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朔三年（663 年），唐王朝刚刚平定西域龟兹、疏勒叛唐，收复安西四镇，西北边疆局势趋于稳定，东亚战场却再起关键战事 —— 唐军将领刘仁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倭国、百济残余势力组成的联军展开决战，最终以火攻大破敌军，焚毁倭船四百余艘，彻底平定持续数年

龙朔三年（663 年），唐王朝刚刚平定西域龟兹、疏勒叛唐，收复安西四镇，西北边疆局势趋于稳定，东亚战场却再起关键战事 —— 唐军将领刘仁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倭国、百济残余势力组成的联军展开决战，最终以火攻大破敌军，焚毁倭船四百余艘，彻底平定持续数年的百济之乱。这场战役的爆发，是百济叛乱残余势力的负隅顽抗、倭国介入东亚事务的野心，以及唐王朝巩固东亚霸权的决心三者交织的结果，成为重塑东亚地缘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自龙朔元年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拥立扶余丰反唐以来，百济故地陷入持续战乱。龙朔二年，唐军援军抵达后，虽攻克叛军核心据点周留城，斩杀鬼室福信，但扶余丰率领部分百济残余势力逃往南部沿海地区，依托沿海据点继续抵抗。此时，百济故地的局势并未完全平定：一方面，扶余丰收拢溃散的叛军士兵，联合不愿归附唐王朝的部落首领，形成了一支约两万余人的残余武装；另一方面，百济境内的亲唐势力虽倾向于唐王朝，但因战乱未息，难以形成有效支持，唐军在百济故地的驻军仍面临着持续的军事压力。

更为关键的是，倭国（当时日本的国号）的介入，让局势变得愈发复杂。自贞观年间起，倭国多次派遣遣唐使入唐，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与军事技术，但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其对外扩张的野心逐渐显现。百济作为倭国在朝鲜半岛的传统盟友，其灭亡让倭国深感自身在东亚的利益受到威胁。为了遏制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维护自身在东亚的影响力，倭国决定派遣大军援助百济残余势力，试图通过支持百济复国，与唐王朝、新罗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龙朔二年年底，倭国天智天皇派遣大将阿倍比罗夫率领战船一百七十余艘、士兵三万余人，渡海抵达百济南部的白江流域，与扶余丰的百济残余势力会合，组成了 “倭百联军”。联军迅速占据了白江口附近的周留城、任存城等据点，修筑防御工事，囤积粮草与军械，准备与唐军展开决战。倭国的介入，让百济之乱从单纯的地方叛乱升级为涉及多国的区域冲突，唐王朝面临着平定百济、震慑倭国、巩固东亚霸权的多重任务。

此时，唐王朝在百济故地的驻军约三万余人，由刘仁轨、刘仁愿共同统领。刘仁轨作为唐军的核心将领，不仅作战勇猛，更极具战略眼光。他深知倭百联军的到来意味着战事将进一步升级，于是一方面加强唐军的防御部署，加固熊津城、真岘城等核心据点的城防；另一方面紧急向长安上书，请求朝廷派遣援军，同时与新罗国王金春秋联络，要求新罗军队配合唐军作战，形成对倭百联军的夹击之势。唐王朝迅速响应，派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七千余名援军渡海前往百济，与刘仁轨、刘仁愿的部队会合，唐军总兵力增至四万余人，为决战做好了兵力准备。

龙朔三年六月，倭百联军完成了在百济南部的部署：扶余丰率领百济残余势力驻守周留城，负责坚守内陆据点，牵制唐军的陆上兵力；阿倍比罗夫率领倭国水军驻守白江口沿岸的港口，控制海上通道，确保联军的物资补给与退路安全。联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依托沿海据点与海上优势，与唐军展开持久战，等待唐军因粮草耗尽、士兵疲惫而撤退，再趁机收复百济故地。

