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SK-II的前男友面膜,一千五一盒,我咬着牙买的,想着明天见客户,得容光焕发,把那个几百万的单子签下来。
我妈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敷面膜。
SK-II的前男友面膜,一千五一盒,我咬着牙买的,想着明天见客户,得容光焕发,把那个几百万的单子签下来。
手机在耳边嗡嗡震动,屏幕上“妈”那个字,像个黑色的铁烙,烫得我眼皮一跳。
我点了免提,继续用指腹把面膜抚平,懒洋洋地“喂”了一声。
“林默!你快回来一趟!”
我妈的声音,尖利,穿透力极强,带着一种天塌下来了的恐慌。
我皱了皱眉,精华液差点流进眼睛里。
“我在敷面膜呢,妈,什么事这么急?”
“敷面膜?你还有心情敷面膜?你哥要被人打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即又觉得荒谬。
林辉,我那个宝贝哥哥,三十岁的人了,除了会管爸妈要钱,还会干什么?被人打死?谁那么想不开,去碰一个巨婴。
“又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不是打架!是赌钱!你哥他……他输了八百万!”
八百万。
这三个字像三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耳膜,我的理智,我那张昂贵的面膜。
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面膜“啪”地一声掉在地上。
“你说多少?”
“八百万!高利贷!人家说了,三天之内不还钱,就卸他一条腿!”我妈在那头已经开始哭了,声音凄厉得像午夜的猫。
我感觉不到心疼,也感觉不到愤怒,只觉得一阵彻骨的寒冷,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
我的手在抖,抖得拿不稳手机。
“让他去死。”我听见自己用一种极其平静,也极其陌生的声音说道。
电话那头静默了几秒,然后是我爸夺过电话的咆哮:“林默!你说的是人话吗?那是你亲哥!”
亲哥。
这两个字在我嘴里咀嚼了一下,满是铁锈和苦涩的味道。
“爸,八百万,不是八百块。我们家哪有八百万?”
“家里那点积蓄,加上你哥这些年‘做生意’亏的,早就空了。人家放话了,不还钱,不仅要你哥的腿,还要我们这套老房子!”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套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墙皮剥落,家具陈旧,承载了我所有不怎么愉快的回忆。
“所以呢?”我问。
“所以你得想办法!”我爸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下达一道命令,“你不是在大公司当什么总监吗?年薪不是挺高吗?你那套房子,不是还值个几百万吗?”
我猛地睁开眼。
我那套房子。
为了这套房子,我拼了整整八年。
刚毕业的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三千,住最便宜的隔断间,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两顿,顿顿都是沙县小吃。
林辉呢?他拿着爸妈给的十万块“创业基金”,开了一家奶茶店,不到半年就倒闭了。
我升职加薪,工资过万的时候,开始发了疯一样地攒钱。我不敢买新衣服,不敢看电影,不敢跟同事聚餐,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林辉呢?他又从爸妈那里拿了二十万,说要跟朋友合伙开个桌游店,结果钱被朋友骗走了。
我三十岁生日那天,终于凑够了首付,签下购房合同的那一刻,我站在售楼处门口,哭得像个傻子。
那是我的家,我的盔甲,我的避难所。
现在,他们让我卖了它,去填我那个“亲哥”捅出来的、八百万的窟窿。
我突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林默?你笑什么?你疯了?”我爸在那头怒吼。
“爸,”我擦了擦眼泪,声音轻快得像一片羽毛,“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天生就该为林辉的人生买单?”
“什么买单不买单的!我们是一家人!你哥要是出事了,我们老两口也不活了!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我妈又抢过电话,开始道德绑架的经典戏码。
一家人。
多好听的词啊。
从小到大,家里只有一个苹果,一定是给林辉的。我问为什么,我妈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可我明明比他小两岁。
林辉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我爸二话不说,拎着我的耳朵就去道歉。我说不是我,我爸说:“不是你,难道是你哥?你哥那么乖!”
