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回家背后：传教士三百年双面行，《永乐大典》3/4遭劫

摘要：2025年5月，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前人头攒动——流失美国79年的战国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刚结束跨国追索之旅正式亮相。当观众指尖划过展柜玻璃，凝视帛书上2300年前的墨迹时，很少有人知道：近代中国187.5万部流失海外的古籍中，《永乐大典》3/4的

2025年5月，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前人头攒动——流失美国79年的战国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刚结束跨国追索之旅正式亮相。当观众指尖划过展柜玻璃，凝视帛书上2300年前的墨迹时，很少有人知道：近代中国187.5万部流失海外的古籍中，《永乐大典》3/4的消亡，竟与一个特殊群体直接相关。传教士绝非“一刀切”的存在：既有带来自鸣钟、翻译《几何原本》的“文明使者”，也有沦为列强爪牙、系统性窃取文脉的“典籍窃贼”，三百年双面行径，至今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深刻警示。

2025年北京国家博物馆“万里同归”文物展现场图，战国子弹库帛书展柜

一、特权裂变：从依附皇权到劫掠文脉的三百年反转

传教士在华的角色变迁，始终绑定着中国国家主权的强弱。从“技术宾客”到“特权掠夺者”的身份蜕变，让“典籍窃贼”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

明代中后期，传教士以“异域学者”身份叩关。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抵达广东肇庆，果断脱下僧袍换儒服，苦学汉语与《论语》，靠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敲开士大夫圈层。此时的他们无任何特权，传教活动受官府严格管控，明末全国天主教信徒仅3万余人，本质是“借科技换传教空间”的技术宾客。虽有抄录儒家经典的行为，但规模有限，未形成掠夺之势。

清初顺治、康熙朝，传教士迎来“黄金时代”。汤若望凭精准天文测算取代传统历法，任钦天监监正封一品大员；南怀仁督造神威将军炮，助力平定三藩之乱，官至工部侍郎。凭借天文、军工技术，他们成为宫廷“智囊顾问”，全国教堂突破300座，信徒达30万人。可1704年“礼仪之争”爆发，罗马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震怒下令禁教，乾隆年间更出台“私自传教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的律法，传教士活动转入地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切彻底反转。《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赋予传教士“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1858年更是明确“法国人在华犯罪由领事馆治罪，中国无权过问”。至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超1500人，天主教徒70余万、新教徒8万余人。特权在手，初心变质——大批传教士彻底撕下“交流”伪装，化身“典籍窃贼”，与殖民机构、海外博物馆勾结，一场针对中国古籍的系统性劫掠正式拉开。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的古版书 1860年翰林院被劫掠复原图，传教士指引士兵搬运古籍

二、三重劫掠：典籍窃贼的系统化掠夺链条

“典籍窃贼”的掠夺从非偶然，而是一套“学术伪装-批量转移-暴力抢劫”的完整操作。从隐蔽抄录到公然抢夺，手段不断升级，最终斩断了千年文脉。

1. 学术伪装：以交流为名的盗抄渗透（16-18世纪）

无暴力后盾的年代，“典籍窃贼”靠“学术交流”打掩护。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直言《永乐大典》“为奇书”，视其为“读懂中国的钥匙”，通过徐光启接触副本后，暗中摘抄核心文献；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更专注抄录《永乐大典》中《周易》注疏，寄回巴黎的手稿达数十册，直接影响莱布尼茨二进制研究。

为获孤本，他们不惜重金行贿。1724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贿赂翰林院典籍官，深夜偷走《永乐大典》中《元史》未刊稿本，抄录后秘密带回法国。数十年后《四库全书》编纂时，馆臣遍寻该稿本不得，导致元朝典章制度记载模糊失真，部分历史事件只能靠二手史料拼凑。更致命的是，传教士、海外汉学家与殖民机构已形成“三角网络”：前者负责搜罗盗抄，汉学家整理解读，殖民机构提供资金运输，为后续劫掠铺路。

2. 批量转移：借馈赠之名的外流链条（18世纪末-19世纪初）

康熙朝的包容，成了“典籍窃贼”的“合法外衣”。16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受康熙委托回国，将皇帝赠送的300多卷珍贵古籍悉数献给路易十四，成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早期中国典籍核心藏品；1722年，耶稣会传教士批量运回中国典籍4000种，涵盖儒家经典、科技著作、地方志，几乎囊括当时主流文献。

民间收购同样疯狂。宁波天一阁珍本被守阁人盗出后，经“典籍窃贼”转卖海外，每册售价高达百两白银，相当于普通家庭数年口粮。据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统计，这一时期外流的汉籍，构成了如今海外1988家藏书机构的核心馆藏。

