·斯诺与万毅在这次见面之后，再未见过。但她一直在惦记着万毅。她写道：

我时常惦念，不知他结局怎样。虽然我们仅在火车上短暂相识，但我感到他已是我们一位知心朋友。万毅离开我们的时候，以我从未见过的优美姿势行了个军礼。我感到他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尽管我并没有充分的根据。此后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了。在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万毅的名字（候补中央委员），我猜想这会不会就是我那次旅行中碰到的军官朋友？他那次谈话很革命，显然，他走上了共产党人的道路。

海伦的判断是正确的。

“西安事变”爆发了，万毅心目中的张学良更高大了，作为一名军官和士兵，都希望自己的统帅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战场上，战争文化给人们好多成语，装点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有一句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