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那天，起码在后来成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说起这场起义的主要部队，人们总会反复提起第九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其实准确是第九军、第十一军还有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十军贺龙，这两个名字没人陌生。至于第九军，一些历史资料不经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那天，起码在后来成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说起这场起义的主要部队，人们总会反复提起第九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其实准确是第九军、第十一军还有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十军贺龙，这两个名字没人陌生。至于第九军，一些历史资料不经意溜出来的那个名字——韦杵，常常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到底是谁？走到这一步，其实经历复杂得很。

贵州安龙的那个小村，马桥，韦杵的出身真不显眼。他本名韦明俊，1883年生，家里世代务农，穷苦得很。能读上书，全靠外祖父一时的慷慨，不然早辍学务农了。课桌前那个脸庞瘦削的孩子，成绩好倒是真的，偏巧天资还行。可惜这样的努力，放在那个年代也不过是微光。19岁那年，他考上长沙师范学校，算第一个敲开体面生活门槛的契机。后来又回乡当老师，四方村镇传过一圈，说他教孩子有一股子认真劲。

清末那些年，朝廷烂到根，地方更无望。这些现象没法回避，满天下皆知。韦杵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心里早憋着一股劲儿。1908年，很突然他撂下教鞭转去昆明闯荡，想进新军看看能否成事。结果没人带他，啥也没申请成。那时在火车货运站混饭吃，边干边留意信息。不久云南讲武堂招生，他二话不报名，考入。后来还真在讲武堂特别班混上了，做同学的，有朱德、金汉鼎、唐淮源这些人。现在想起来，每个人仿佛站在历史舞台上，还真有交织的因缘。

1911年秋，讲武堂的课程一结，韦杵就被分去滇军当排长。前些年，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全都打过。后来还混成团长。在广东打陈炯明那阵，他凭战功晋升，居然做上了一旅之长，驻扎在韶关。周边人都说他带兵沉着，爱惜士卒。这种评价，倒也常见。

1926年，北伐军职务一调，他跟着朱培德进第三军第8师，党代表朱克靖。区区几个月，南昌被攻下，韦杵又升为副师长。五个月时间，第九军28师师长。这段升迁，好像很顺？其实风雨里还夹着波动。彼时共产党内部计划起义，为壮大队伍，朱德亲自去找老同学韦杵，希望他能拉上队伍一块干大事。

韦杵做人，有股子的老实，骨子里不受军阀拉帮结派那一套。国民党各路军头彼此争权夺利，不管百姓死活，这个现象早让他反感。朱德说明来意，又谈及国民党的那些盘根错节关系，他心里其实犹豫过。再说吧，那会儿事情太复杂，谁敢说真能成？反正韦杵点头了，起码想博一把。于是他成了第九军军长，朱德是副军长兼党代表朱克靖，各自在名单上一画圈。

可就是这种巧合。南昌起义临近那几天，韦杵突然重病倒下，没法领军，紧急转到武汉看病。一念之差，错过了天大的历史节点。起义后，形势急变，朱德顺势接任第九军军长，后面的荣耀不用赘述。韦杵的名字，渐渐被历史浪潮冲淡，有意思吧？

起义过后，韦杵养好身体，辗转去了第三十一军。反蒋的事情，他参与得很直接。一度老蒋派人要抓他，险些丢了性命。好在有滇系大佬龙云相助，暂时渡过难关。后来，回到滇军体系，抗日战争爆发，他带兵参战过数次。说英雄不英雄，说普通又太简单，更多的是那种历史推着人往前摁。

抗战胜利，韦杵辞职，转做教育。云南那种缺师缺校的地方，他一点点去办学，心里好像有底气说自己这辈子没白走。1949年底，卢汉带头发动云南起义，韦杵也跟了过去。新政权建立以后，他被任命为云南参事室参事。1952年病逝，终年六十九岁，人就这么走了，再没声音。

有人觉得遗憾，有人觉得命运推着走，没法改。可到底，韦杵怎么又会答应起义？是不是另有考量？外界有过争论。有说他早有决断，只是迟迟观望；也有说那场大病纯属意外。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谁对谁错真说不准，如果换一个时间，他也许又成了下一个大人物呢？

他的家庭背景再普通和各路风云人物并排，确实有点古怪。还有一点，有知情人坚称南昌那档口，他早就知道具体方案，其实有所准备。可从后来有一部分关键情报他说没听到。事实具体怎样？现在问谁都答不清，只留下满桌子的旧资料和几本将军日记。和朱德、唐淮源这些友谊，也许比起他的历史地位，还更持久一点。

韦杵在滇军那会儿，正值军阀混战，拉帮结派的事情挺多。他其实左右为难。前边刚和朱德谈得热乎，转身又得对付蒋系的通缉。夹缝中求生，能留下名号已经不容易。按照现在的数据显示，日本投降后，云南地区大批复员军人失业，经济落寞。韦杵能选择弃武从教，侧面说明他思想里有另一种执拗？也或许那是最后可选的路。

有意思的是，史料里，韦杵带兵打仗风格偏保守，不太喜欢冒险。有人觉得他错过南昌，是惋惜，也是自然。兵者多疑，这种困局实在不是普遍人能扛。再后来参与抗日，韦杵调动过滇军地方团防。民国档案显示，云南民兵系统支援前线，不少调配都有他签名。他虽然没能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将，却稳妥得吓人。

有人他其实并不愿意太早站队。他身边一些老人回忆，下决心参加南昌一役，踟蹰数日才点头。矛盾的很？也许就是这样——遇事退缩，到了节点又一头扎进去。身上那点浓重的小知识分子气，和草根军人混杂，反而让他风格复杂难辨。也有人质疑，他既然反感军阀恶斗，为何多次参与地方武装？大概率，人有自己的局限，活在那种时局里，没得选。

再看到卢汉发动云南起义的事，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韦杵那个年龄，成天和年轻干部共事，阵阵格格不入。他处理行政事务有耐心。据1951年云南《清册》显示，他对高等学校扩建出了不少力。这种琐碎活儿，有点可惜了吗？其实也未必，多少前军人，能安安静静做文教？

韦杵的一生，反反复复被大浪推拉。是没赶上顶点？还是选择本身就带着妥协色彩？今人说不清。当年南昌起义名单，偶尔还能看到他的字迹，但后人几乎没人再提。历史选择了大人物，也黯淡了大多数。每当提到贵州、云南这些名字，韦杵和那些将军、干部、教师、普通农民，谁又能切分清楚？

这里讲完，故事也就成了这样——也许，再多的分析和讨论，都比不上他那一段遗落在南昌的错失和后来的安静扎根云南，来得更意味深长。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