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的第二个王权国家，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共历17世31王，持续了500余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看·见殷商”展联合全国28家文博单位共同举办，汇聚了338件（套）珍贵文物，其中的两件鸮尊和两件亚丑钺分别

卜甲

亚丑钺

双面铜人像

铜质手形器

妇好鸮尊

◎王建南

展览：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看·见殷商

展期：2025年5月19日-10月12日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的第二个王权国家，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共历17世31王，持续了500余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看·见殷商”展联合全国28家文博单位共同举办，汇聚了338件（套）珍贵文物，其中的两件鸮尊和两件亚丑钺分别在阔别半个世纪后首次重逢。

寻找殷商 商人来自何方

商代为什么被称为殷商？实际上是沿用了《史记》中的提法。商人称自己为商，而非殷，殷这个称呼来自于灭掉商的西周人。殷墟也被称为大邑商，大邑是尊称上国之词，意为大邦。

那么商这个字又是怎么来的？也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商来源于当地的地名，殷墟那一带临近漳水，“漳”与“滳”通假，漳水亦称滳水。晚商时期居于滳水之边的殷民管自己所处的都邑及其周边地区叫商。这一点在甲骨文中得以证实。而“殷”在古典文献中有殷赈之含义，“殷商”指丰饶富庶的王朝。

那么商人是今河南本地人吗，还是从别处迁徙而来？这正是展览开始部分的任务。一个残高7.5厘米的小陶人被单独安放在大玻璃柜中,它出土于殷墟遗址豫北纱厂，宽面平脸，鼻梁粗大而隆起，眼球微凸，宽口粗颈。胸部刻“子”字，这是商王的姓。《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小陶人上的刻字印证了这段文献记载。另外，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商王武丁的妻子称妇好，“妇”为一种称谓，“好”为姓，古音为zǐ，同“子”。

在第2展厅另有一件小小的商代泥质灰陶头像，为殷墟遗址孝民屯墓葬出土。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写实陶塑作品，人物面部特征清晰，其宽翼鼻（俗称蒜头鼻）与豫北纱厂出土的残破小陶人有近似之处。有考古学者就曾指出商人鼻头大这一特征。

此外，还可以从商代甲骨文中搜寻到更多信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熟系统文字，甲骨卜辞，相当于商代的“国家日记”。商王所占卜的问题或结果均刻在了龟甲或牛胛骨上，是我们深入了解商朝的第一手信史。

展陈中有一片出土于安阳殷墟遗址的习刻甲骨，说明商人刻写之前经过了大量的练习。负责甲骨占卜的人称为贞人，贞人需掌握在甲骨上工整刻字的技能，以符合占卜活动的庄重性。初学者需通过大量练习才能参与正式卜辞刻写。遗存的少量习刻甲骨为研究商代文字教育、工艺传承及早期书法演变提供了关键实证。

相比于习刻甲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35406的甲骨显然更加重要。其上刻有文字，既显示以天干地支法的记日，又有商代先公与先王的称谓，并且相互对应，结合其他相关的甲骨文记载，构成了后世整理商代王位世系的坚实基础。

司马迁率先交出了一份惊人的答卷。他根据史料整理出了商朝的王位传承世系表。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对众多甲骨卜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释读与析辨。他发现，其中的关键词是下一位国王在祭祀上一位国王时，必称其为“父”，祭祀者自称“子”，这个称谓关系揭示了时间上的秩序性。王国维经过梳理，也得出一张商王朝的王位世系表，与司马迁的表进行对照，基本相同，进而证实了《史记》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诗经》有描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说商人是玄鸟所赐生的，商朝人对自己起源有这样一个推想，而考古工作持续研究了近百年，想从实证的角度找到商人的祖源地。

按照文献说法，商起源在河南东部的商丘地区，王国维也这么认为。西周灭商后，曾把商朝的子民迁到河南的东部，封为宋。为什么迁到商丘，因为此地为商的故土。但考古学界对此存在巨大分歧。

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认定文献上的说法，他为了寻找商的族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了商丘考古队，但未发掘出他渴望的结果。另一派学者不认可文献上提供的地点，另组织人马追索到了河北南部磁县附近，也未寻到。还有一种说法，商人祖先来自于辽西地区。总之，商朝人的起源在哪里，至今未解。

发现殷商 商朝都城在哪里

早在司马迁时期，已给商朝确定了一个时间框架，可不可靠呢？需要现代考古工作者“挖出”商朝的历史，给予实物的证明。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考古学界得出了商朝的编年框架。凭借实物材料，商朝都城至少有三处：商早期的都城位于今天的郑州老城区内；商中期在安阳殷墟保护区的东北部，称为洹北商城；晚期的商都即著名的殷墟，这里是最先被发现的。

