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资治通鉴》的战争叙事中，香积寺战役堪称暴力美学的极端注脚。安史叛军与唐军在此展开白刃战，"死伤枕藉，血流漂杵" 的记载，不仅是冷兵器时代杀伤力的直观呈现，更揭露了战争对社会结构的撕裂。这种级别的暴力事件往往伴随系统性破坏 —— 安禄山叛军每破一城，便纵容士
在《资治通鉴》的战争叙事中，香积寺战役堪称暴力美学的极端注脚。安史叛军与唐军在此展开白刃战，"死伤枕藉，血流漂杵" 的记载，不仅是冷兵器时代杀伤力的直观呈现，更揭露了战争对社会结构的撕裂。这种级别的暴力事件往往伴随系统性破坏 —— 安禄山叛军每破一城，便纵容士兵烧杀抢掠，长安、洛阳等大都会数次沦为废墟，户籍人口锐减六成以上。战争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将整个社会拖入 "暴力 - 毁灭 - 重构" 的恶性循环，百姓沦为权力博弈的耗材。
长平之战后，白起坑杀 40 万赵军降卒，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具争议的暴力事件。《资治通鉴》特别记载了降卒 "前秦已坑赵卒，秦兵卒二十万降诸侯，诸侯置酒而酾血" 的连锁反应 —— 当杀降成为战略选择，意味着战争伦理的彻底崩塌。这种反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权力集团对 "成本 - 收益" 的畸形计算：养活降卒的后勤压力，远大于集体屠杀的道德负担。当暴力突破文明底线，社会秩序便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带，陷入 "人人自危" 的霍布斯丛林状态。
翻开历史长卷，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统治，无疑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狂欢，堪称暴力治国的典型。他在临终前，为了给儿子铺平继承大统的道路，巩固北齐政权，不惜对自己的弟弟们痛下杀手。高浚和高涣，这两位皇室宗亲，被高洋装入铁笼，囚于地牢。地牢之中，阴暗潮湿，污秽横流，他们的呼喊与求救被无情淹没，最终在粪便堆积的绝境中，悲惨地结束了生命。这等残酷手段，让人不禁对高洋的冷酷与决绝感到胆寒。更有甚者，高洋竟以都督尉子辉的生命为乐，用槊将其刺死，其暴虐行径令人发指。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以暴力威慑来维持统治的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残酷规律。当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统治者往往会陷入恐慌与不安，为了稳固手中的权力，他们不惜诉诸暴力，通过制造死亡恐惧来迫使民众屈服，构建起一种虚假的认同。杨坚篡周时，对宇文氏诸王展开了残酷的族灭行动，将宇文皇族几乎屠戮殆尽；杨广弑父登基后，为了清除异己，血洗杨勇旧党，朝堂之上一片腥风血雨。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仿佛是一场血腥的洗礼，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无数生命消逝在权力的绞肉机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挣脱的 “暴力登基 - 清洗立威 - 循环杀戮” 的死结。在这个死结中，人性被彻底扭曲，权力的欲望吞噬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只留下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
秦国的 “连坐法” 与明朝的 “厂卫制度”，则是将暴力巧妙地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典型例证。《资治通鉴》记载，商鞅变法时推行 “连坐法”，将百姓按什伍编制，使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告发，一人犯罪，邻里同罪。这种制度将暴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与监视之中。在秦国的大街小巷，人们不敢随意交谈，生怕因一句话、一个举动而牵连家人邻里。这种制度性暴力，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个社会紧紧束缚，使得暴力不再是偶发的权力工具，而是成为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治理逻辑。
汉武帝时期的 “腹诽罪”，更是将思想审查转化为实体暴力的极端表现。一个人仅仅因为内心的想法被怀疑，就可能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这种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言论的压制，使得人们生活在极度压抑的氛围中，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