林辉高考落榜,爸妈花钱让他上了个三本。我考上重点大学,他们连学费都不愿意出,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晚要嫁人的。”
我的大学学费,是我自己一整个暑假在餐厅端盘子赚的。
工作后,我的工资,一半以上要交给家里。美其名曰“家用”,实际上都变成了林辉的零花钱,让他去买最新款的手机,去跟他的狐朋狗友挥霍。
而我,连一支三百块的口红都舍不得买。
这些年,我像一头被蒙上眼睛的驴,拉着这个家沉重的磨盘,一圈又一圈,永无止境。
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够快,赚得够多,就能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现在我才明白,我不是驴,我是他们的血包,是他们的提款机。
只要我还在,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趴在我身上,吸我的血,直到我被榨干为止。
“妈,”我对着电话,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去死的。”
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
“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拉黑了他们的号码。
世界瞬间清净了。
我看着地上那张已经干掉的面膜,像一张被随意丢弃的皮囊。
我站起身,走到电脑前,打开了订票网站。
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
目的地:内罗毕,肯尼亚。
时间:明天凌晨。
单程。
支付成功的页面弹出来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挣脱了缠在脚踝上的水草,浮上了水面。
去他妈的一家人。
去他妈的血脉亲情。
去他妈的八百万。
老娘不玩了。
再见,上海。
你好,非洲。
凌晨四点,我拖着一个28寸的行李箱,站在浦东机场T2航站楼的出发大厅。
箱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换洗的优衣库,一个急救包,还有我所有的证件和银行卡。
那套我用命换来的房子,我已经连夜挂在了中介网站上,委托给了我唯一信得过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Amy。
“你想好了?真的要去非洲?”Amy在电话里问我,语气里满是担忧。
“想好了。”
“那不是旅游,你一个人,语言不通,万一……”
“死不了。”我打断她,“Amy,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极了。就像刚做完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噩梦。”
Amy沉默了。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房子卖了钱打你卡上。家里的事……我会帮你留意。你照顾好自己。”
“谢了。”
挂了电话,我关掉了手机。
这个号码,这个微信,这个与过去所有联系的枢纽,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就将彻底作废。
我不是逃避,我是告别。
是对过去那个叫林默的傻子的告别。
候机厅里人不多,稀稀拉拉地坐着。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消毒水的混合味道。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漆黑的停机坪。一架架巨大的飞机像沉睡的钢铁巨兽,安静地趴伏着。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
大概七八岁吧,我爸单位组织去北京旅游,可以带一个家属。
我求了他很久,我说我想去看天安门,想去爬长城。
他答应了。
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把我的小花裙子找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出发前一天,林辉突然哭着闹着说他也要去。
我妈抱着他,心疼得不得了,对我爸说:“要不就带小辉去吧,他还小,没出过远门。默默大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爸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的小花裙子,最终没有穿上。
我躲在房间里,听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出门,把门摔得震天响。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以后有的是机会”,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属于我的机会,只要林辉想要,就永远轮不到我。
所以,我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
去一个他永远也找不到,永远也抢不走的地方。
“前往内罗毕的旅客,请开始登机。”
广播里传来甜美的女声。
我站起身,拉着我的行李箱,汇入了人群。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我走过廊桥,机舱里温暖的空气扑面而来。
空姐微笑着跟我说“Welcome”。
我找到我的座位,靠窗。
坐下,系好安全感。
飞机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巨大的推背感把我死死地按在座椅上。
然后,机头猛地一扬。
失重感传来。
我看向窗外,上海的万家灯火,像一片被打翻的星河,迅速在我脚下缩小,模糊。
那些高楼大厦,那些车水马龙,那些我曾经为之奋斗、为之哭泣、为之绝望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光点。
我突然很想哭。
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自由。
再见了,林默。
再见了,我那被吸血的前半生。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
飞机降落在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时,是当地时间的下午。
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泥土、青草和不知名香料味道的热浪,瞬间包裹了我。
这就是非洲。
跟我想象中一样,也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天蓝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没有一丝杂质。大朵大朵的白云,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
机场不大,有些陈旧,但人来人往,充满了活力。
到处都是黝黑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和色彩鲜艳的服饰。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斯瓦希里语,脸上挂着热情而淳朴的笑容。
我按照之前在网上找的攻略,办了落地签,换了当地的先令。