自1928年起，考古人员进行了至少15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玉器、陶器和青铜器等文物，充分证明了安阳的殷墟曾是晚（后）商朝都城所在地。这是考古史上首次实证了商朝的存在，意义重大。

郑州离安阳大约190公里。1986年，当地文物考古部门在市区内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墙，竟然是一段早期商城外城墙遗迹。在进行解剖性发掘后，验证了外城墙的存在，进而揭开了城内外更多的遗址。郑州早期商城与殷墟晚商之间的地理与文化联系被找到了。

商中期的洹北商城是近30年来的新发现。发现的过程极其漫长，也极为复杂。严格地讲，洹北商城的发掘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断断续续至1997年，在国家文物部门的支持下又对自仰韶文化至战国时期沿洹河流域分布的130余处古遗址重新进行了勘察与调查，于1999年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确认了商中期都城的存在。从郑州到安阳，一条清晰的商代遗址脉络呈现于世人面前。

走近商朝 了解人与事的组织方式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偌大的展厅中，一截陶水管静

静地卧在角落里，除了个头比较大外，它与周围精美的青铜器一比，真是太“寒碜”了。别错过它，它可是商代高科技的代表。不过，这并非体现在烧造工艺上，而是考古人员经由这截管子挖掘与梳理出来的殷墟基建的整体面貌。这种陶水管群四通八达，南北向的保存下来17节，东西向有11节，交接处由三通管连接，形成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这一发现为研究商代城市基建、手工业水平及社会管理提供了宝贵线索。

在这样的城市里，商人如何生活与生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商朝已进入成熟的王国阶段，是以族为基本单元的等级社会。

何以证明？且看墓葬的形制与遗存物。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往往是墓葬群。不同的墓葬形制、有无墓道及墓道数量清晰地界定出下葬者的身份、家庭与社会关系。墓葬的大小存在差别，决定了建造墓葬所费的工时，体现了死者生前所拥有的财富状况。墓中的遗存提供了另一种衡量维度。等级高的人往往享受的祭祀规模大，祭祀品也多，可能还会有殉葬和陪葬。等级低的人相应减少，没有地位的人，不仅墓葬规模小，随葬品也见不到。

基于此，一代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大量的墓葬，并进行细致的测量和遗存物的比对，首先得到分类统计数据，再绘制成表格，最后画出各种直观的图形。研究人员发现，不同数量且属于不同时期的建筑基址，可以证实为一个个大型殷墟族邑聚落的遗址。这些聚落遗址之间都由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在这些不同的聚落附近，有不同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和产品，密集分布的大大小小的墓葬群，证明了商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和聚族生产的社会等级分工特征。

结识商人 透过青铜识主人

让我们通过本展中的文物认识一下商人吧。在商代，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青铜铸造工艺高速发展，原始瓷器与刻纹白陶首度出现。在这个时代，玉石业雕琢精美绝伦，骨、角、牙器纹饰华丽。

展中的祖辛方鼎，其腹部内壁铸有铭文“举祖辛禹”及徽号，因而又有了“举方鼎”的名字。“举”是殷商的一个强大宗族，族人多历任官职，武丁时期曾多次参与西部边境的战争。通过这方鼎，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家族。

安阳殷墟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的牛尊，可称为“纹饰大全”，周身纹饰涉及26个以上的动物。这只牛四肢粗壮，稳稳站立，眼神炯炯，背上驮着精致的容器，用以盛放供祭祀的美酒。这件器物是殷商贵族身份的“高级认证”。

商朝六边形女战神妇好集王后、军事统帅与大祭司三重身份于一身，是商代历史上最耀眼的存在。1976年春季开始正式发掘的妇好墓位于当年安阳小屯村的西北方向，这里实际上属于殷墟宫殿宗庙区。该墓随葬品达1928件，涵盖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

尤其是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和武器，大体反映了武丁前后商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显示了商朝的兴旺和手工业高超水平。

本展最大看点之一莫过于两件妇好青铜鸮尊同时出场。这一对外形与铸造工艺极为近似的鸮尊在1976年出土后，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这是时隔近50年后的首次聚首。

鸮尊的设计原型为猫头鹰，是商人的崇拜物。这两件雄赳赳的鸮尊高昂着头，双翅并拢，宽尾下垂，构成稳定的站立姿态。通体布满云雷纹，从头到脚，以高浮雕、浅浮雕与阴线雕刻结合的方式，塑造了蝉纹、夔龙纹、长蛇纹及其他花纹，体现了“三层花”的装饰技法。位于鸮首后部的盖钮为立鸟与龙形组合，器身口沿内壁铸有铭文“妇好”，说明是在主人生前铸造。

商朝贵族出行已使用马拉的车，车也是重要的战争工具。殷墟考古发掘中出现了大量车马坑。完整的车马遗存如今陈列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内。

