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樊明强，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庄四周都是荒山野岭，山上都是光秃秃，村里老人 开玩笑说，老鼠从山上走过，是公是母都可以分辨得清楚。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我们村大部分人家生活贫困。他们都渴望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山里，到外面去谋生。
我叫樊明强，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庄四周都是荒山野岭，山上都是光秃秃，村里老人 开玩笑说，老鼠从山上走过，是公是母都可以分辨得清楚。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我们村大部分人家生活贫困。他们都渴望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山里，到外面去谋生。
我家里世代务农，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希望我认真读书，将来能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我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1981年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进入师专后，我一边刻苦学习功课，一边勤奋写作。例如，我在歌颂家乡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散文《绿意染荒山》中写道：
1982年的春天，像往常一样裹挟着料峭的寒意，但在这片荒山上，却涌动着不一样的生机与热情。那时候，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号角已然吹响，一场人与自然的“对话”，一场为大地披上绿装的行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薄雾，荒山上便热闹起来。村民们扛着铁锹、锄头，挑着一担担嫩绿的树苗，说说笑笑地朝着山头进发。他们的衣着朴素，有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眼神中却满是坚定与期待。
村里的孩子们也不甘示弱，蹦蹦跳跳地跟在大人身后，手里紧紧攥着几株小树苗，仿佛那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
站在光秃秃的山脚下，望着那连绵起伏却满是荒芜的山坡，不少村民心中不免涌起一丝苍凉。山上的岩石裸露在外，被岁月打磨得棱角分明，稀疏的杂草在风中瑟瑟发抖。然而，这荒芜的景象并没有让村民退缩，反而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斗志。大家纷纷散开，按照之前规划好的区域，开始了植树工作。
挥动铁锹，挖开坚硬的土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地方土层浅薄，下面便是坚硬的石块，每挖一个树坑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但没有人抱怨，汗水湿透了衣衫，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滴落在干燥的土地上，瞬间就消失不见。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忙，遇到难挖的地方，几个人便聚在一起，齐心协力攻克难关。
小树苗被小心翼翼地放入挖好的树坑，扶正、填土、踩实，每一个步骤都饱含着人们的希望与用心。看着一株株树苗挺立在山坡上，仿佛看到了未来这片荒山的模样：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再也不是如今这副荒凉的景象。微风拂过，树苗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村民点头致谢，又像是在许下茁壮成长的诺言。
中午时分，阳光变得炽热起来。大家围坐在山坡的一角，分享着从家里带来的玉米粥和酸菜。虽然饭菜简单，但笑声却格外爽朗。有人说起了自己对这片荒山未来的憧憬，有人描绘着绿树成荫后带来的好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短暂的休息过后，大家又投入到紧张的植树工作中。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荒山上，为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回望山坡，一排排树苗整齐排列，宛如等待检阅的士兵。虽然此时的它们还显得有些弱小，但在村民的精心呵护下，在岁月的滋养中，它们终将扎根大地，茁壮成长，为这片荒山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1982年的这场植树造林行动，不仅是将树苗种在了荒山上，更是将绿色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种在了每个人的心中。那些挥洒的汗水、付出的努力，都化作了守护这片土地的力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荒山一定会褪去荒芜的外衣，换上翠绿的新装，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从大二开始，我就在各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有的引起了老师和系领导的关注，他们鼓励我继续创作，争取发表更多作品，并说这些对我毕业后分配工作是有帮助的。“嗯”，我点头答应。
1984年师专毕业分配那天，我攥着去我们塘岭乡初级中学的报到证，在校门口碰上早已分手的女友蓝月娥。“哟，樊老师，以后要当人类灵魂工程师啦？”她眉毛上挑，嘴角一撇，“怕是要在讲台上磨烂几双解放鞋哟。”
她扬了扬手中的报到证说：“我分配在县外贸公司，一个月的工资就抵得上你好几个月工资。”接着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我攥紧报到证，指甲在牛皮纸上掐出月牙印。蓝月娥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分到国有企业的，听说她父亲是县经贸局的局长。
那天她穿的碎花连衣裙，转起圈来像朵开在水泥地上的芍药，而我脚上那双母亲纳的千层底，鞋头已经磨得发白。
塘岭乡初级中学在大山坳里，搭班车要转三趟。报到那天正赶上下暴雨，泥路烂得能吞下半只胶鞋。学校分给我半间宿舍，另一半住着教物理的李老师，墙根长满青苔，晚上老鼠在房梁上开运动会。
第一堂课就出了洋相。我在黑板上写“春”字，粉笔突然断成两截，粉笔灰簌簌落在中山装肩头。坐在教室最后排的男生哄笑起来，有个剃板寸的学生韦小宝扯着嗓子喊：“樊老师，你这字还没得我放牛写在沙地上的好看！”