明朝的 “厂卫制度”，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大内行厂等特务机构，更是将制度性暴力发挥到了极致。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可以随意逮捕、审讯官员和平民。他们常常罗织罪名，制造冤假错案，朝堂上下人人自危。东厂、西厂和大内行厂则更是无孔不入，他们监视着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从官员的日常言行到百姓的家长里短，都在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一旦发现有任何对朝廷不利的言论或行为，便会立即采取行动，轻者牢狱之灾，重者性命不保。这种制度性暴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道德与伦理在这种暴力的压制下荡然无存。整个社会的道德免疫系统在制度性暴力的侵蚀下逐渐失效，人们失去了对正义和善良的信仰，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庞涓与孙膑的同门相残，堪称《资治通鉴》中人性之恶的经典案例。孙膑与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本应手足情深，共同在战国乱世中施展抱负。然而，当庞涓率先下山，在魏国成为将军，手握大权，却发现孙膑的才能远超自己，内心的嫉妒之火瞬间熊熊燃烧 ，并立即启动 "断其足，黥其面" 的毁灭程序。这种基于嫉妒的暴力，本质上是对 "相对剥夺感" 的极端反应 —— 熟悉者的成功，比陌生人的崛起更具摧毁性，因为它颠覆了自我认知的心理平衡。
李斯毒杀韩非，同样是嫉妒心理作祟下的悲剧。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子门生，韩非才华横溢，其法家思想独树一帜，著有《孤愤》《五蠹》等名篇，秦王嬴政读其著作后，大为赞赏，甚至发出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的感慨。为得韩非，秦国不惜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无奈之下，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入秦后，其卓越的才能引起了李斯的嫉妒与恐慌。李斯深知自己在才学和见解上不及韩非，担心韩非一旦得到秦王重用，自己的地位将岌岌可危。于是，李斯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称其身为韩国公子，不会真心效忠秦国。最终，韩非被关进监狱，李斯派人送去毒酒，将其残忍杀害。
苏秦羞辱张仪的故事，同样深刻地揭示了嫉妒对人性的扭曲。苏秦与张仪本是同门师兄弟，苏秦先于张仪出山，凭借 “合纵” 之策，身佩六国相印，风光无限。而张仪当时却四处碰壁，生活落魄。当张仪满怀希望地投奔苏秦，期待得到帮助时，苏秦却摆出傲慢的姿态，对其羞辱一番。苏秦让张仪坐在堂下，赐给他仆妾的食物，还大声训斥他：“你自称才华横溢，居然混成这个样子？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你太不争气了，你不值得我收留。” 苏秦的这一番羞辱，看似无情，实则另有深意。他深知张仪自尊心极强，故意用这种方式激怒他，激发他奋发向上的决心，促使他前往秦国，寻求更大的发展。后来，张仪在秦国得到秦惠王的赏识，提出 “连横” 之策，与苏秦的 “合纵” 相互抗衡。
这些故事反复印证了一个真理：在权力场中，最致命的暴力往往来自身边人的 "同频相斥"。当人们处于同一阶层、同一领域，彼此熟悉且竞争激烈时，嫉妒便极易滋生。这种嫉妒如同隐藏在暗处的毒蛇，一旦被触发，便会毫不犹豫地喷射出致命的毒液，引发无尽的痛苦与灾难。它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情谊，更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充满猜忌与敌意的氛围之中。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嫉妒驱使人们丧失理智，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去摧毁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以满足内心那一点点可怜的虚荣心和安全感。
刘邦在彭城之战中为自保，数次将子女推下马车，这一行为堪称生存本能异化的典型。公元前 205 年，刘邦率领五十六万大军进攻项羽的都城彭城，却遭遇项羽三万精兵的突袭，汉军大败，刘邦陷入逃亡的绝境。在逃亡途中，刘邦与夏侯婴驾车疾驰，途中遇到了自己的儿女 —— 刘盈和鲁元公主。面对楚军的紧追不舍，马车的负荷因刘盈和鲁元公主的上车而加重，严重影响了逃生速度。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刘邦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将儿女推下车，试图减轻马车的负荷，提高逃生速度。夏侯婴心地善良，多次将儿女救起，刘邦甚至为此发怒，想要杀死夏侯婴，但最终在夏侯婴的坚持下，他们成功逃脱了楚军的追捕。刘邦的这一行为，看似残忍无情，实则是在极端生存压力下，本能地将自身生存置于首位，不惜牺牲亲情。在那种生死一线的绝境中，人的思维变得简单而直接，生存的本能超越了一切道德和情感的束缚，让人做出平时难以想象的举动。
赵盾面对晋灵公的追杀，其族人竟反过来弑君夺权，同样是生存本能异化的体现。晋灵公生性残暴，对赵盾等大臣猜忌打压，赵盾多次险遭杀害，被迫逃亡。然而，赵盾的堂弟赵穿却在此时发动政变，杀死了晋灵公。从表面上看，这是赵穿为了保护赵盾、反抗晋灵公的暴政，但实际上，背后也隐藏着赵氏家族为了自身生存和权力扩张的考量。在晋灵公的高压统治下，赵氏家族感受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避免被灭族的命运，他们选择了主动出击，以弑君的极端方式来消除威胁，夺取政权。这种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家族的生存，但却违背了传统的君臣之道和道德伦理，是生存本能在权力斗争的环境中发生异化的结果。