倭百联军的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其中倭国军队三万余人，百济残余势力两万余人。倭国军队以水军为主，战船数量众多，但船体相对狭小，防护能力较弱，主要依靠士兵的近战与弓箭射击；百济军队则以陆军为主，熟悉本地地形，擅长山地作战与游击战，但因屡遭唐军打击，士气低落，战斗力有限。联军的优势在于海上机动性较强，且占据了白江口的有利地形，能够依托港口与岛屿进行防御；劣势则在于指挥不统一，倭国将领与百济将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且军队的装备与战术水平远不及唐军。

为了发挥海上优势，阿倍比罗夫将倭国战船密集部署在白江口的狭窄水道中，形成了 “首尾相连、互为犄角” 的防御阵型，试图利用战船数量上的优势，阻挡唐军水军的进攻。同时，联军在白江口沿岸的高地设置了烽火台与瞭望哨，一旦发现唐军动向，立即传递情报，以便联军及时调整部署。

面对倭百联军的部署，刘仁轨与孙仁师、刘仁愿经过周密商议，制定了 “水陆协同、分割围歼” 的战略：首先，由刘仁愿率领部分唐军陆军，联合新罗军队，进攻周留城等百济残余势力的陆上据点，牵制联军的陆上兵力；其次，由刘仁轨、孙仁师率领唐军水军，主动出击白江口，寻找倭国水军决战，切断联军的海上补给线与退路；最后，待水军击败倭国水军后，水陆两军合力围攻周留城，彻底消灭倭百联军的有生力量。

唐军的战前准备极为充分。在兵力部署上，唐军水军抽调了两百余艘战船，士兵一万余人，由刘仁轨亲自统领；陆军则分为两路，一路由刘仁愿率领，进攻周留城，另一路由新罗国王金春秋率领，进攻任存城，形成钳形攻势。在装备准备上，唐军战船体型庞大，船体坚固，配备了投石机、弩箭等重型武器，部分战船还安装了撞角，具备强大的冲击力；士兵则装备了精良的甲胄、长矛与弓箭，战斗力远超联军。

在战术训练上，刘仁轨针对倭国水军的特点，重点训练士兵的水战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他借鉴了中原水战中常用的 “火攻” 战术，准备了大量的火箭、火油等燃烧物资，同时训练士兵如何利用战船的机动性，穿插分割敌军阵型。此外，刘仁轨还对士兵进行了思想动员，强调此战的重要性，激励士兵们奋勇杀敌，为国家争光。

龙朔三年八月，唐军完成了全部战前准备。刘仁愿率领的陆军与新罗军队率先对周留城、任存城发起进攻，牵制了联军的陆上兵力；刘仁轨与孙仁师率领的唐军水军则从熊津江口出发，顺流而下，向白江口进军，一场决定东亚格局的海上决战即将打响。

龙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唐军水军抵达白江口，与倭百联军的水军相遇。此时，倭国水军的战船已全部部署在白江口的狭窄水道中，形成了密集的防御阵型。阿倍比罗夫见唐军水军战船数量少于自己，士气大振，下令联军战船主动出击，试图凭借数量优势包围并歼灭唐军水军。

面对联军的主动进攻，刘仁轨沉着应对，下令唐军战船摆出 “一字长蛇阵”，利用战船体型庞大、机动性强的优势，对冲联军的密集阵型。唐军战船乘风破浪，冲入联军阵中，船上的投石机、弩箭齐发，联军战船纷纷被击中，船体破损严重。倭国战船体型狭小，防护能力弱，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难以抵挡，纷纷向后撤退。

阿倍比罗夫见初战失利，立即调整战术，下令联军战船分成多股，从不同方向围攻唐军战船，试图利用数量优势弥补装备与战术的不足。然而，刘仁轨早已预判到联军的战术变化，下令唐军战船变换阵型，形成 “环形防御阵”，将联军战船分割包围。唐军战船相互配合，用撞角撞击联军战船，用弩箭射杀船上的士兵，联军战船陷入混乱，相互碰撞，伤亡惨重。

在初战的几个回合中，联军损失了数十艘战船，士兵伤亡数千人，而唐军仅付出了轻微的代价。唐军的战术压制与装备优势，让联军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阿倍比罗夫不得不下令联军撤退，重新部署阵型，与唐军形成对峙。