我涨红着脸翻教案，突然瞥见教室门口，蓝月娥正抱着胳膊倚在门框上。她穿着件崭新的蝙蝠衫，烫过的卷发用红绸带扎着，脚上的高跟鞋踩在泥地里，溅起的泥点子弄脏了雪白的裤脚。
“樊老师好兴致，在这深山老林里当孩子王。”她晃了晃手上的女式手表，手表亮晶晶的，“公司派我来塘岭乡联系土特产收购事宜，就住在乡里招待所，你有时间可以来叙叙旧。”
我抓起黑板擦狠狠拍在讲台上，粉笔灰腾起呛得我直咳嗽。蓝月娥咯咯笑着转身，高跟鞋踩在水泥地板上的声音，比教室里的读书声还刺耳。
我绝不能就这么一天天熬着日子过，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让蓝月娥刮目相看。
于是，我白天上课批改作业，晚上就在昏暗的电灯下写文章。有一次星期天，我没有回家，就在宿舍写小说，大概晚上9点多钟，窗外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调皮的男学生，蹲在窗根下偷吃烤红薯。
“樊老师，这是我烤的，可甜咧。”其中有一个叫阿强的学生，把黑乎乎的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掰了半个红薯递过来。月光照在他豁了颗门牙的笑脸上，我突然觉得这深山里的夜，也没那么冷了。不久，我写的这篇小说就在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我也成了全校有名的“作家”。
这时，学校有一个叫覃晓春的女老师主动找到我，说是向我请教怎么写文章。她扎着两条粗辫子，笑起来有对酒窝。我热情招待她，并把自己的创作心得毫无保留传授给她。一来二去，我们渐渐谈起了恋爱。我原以为在这个鬼地方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想不到因为写文章找到了老婆。
1990年冬天，我和覃晓春结了婚。我们在学校仓库里收拾出间新房，用报纸糊了墙，贴了两张双喜字。蓝月娥不知从哪听说的消息，送来条的确良床单，花里胡哨的牡丹图案，和我们的土坯房格格不入。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带着学生在操场边种向日葵，带着他们去后山采野果写观察日记。有一年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学语文老师作文比赛，我带着自己写的文章去参赛，居然拿了个一等奖。颁奖那天在县教育局会议室，我又碰见了蓝月娥。她烫了更时髦的波浪卷，抹着红嘴唇，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在灯光下晃得人眼疼。
“哟，樊老师出息了。”她端着香槟走过来，指甲上涂着鲜红的蔻丹，“不过在县里得奖有什么用？我老公刚从深圳回来，人家一单生意的提成，够你们山里老师挣半辈子。”
我握紧奖杯，陶瓷边缘硌得手心生疼。会议室的灯照得我有点头晕，我突然想起班上孩子眼巴巴等着我发作业本的样子，想起阿强把烤红薯塞进我手里时的温度。
2000年，我当上了教导主任。学校盖起了新教学楼，孩子们用上了新课桌。有天放学，我在校门口看见辆锃亮的小轿车，蓝月娥从车里钻出来，身上的真皮大衣油光水滑。
“樊老师，听说你混得不错啊。”她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出清脆的响声，“我老公在南宁开公司，正缺个管行政的，年薪二十万，比你当这芝麻绿豆官强多了吧？”
我望着教学楼前迎风飘扬的国旗，望着孩子们背着书包欢笑着跑远。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多年后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有的留在山里当老师。阿强现在是村里的小学代课老师，他说想让更多山里娃走出大山。
“月娥，”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我觉得现在挺好。”
她嗤笑一声，踩着高跟鞋转身，真皮大衣的毛领扫过我的手背，凉飕飕的。小轿车扬起一阵尘土开走了，我望着车屁股后面的尾气，突然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后来，我调到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成效突出，不久，我就被县里任命担任县教育局副局长。
2004年，我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上任那天，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我在台上发言，突然看见台下坐着王月娥。她瘦了很多，头发染成了栗色，眼角的皱纹藏不住了。散会后，她在走廊拦住我。
“樊老师，我......我老公公司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能不能......能不能帮我，替我老公安排份工作？”
我望着她涂着褪色指甲油的手，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骄傲的姑娘，想起她曾经说我只能教一辈子书。走廊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我们中间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教育局最近在招后勤人员，你老公可以去报名。”我从公文包里掏出报名表递给她，“不过得通过正常考核。”
她接过报名表，手指捏得发颤。转身时，我看见她肩膀在微微发抖。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有的恩怨都像河里的沙子，流着流着就散了。
站在教育局顶楼，向着塘岭乡初级中学方向望去，那里曾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二十年光阴，有人追名逐利，有人安守清贫。我抚摸着胸前的党徽，突然明白，这教鞭与乌纱帽，说到底都是为了山里娃能读上书，能走出大山。
不久，我把老婆也调到县中学任教。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夕阳给中学教学楼镀上一层金边。我掏出手机，给老婆发了条信息：今晚回家吃饭，想吃你包的酸菜饺子了。
信息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我仿佛又听见了阿强清脆的笑声，听见了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归宿吧，我望着天边的晚霞，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如今，我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塘岭乡初级中学当老师的情景。四十年前的光景像池塘里的水藻，顺着记忆的漩涡漫上来。窗外细雨把玻璃窗变成毛玻璃，恍惚间又看见蓝月娥站着师专大门口嘲笑我的情景脚，白的确良衬衫被风鼓得像只倒翻的蝴蝶......
来源：妮的呀大叔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