《资治通鉴》毫不留情地揭露，当生存受到威胁，人性中的文明面具会迅速剥落。这种异化的暴力并非简单的善恶问题，而是资源极度匮乏下的生存策略。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源极度匮乏，军阀秦宗权以 "盐尸" 充军粮，黄巢 "舂磨砦" 人肉为食，这些突破底线的行为，本质上是社会崩溃时的生物本能反噬。秦宗权行军打仗从不携带军粮，他四处掳掠百姓，除了能当兵的壮丁，其余活人都被抓起来当作食物，将百姓杀死后用盐腌制起来充做军粮；黄巢的军队则设立 “舂磨砦”，将活人投入石臼中，用巨大的石杵舂碎，磨成肉泥，作为军队的口粮。在那种社会秩序完全崩溃、道德规范荡然无存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惜做出任何残忍的事情，生物的本能占据了主导，人性被彻底扭曲。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崩溃时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生存本能异化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资治通鉴》记载的 “史上最惨烈围杀案件”，如安禄山之乱中的香积寺屠城，安史叛军与唐军在此展开白刃战，“死伤枕藉，血流漂杵”，叛军每破一城，便纵容士兵烧杀抢掠，长安、洛阳等大都会数次沦为废墟，户籍人口锐减六成以上 ，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暴力便失去了约束。但书中也隐含着解决方案 —— 李世民贞观年间 “礼法合一” 的治理实践，通过 “死刑三复奏” 制度将暴力纳入法律框架。李世民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对犯罪的惩处更加公正合理，有效地减少了暴力的发生。
张居正改革时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一制度设计简化了税收流程，减少了基层官员在征收过程中利用权力寻租、滥用暴力的机会。以往，基层官员在征收赋税时常常随意增加税目、提高税额，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百姓若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暴力对待。“一条鞭法” 实施后，百姓只需按照规定缴纳固定的银两，减少了与基层官员的直接接触，从而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这些案例证明，唯有建立超越权力的法律共同体，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石，约束权力的任性，保障人民的权利，才能打破 “暴力 - 反暴力” 的恶性循环，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从 “武王伐纣” 的 “吊民伐罪”，周武王在伐商之前发布动员令，指责商纣王 “暴虐百姓”，以 “吊民伐罪” 为口号发动战争，旨在推翻暴虐的统治，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到孔子提出的 “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尊重，《资治通鉴》始终在记录另一种可能 —— 用文明精神对冲暴力本能。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担当，展现出他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他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不惜挺身而出，与各种黑暗势力作斗争；文天祥 “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气节，在面对元朝的威逼利诱时，他坚贞不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民族气节，绝不屈服于暴力和强权，以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些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证明人类社会在暴力底色上，始终在构建更高级的意义系统。
正如司马光编纂此书的初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我们审视历史暴力，不是为了沉迷黑暗，而是为了守护文明的星火。当我们合上《资治通鉴》，会发现那些泛黄书页上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病理切片。暴力与死亡确实是社会的底层逻辑，但绝非全部真相。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看清暴力的本质后，依然选择构建法治文明、守护人性光辉 —— 这或许就是司马光穿越千年，留给我们的终极启示：承认黑暗的存在，但永远朝向光明前行。
来源：微笑着读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