对峙期间，刘仁轨仔细观察了白江口的地形与联军的阵型，发现联军战船密集排列在狭窄的水道中，首尾相连，缺乏机动空间，这为火攻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于是，刘仁轨决定采用火攻战术，彻底摧毁联军的水军力量。

八月二十八日，刘仁轨下令唐军水军发起总攻。唐军战船分为四路，从不同方向向联军战船逼近，同时将火箭、火油等燃烧物资投向联军战船。此时，恰逢东南风大作，火势迅速蔓延，联军战船密集排列，难以躲避，很快便陷入一片火海。船上的倭国与百济士兵惊慌失措，纷纷跳水逃生，或被大火烧死，或被唐军士兵射杀。

阿倍比罗夫试图组织联军反击，但火势已无法控制，联军战船一艘接一艘地被焚毁，阵型彻底崩溃。唐军战船趁势发起冲锋，撞角撞击、士兵跳帮格斗，联军士兵死伤无数。据史料记载，此战唐军共焚毁倭国战船四百余艘，斩杀联军士兵一万余人，俘虏一万余人，倭国水军几乎全军覆没。阿倍比罗夫率领少数残余战船，狼狈地渡海逃回倭国，再也不敢轻易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白江口的海战胜利，彻底摧毁了联军的海上力量，切断了百济残余势力的补给线与退路。周留城内的扶余丰见倭国水军大败，深知大势已去，率领少数亲信弃城而逃，前往高句丽寻求庇护。城内的百济残余势力失去了首领，斗志全无，纷纷向唐军投降。随后，刘仁愿率领的唐军陆军与新罗军队顺利攻克周留城，任存城等其他联军据点也相继被唐军收复。

白江口海战结束后，刘仁轨与孙仁师、刘仁愿率领唐军在百济故地展开了全面的清剿行动。对于溃散的百济残余士兵，唐军采取了 “招抚为主、打击为辅” 的政策：凡主动放下武器投降者，一律予以赦免，发放粮食与衣物，让其返回故乡；对于负隅顽抗的残余势力，则予以坚决打击，彻底消灭。

唐军的清剿行动进展顺利。在唐军的军事压力与招抚政策下，百济故地的残余叛乱势力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百济故地便彻底平定。龙朔三年九月，刘仁轨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向唐高宗汇报白江口大捷与百济之乱平定的消息。唐高宗闻讯大喜，下令对参战将领与士兵进行丰厚的封赏：刘仁轨被封为带方郡公，孙仁师、刘仁愿等将领也分别得到晋升与赏赐；新罗国王金春秋因配合唐军作战有功，被赐予大量的丝绸、茶叶等物资，新罗的地位也得到了唐王朝的进一步认可。

百济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彻底消除了百济这一不稳定因素，为后续征讨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让倭国深刻认识到唐王朝的强大实力，此后数百年间，倭国再也不敢轻易介入东亚事务，转而继续派遣遣唐使入唐学习，全面吸收唐王朝的文化与制度，东亚地区的局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百济之乱平定后，唐王朝在百济故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与治理工作，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重塑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唐王朝在百济故地的战后治理，延续了此前 “羁縻为主、直接管辖为辅” 的模式，同时根据百济之乱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与调整。

在政治治理方面，唐王朝重新调整了百济五都督府的辖区划分，合并了部分势力较弱的羁縻州，强化了都督府的管辖力度。同时，进一步重用归附唐王朝的百济旧臣，让其参与都督府的管理工作，担任长史、司马等重要职务，协助中原官员处理政务。唐王朝还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机制，对百济旧臣的治理成效进行定期考核，对忠于朝廷、治理有效的官员予以奖励与晋升，对治理失当的官员予以罢黜，确保治理政策的有效执行。