3. 暴力抢劫：凭特权之威的公然掠夺（19世纪中叶后）

鸦片战争后，“典籍窃贼”彻底撕下伪装。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随军传教士托马斯·韦德（后任英国驻华公使）亲自带领士兵扑向翰林院，用刺刀撬开书柜，马车运走典籍400余册，其中含《永乐大典》宋元医药秘方孤本，多数流入大英博物馆。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带领传教士闯入藏书机构，将掠得的《永乐大典》残卷、明清档案当“战利品”献给大英博物馆——这些承载文明的典籍，竟与鸦片、金银珠宝混装同一货舱运输。当时每册《永乐大典》黑市价值300银元，够贫民家庭吃10年，巨额暴利让掠夺变本加厉。据国家图书馆2024年统计，原本11095册、3.7亿字的《永乐大典》，现存仅436册，星散于8个国家30个单位，3/4篇幅永久流失。

左图为《永乐大典》现存残卷实拍图，右图为全球馆藏分布示意图，用红点标注英、法、美等国收藏机构位置

三、双重打击：掠夺与编纂的文脉断裂恶性循环

“典籍窃贼”的盗运，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形成“破坏-掠夺”闭环，让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文脉断裂。

1. 盗运在先：瓦解编纂基础

1773-1782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本是典籍传承盛事。但“典籍窃贼”此前数十年的盗运，让工程存在“先天缺陷”：宋君荣偷走的《元史》未刊稿本，含元朝宫廷礼仪、边疆治理独家记载，导致《四库全书》相关内容只能依赖二手史料，多处记载模糊错误；《天工开物》《军器图说》等科技典籍被掠往欧洲，成为西方工业革命参考，而《四库全书》因“不符合儒家正统”未收录，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科技传承断裂。

2. 掠夺在后：以编纂为导航

《四库全书》的编纂成果，反而成了“典籍窃贼”的“精准导航图”。1778-1779年，法国传教士晁俊秀、钱德明向欧洲详细介绍其规模、藏书地点与体例，让西方锁定掠夺目标；1860年、1900年侵华战争中，传教士主动引导联军前往翰林院、圆明园文源阁抢夺，圆明园本《四库全书》被焚毁前，大量孤本被提前掠走，现存于法英博物馆。

这种“先破坏、再掠夺”的模式，让中国古籍传承“双向断裂”：本土典籍要么流失海外，要么因编纂遗漏失传。直到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启动，才从境外复制回归稀缺汉籍1600余种，其中包括曾被认定失传的明代冶铁专著《铁治志》。

四、三重深痛：至今未愈的文明创伤

“典籍窃贼”的劫掠，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不可逆，至今仍影响着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

1. 典籍散佚：千年文脉难续

《永乐大典》中记载的宋元“天元术”完整算法、宋代造船核心数据等孤本内容，因无副本留存彻底失传；中国古代数学传承链条一度断裂，直到近代才从海外残卷中部分复原。更恶劣的是，掠夺者“选择性篡改”扭曲文化原貌：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诗经》时，删除“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等诗句；德国传教士卫礼贤译《易经》时融入基督教“原罪”思想，导致西方长期误读中国哲学。

2. 研究被动：话语权长期旁落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研究宋元科技史，向英国图书馆申请复制《永乐大典》残卷，等待半年后，支付了相当于普通教师3年工资的费用才获部分复印件。至今，《天工开物》最早刻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农政全书》未刊稿残卷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学者研究仍面临“限制复制”“高额授权费”等歧视性要求。

3. 技术失传：实践智慧断层

《军器图说》中明朝“火龙出水”火箭的燃料配比、箭体设计技术，被法国传教士掠走后遗失，上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专家只能通过零散史料推测原理；岭南瘴气防治方剂、江浙丝绸染色工艺等民间智慧，仅见于海外残卷，相关技艺要么失传，要么只能勉强复原。

五、当代反击：从追索返还到全民守护

百年伤痛倒逼中国构建起“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国际协作+全民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用行动守护文明根脉。

制度层面筑牢防线：1982年《文物保护法》明确“禁止非法出境”原则，2016年成立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建立10万件+流失文物信息数据库；“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普查登记古籍超300万册/件，修复濒危古籍近10万册/件，让《永乐大典》残卷等珍贵文献重获新生。

科技让古籍“活起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仿真影印出版海内外《永乐大典》233册，占现存总量的56%；“识典古籍”APP免费开放上万部古籍资源，“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3万余种典籍、10亿余字，全球访问量突破5000万人次；AI技术修复敦煌文书残缺文字准确率超92%，“数字敦煌”让全球用户足不出户就能触摸古籍细节。

国际追索成果斐然：党的十八大以来，59批次231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返还38件元至明清文物，2025年5月战国帛书回家，中国更联合18国发布《青岛建议书》，为殖民背景流失文物返还树立国际共识。

全民守护已成热潮：全国50余所高校开设古籍修复相关专业，每年培养人才超2000人；“中国古籍数字化志愿者平台”有10万名+注册志愿者，完成1000余万页古籍转录；《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热播，让“守护古籍就是守护文明”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