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的历史与文化主体，抛开远古的史前文化时期，大致可分四个阶段：古滇文化时期（春秋至东汉）、爨文化时期（三国至唐朝中叶）、南诏大理文化时期（唐朝中叶至元朝初年）、汉文化主流时期（元、明、清至现在）。曲靖的历史与文化主体亦然。

云南的历史与文化主体，抛开远古的史前文化时期，大致可分四个阶段：古滇文化时期（春秋至东汉）、爨文化时期（三国至唐朝中叶）、南诏大理文化时期（唐朝中叶至元朝初年）、汉文化主流时期（元、明、清至现在）。曲靖的历史与文化主体亦然。

历史上，中原文化进入云南，从地缘上，曲靖是必经通道。曲靖处在对内地开放的前沿，又是内地入滇的门户，既是交通的枢纽和咽喉，又是开发最早的区域。生活在曲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历来能够较早吸收人类文明先进之成果。也就是说，曲靖的发展一直走在云南前列。

爨，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姓氏，严格意义上，爨氏家族是汉族。爨氏先祖自战国时辗转由山西迁四川再入云南，到了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平叛后成为大姓豪族。爨氏政权治理云南四百余年，跨越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既是一个多民族广泛、深入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灿烂时期，又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依存、共同推动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辉煌历程。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属云南古代三大文化高峰之一，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

文化不能没有根，文化的根就是传统文化，也就是历史文化。曲靖的历史文化并不等于爨文化，爨文化只是源远流长的曲靖历史文化的重要一段。“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称“爨宝子碑”或“小爨碑”）”与“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墓（俗称“爨龙颜碑”或“大爨碑”）”并称“二爨碑”。“二爨碑”名满海内外，是曲靖的骄傲，但对“二爨碑”的欣赏，主要体现在对其书法的推崇。一直以来，研究爨氏历史与文化的著述不少，探索与发现也不少，但研究者各持观点，分歧不少，误读也不少。加之历代文献记载简略，语焉不详，难以考辨。多数研究者认为：爨氏时期，因远离中央政府，对中原日渐规范的楷体尚未完全了解与掌握，“二爨碑”正好记录了这种似隶书非隶书、似楷书非楷书，由隶到楷的过渡书体（需指出的是，有史家对此说法提出质疑）。两块爨碑的主人爨宝子与爨龙颜是同时代的人，爨宝子比爨龙颜大4岁，爨宝子活了23岁，爨龙颜活了61岁，爨宝子死时爨龙颜19岁。发现“爨宝子碑”的时间是清咸丰二年（1852年），发现地点是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村，发现者是时任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爨龙颜碑”的时间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发现地点是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发现者是时任云贵总督阮元。“爨宝子碑”立碑早于“爨龙颜碑”53年，却晚于“爨龙颜碑”25年才被发现。民间传说，“爨宝子碑”被发现之前，被一户世代做豆腐的农家用作压制豆腐的工具，“爨龙颜碑”被当地老百姓用作“掼谷子”的工具，被发现的过程以及之后的经历，似乎暗藏诸多天意，极富传奇色彩（也有史家对“二爨碑”的碑文内容提出质疑，认为存在虚夸编造之嫌，理由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文风就是浮夸虚华。对其书体的笔划结构也提出质疑，认为有可能是不识字的石匠为方便刻凿而导致，刻体和书体毕竟是两码事）。

关于爨史与爨文化就更莫衷一是，曲解、误解、正解纠缠不清。

就历史角度讲，爨文化是东晋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始，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南诏灭爨”）止，409年间爨氏家族治理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这是爨文化狭义的概念；从源头上说，爨文化是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外来文化”与爨氏政权腹心区（曲靖一带）原著民族“土著文化”长期大碰撞大融汇大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即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多元体复合型文化，这是爨文化广义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史家对爨文化长期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认为爨文化其实质就是汉文化或者说被汉化了的地方文化。

爨氏家族的兴起，是历史给予的一次特殊机遇，也是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长期杂交浸润的产物。爨氏政权实际控制云南的起止时间，是从三国时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共计523年。若从爨氏见之记录的东汉末算起，到“南诏灭爨”止，前后700余年。若连续计算之后崛起的“滇东三十七部”局部势力，至明朝“改土归流”爨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止，前后1300余年。爨氏治理云南时期（三国至唐朝中叶），中原处于两个多世纪无休止战乱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遥远边地云南，但爨氏十数代统治者忠君报国，自觉服从中央政府统治，言行皆以维护国家统一、多民族团结和稳定边疆这个大局，至始至终捍卫了国家完整和多民族融合，至始至终没有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铸就了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恢宏壮丽篇章，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云南贡献。

“南诏灭爨”后，从汉至唐推进了四百多年的汉文化戛然而止，云南历史进入南诏大理时期。这个时期，仅仅从文化角度讲，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曲靖被南诏占领后，一部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由于被强迫迁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区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今天的白族；留在当地山区保留本民族习俗较多的“乌蛮”，则幸运保存了自己的部落组织，逐步形成今天的彝族。到了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当时的“爨人”，大多已是指现在的彝族，而提到的“爨文”，也即彝文了（唐朝时期，位于今马龙的东爨纳垢部酋长后裔阿田可，在爨人使用的“蝌蚪文”基础上，将所创造的1840个彝文编撰成《韪书》，被认为是彝族文字的起源）。

我常常联想：“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的西爨白蛮，国破家亡后的千里逃难路上（20多万户100万人左右），不知演绎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欢离合，滔滔澜沧江水，不知吞噬了多少古老曲靖的无辜黎民百姓？正如五百年后（元朝），蒙古人踏碎精美的宋词，日耳曼人烧毁辉煌的罗马宫殿一样，“南诏灭爨”将璀璨的爨文化“烟烬灰灭”！滇东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迁徙到滇西的西爨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虽被迫西迁，却在客观上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并与洱海区域的经济文化交融促进，经过逐渐发展，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南诏大理文化。

拥有“二爨碑”的曲靖以“二爨之乡”自居，世居爨氏政权腹心区的曲靖人自称“爨人”，无可厚非。爨人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直接发展演化而来，而是由汉人、滇人为主体包括了古老族群的人们共同融合而成。爨人在云南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以昆明晋宁为中心的古滇文化，创造了爨文化，成为南诏文化、大理文化的渊源。

爨氏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与其说消亡，不如说融汇到中华文明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原文明（汉文明）的强势与繁荣，无疑是促进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大团结的巨大推动力量。纵观曲靖的历史，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是一部多民族融合史。很多人知道大理段氏，但很少有人知道比大理段氏更古老、存在时间更长的曲靖爨氏；很多人听说过“丽江纳西古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比“丽江纳西古乐”还要古老的“曲靖爨乡古乐”。历史文化的保存，其实质就是要让子孙后代有一个与祖先对话的精神寄托之地。

明朝著名谋略家刘伯温（刘基）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站在五百年后的今天回溯，预言初见端倪。对于曲靖的历史和文化，曲靖人要充满底气、充满信心、充满自豪！

那么，到底什么是爨文化?前面从历史的角度简述了爨文化狭义的概念，从源头上解释了爨文化广义的概念。归根结底，爨文化就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与时俱进的多元体复合型文化，其实质和核心要义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即民族共同体文化。

图文：戴兴华

责编：窦俊伟 段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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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麒麟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