在经济重建方面，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百济故地恢复生产。首先，组织民众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农田、水利设施与城市建筑，发放大量的粮食种子、农具与牲畜，鼓励民众恢复农业生产；其次，减免百济故地民众三年的赋税与兵役，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帮助民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再次，修复战争中损毁的道路、桥梁与驿站，恢复商业贸易，在熊津城、周留城等重要城市设立 “互市”，允许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与百济的海产品、纺织品自由交易，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

在文化融合方面，唐王朝继续推行开放包容的政策，鼓励中原文化与百济文化的交流互鉴。唐王朝在百济故地广泛设立学校，推广汉字与中原的教育体系，邀请中原儒生前来授课，教授儒家经典与诗文礼仪。许多百济贵族子弟纷纷入学学习，不少人还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王朝的官员。同时，唐王朝尊重百济的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保护当地的寺庙、祭祀场所，鼓励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原文化与百济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百济故地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百济民众对唐王朝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与百济之乱的平定，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唐王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对倭国而言，白江口海战的惨败使其深受震撼，彻底打消了其介入东亚事务的野心。此后，倭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全面推行 “大化改新”，吸收唐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与生产技术，推动本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倭国加大了遣唐使的派遣力度，派遣大量的官员、留学生、僧侣前往唐王朝学习，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成为唐王朝主导的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成员。

对新罗而言，百济之乱的平定使其摆脱了百济与高句丽的双重夹击，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新罗在战争中积极配合唐军作战，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得到了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唐王朝将百济故地的部分地区划归新罗管辖，新罗的国力大幅提升，为其后续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新罗也更加坚定地奉行亲唐政策，全面吸收唐王朝的文化与制度，成为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重要盟友。

对高句丽而言，百济的灭亡使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唐王朝平定百济后，得以集中精力征讨高句丽，形成了从辽东、百济两个方向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态势。此后，唐王朝多次派遣大军征讨高句丽，最终在总章元年（668 年）灭亡高句丽，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版图，彻底消除了高句丽对东亚格局的威胁。

对唐王朝而言，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与百济之乱的平定，极大地提升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威望。周边的日本、新罗、百济（已平定）、高句丽等国家，要么归附唐王朝，要么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唐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系与文化圈。唐王朝通过军事胜利与开明的治理政策，维护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龙朔三年白江口之战与百济之乱的平定，是唐王朝东亚战略的重大胜利，对唐王朝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重大而持久。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水战案例，充分彰显了唐王朝军队的强大实力与先进战术。唐军在战船数量少于联军的情况下，凭借精良的装备、科学的战术与士兵的英勇作战，彻底击败了倭百联军，焚毁倭船四百余艘，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刘仁轨在战役中运用的 “火攻战术”“分割围歼战术”“水陆协同战术”，是对中国古代水战战术的重要创新与发展。火攻战术的成功运用，充分利用了地形与气候条件，以最小的代价摧毁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分割围歼战术则发挥了唐军战船机动性强的优势，打破了敌军的密集阵型，使其陷入混乱；水陆协同战术则实现了陆军与水军的密切配合，形成了对敌军的全方位打击，确保了战役的胜利。这些战术不仅为后世水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也体现了唐王朝军事思想的成熟与先进。

此外，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锻炼了唐

王朝的水军力量与跨海作战能力。此战之后，唐王朝更加重视水军建设，加大了对战船制造、水战战术研发的投入，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水军训练基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水军将领与士兵。这为唐王朝后续应对海上威胁、维护沿海地区安全，以及开展跨海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向周边国家展示了唐王朝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使其不敢轻易挑衅唐王朝的权威，为唐王朝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与百济之乱的平定，不仅重塑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更推动了东亚地区的文化交融，强化了唐王朝的文化辐射力。

唐王朝作为当时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产技术等，在战后通过多种渠道向周边国家传播。对倭国而言，白江口海战的惨败使其认识到自身与唐王朝的差距，此后更加积极地派遣遣唐使入唐学习。遣唐使不仅带回了儒家经典、佛教典籍，还引入了唐王朝的官制、科举制度、建筑工艺、服饰礼仪等，全面推动了倭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发展。例如，倭国仿照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修建了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借鉴唐王朝的文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吸收唐王朝的佛教艺术，发展出了独特的日本佛教文化。这些文化交流与融合，让倭国成为唐王朝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东亚文化的共同发展。