触摸殷商 青铜时代的巅峰

夏商周三个朝代加在一起，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1500多年的青铜历史中，商朝是青铜时代的最鼎盛时期。

铜器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但考古发掘物均为小件，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自夏朝开始，商朝时更为丰富，铸造技艺也达到了顶点。商朝人为什么如此倾心青铜器的铸造？

重要的商代青铜器全是容器，大多与吃喝有关。然而，在吃喝当中贯穿了“礼”的教育，也就是说，三千年前的中国人赋予了铜器丰富的社会教化功能，融入了政治意愿，注入了精神内涵。

铸造铜器难度极大，首先获取矿源。几十年来，考古发掘出不少商代的采矿遗址。除了开采铜，还要开采其他原料，因为铜器实际上是铜铅、铜锡或铜铅锡的合金。考古人员曾在安阳挖出一个原料坑，里面的铅锭大小共有297块，达4.7吨。

原料备好后，最难的攻关才开始，制作模和范。先做好陶模，再将陶范套在外面，用小铜针对局部和纹饰进行精细加工。据专家介绍，制作模和范会占去整个铜器铸造过程中90%以上的工时。待一切准备就绪，高温融化铜合金，浇铸的那一刻在瞬间完成。敲碎陶范，取出铜器，再进行精细的打磨。与西方人采用的失蜡法不同，商人采用块范法，偶尔也会用到烧失法，即二次分铸法。

铸成之初的器物金灿灿的，通体布满漂亮的纹饰，有的繁缛华丽，有的尽显神秘色彩，至今无法破解，有的纹饰却面露森森然狰狞之色。这些纹饰连同器型成为身份的标志，也是地位的象征。历代商王及贵族们痴迷于青铜器的另一大原因是可以在器物上铸造铭文，不仅铭刻历史，还可传承给子孙。

所以，华丽的外表背后是家族的荣光。西周时期，铜器上的铭文越刻越多。但到战国时期，青铜的铸造技术与内涵表达开始走下坡路。差不多至西周结束，持续千年之久的青铜时代大幕落下。

商文化辐射 与北京的相遇

公元前16世纪，商王决定南征，派兵至今天的武汉，现为盘龙城遗址，这里出土了很多铜器，都是商人制作。商人也将技术与管理制度带了过去。商朝文化抵达盘龙城后，并没有停止脚步，继续向南发展，进入江西、安徽、湖南，再溯江而上抵达成都平原，从而影响了三星堆的铜器铸造。

1986年，在三星堆挖掘出的一、二号祭祀坑中，青铜器呈现出惊人的面貌，这些青铜立像和面具在中原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这表明，古蜀文明对中原商文明的一些因素进行了合理的吸纳与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器型。

钺，无疑是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军权标志。青铜钺在南方江西新干大墓中也出土过一件。而在商的东面，位于今山东省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的两件亚丑铜钺在本展中也有了聚首的机会。其中刻有铭文的一件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另一件保存于国家博物馆。两件钺均为人面兽面纹，双目圆睁，口露整齐的牙齿。钺两侧饰扉棱，方肩圆弧刃。“亚丑”铭文可能表明青州一带为商代一支族群的核心活动区域。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商代铜鼓器型壮硕饱满，代表了商人青铜技艺在湖北的繁衍。山西博物馆收藏的龙形觥憨态可掬，设计巧妙，通体饰有鸟、鱼、蛇、龙和鳄鱼纹，是一件可以悬挂的精美青铜贮酒器。

两条大河的文明在青铜器上形成互鉴，南北文化达成大融合的局面，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青铜文化辐射圈，实现了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由于早年破坏，墓葬仅存南半部，出土了16件青铜礼器，如三羊罍（音同磊）、青铜鸟柱龟鱼纹盘等，还有青铜兵器及一些玉器和少量金器。根据出土器物形制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铜礼器与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这唤起了人们对北京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诸多联想。

展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影响力分布图，展现了商文化圈扩展的三个层次“王畿——四土——四至”。“王畿”以商朝都城为中心地区，“四土”指其周边，“四至”是商王朝文化辐射到的更远区域，东北至北京的刘家河，西北至陕西的周原，南至江西的新干大洋洲，西达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东到山东半岛的大海边。

殷商远去 商朝的后续影响

殷墟麦渐，周原黍离。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大邑商最终被西北边陲的小邦周所灭。周人当初只是大邑商统辖下的一个方国，完全没有与之相抗衡的能力与想法。但周王主张以人为本，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治理相结合，认为统治的核心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反观商墓中大量出现的人殉现象，无不反衬出周人对天地人的敬畏和理解。

因此，当我们在本展中感受殷商时代创造的绚丽文化与艺术成果之时，不妨再次思考和体会孔子那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所蕴含的深意。

图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来源：环球网海外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