对新罗而言，战后与唐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新罗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前往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儒家经典与诗文，许多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唐王朝的官员，将唐王朝的文化与制度带回新罗。新罗仿照唐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本国的官制与赋税制度；引入了中原的汉字与书法艺术，创造了 “吏读” 文字；吸收了唐王朝的佛教宗派与建筑风格，修建了佛国寺、石窟庵等著名建筑。中原文化与新罗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新罗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东亚文化的内涵。

对百济故地而言，唐王朝推行的文化融合政策，让中原文化与百济本土文化实现了有机结合。中原的儒家思想、汉字教育、农业技术等在百济故地广泛传播，改变了百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同时，百济的本土文化、宗教信仰也得到了尊重与保护，与中原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种文化上的交融共生，增强了百济民众对唐王朝的文化认同，为百济故地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与百济之乱的平定，为东亚地区构建了以唐王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护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在此之前，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相对混乱，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相互攻伐，倭国也试图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争夺区域霸权。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倭国介入东亚事务的野心，消除了百济这一不稳定因素，为唐王朝主导东亚秩序创造了条件。战后，唐王朝通过册封、朝贡等方式，与新罗、倭国等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形成了 “唐为主导、诸国臣服” 的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唐王朝成为区域和平的维护者与仲裁者，负责调解诸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

这一国际秩序的建立，为东亚地区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稳定局面。诸国在唐王朝的主导下，相互往来、和平共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例如，丝绸之路的海上通道更加畅通，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海路运往倭国、新罗等国家，而倭国的硫磺、木材，新罗的人参、麻布等商品也传入中原，形成了繁荣的海上贸易网络。这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仅让各国受益，也为东亚地区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百济之乱的平定，为唐王朝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尤其是跨海边疆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唐王朝在百济故地推行的 “羁縻为主、直接管辖为辅” 的治理模式，经过实战检验与调整，变得更加成熟完善。这种治理模式既尊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与民族习俗，又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控，实现了 “因俗而治” 与 “中央集权” 的有机统一。唐王朝在百济故地设立的都督府、重用本土官员、制定考核机制等举措，为后世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范本。

同时，百济之乱的平定也让唐王朝积累了丰富的跨海作战与跨海治理经验。跨海作战需要解决兵力投送、物资补给、水军协同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唐王朝在平定百济之乱的过程中，通过组建远征军、开辟海上补给线、协调水陆两军作战等方式，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海作战体系。在跨海治理方面，唐王朝针对百济故地远离中原、情况复杂的特点，采取了减免赋税、发展生产、文化融合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百济故地的有效治理。这些经验为唐王朝后续治理其他跨海边疆地区，以及开展对外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龙朔三年白江口之战与百济之乱平定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对当代国家治理与国际交往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国家实力是维护主权与尊严的根本保障。唐王朝之所以能够在白江口海战中大败倭百联军，平定百济之乱，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与文化实力。这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加强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威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其次，开明包容是凝聚人心、促进融合的关键。唐王朝在百济故地推行的尊重习俗、重用本土官员、文化融合等政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实现了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这启示我们，在治理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时，必须坚持开明包容的政策，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加强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才能凝聚人心，形成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强大合力。

再次，战略智慧与战术创新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刘仁轨在白江口海战中，凭借精准的战略判断、灵活的战术运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智慧。这启示我们，在面对复杂的战争形势时，必须注重战略规划与战术创新，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自身劣势，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

最后，和平稳定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白江口海战之后，唐王朝主导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为各国带来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这启示我们，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各国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

龙朔三年白江口之战与百济之乱的平定，是唐王朝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东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唐王朝的军事魄力与治理智慧，更重塑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与文化版图，推动了区域的和平稳定与文明进步。其蕴含的历史意义与长远影响，跨越千年，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处理国家治理、民族关系、国际交往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财富。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