走出机场,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没有想象中的荒芜和贫瘠。
机场外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有破旧的二手丰田,也有崭新的路虎。一种叫“Matatu”的小巴车,车身被涂得五颜六色,画满了各种涂鸦,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我提前联系了一个志愿者组织,他们安排了人来接我。
接我的是一个叫Joseph的当地男人,三十多岁,皮肤黑得发亮,牙齿雪白。他举着一个写着我名字拼音的牌子,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Lin Mo?”他看到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Yes.”我点点头。
“Welcome to Kenya.”他接过我的行李箱,轻松地拎了起来,“我是Joseph,你的向导。”
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我能听懂。
我们上了一辆半旧的越野车。车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在头顶呼呼地转。
车子驶出机场,汇入了滚滚车流。
路两旁的景象,是一种奇特的混合。
一边是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高档酒店,另一边则是用铁皮和木板搭建起来的巨大贫民窟。
穿着西装的白领,和披着“束卡”(一种红色的格子披风)的马赛人,擦肩而过。
繁华与破败,现代与原始,在这里交织成一幅光怪陆离的画卷。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Joseph。
“去一个叫Kibera的地方。”他说。
Kibera。
我来之前查过资料。
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我的心沉了一下。
我以为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车子真的驶入那片区域时,我还是被震撼了。
狭窄的土路,泥泞不堪。垃圾堆积如山,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污水在路边的沟里横流。
密密麻麻的铁皮屋,像一个个生了锈的火柴盒,毫无章法地堆叠在一起。
孩子们光着脚在垃圾堆里奔跑嬉戏,看到我们的车,会好奇地围上来,冲我们挥手。
他们的眼睛,黑亮得像星星。
我的志愿者工作,就是在这里的一所社区学校,教孩子们英语和数学。
车子在一栋两层的水泥小楼前停下。
这栋楼,在这片铁皮屋的海洋里,已经算得上是“豪华建筑”了。
这就是学校。
Joseph带我进去。
一个白人老太太迎了上来。她满头银发,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眼睛是蓝色的,像一片清澈的湖。
“Hello, you must be Mo.”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很粗糙。
“我是Sarah,这个学校的负责人。”
Sarah是英国人,三十年前来到这里,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她带我参观学校。
教室很简陋,几排破旧的桌椅,一块掉漆的黑板。
没有电灯,采光全靠窗户。
“条件很差,希望你不要介意。”Sarah说。
“不,已经很好了。”我说的是实话。
比起我那被阴霾笼罩的过去,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明亮。
Sarah带我到我的住处。
就在学校的二楼,一个很小的单间。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澡和上厕所都要去楼下的公共区域。
晚上会停电,也没有网络。
“这就是你未来一年的家了。”Sarah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休息,明天开始工作。”
送走Sarah,我把行李箱打开,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摆好。
房间很小,但很干净。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
太阳正在落下,把整个天空染成了瑰丽的金色和紫色。
贫民窟的轮廓,在夕阳下变得柔和起来。
炊烟袅TEST,从一个个铁皮屋顶升起。
孩子们的笑闹声,女人的呼喊声,远处Matatu的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嘈杂而充满生命力的交响曲。
我拿出一部备用的老年机,插上了在机场买的当地电话卡。
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没有那些无休无止的工作群和家庭群。
手机里空空荡荡。
我的世界也空空荡荡。
但我的心,却是满的。
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包裹着我。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香甜。
没有梦。
在Kibera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辛苦,也比我想象的要充实。
每天早上六点,我被窗外孩子们的喧闹声叫醒。
这里的孩子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
洗漱是在楼下的公共水龙头解决的,冰冷的井水,瞬间就能让人清醒。
早餐是白面包和红茶。
七点半,开始上课。
我负责教五年级的英语。
班上有四十多个孩子,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不等。
他们大多衣衫褴褛,很多人甚至没有鞋子穿。
但他们的眼睛,是我见过最明亮的。
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Teacher! Teacher!”
他们总是这样举着手,争先恐后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英语口语其实很一般,带着浓重的“中式口音”。
但在这里,我是他们眼里最厉害的老师。
他们会用刚学会的单词,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I love you, Teacher Mo”,然后羞涩地塞给我。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会和Sarah一起,去社区里做家访。
我们走进那些低矮、黑暗的铁皮屋。
屋子里通常只有一张床,一个做饭用的炭炉。
很多家庭,一家七八口人,就挤在这样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
他们的生活,是我在国内无法想象的贫穷和艰难。
很多孩子,因为艾滋病,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
很多女孩,十几岁就早早嫁人,或者为了生计,不得不走上街头。
每次家访回来,我的心情都很沉重。
Sarah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
一天晚上,她递给我一杯热茶,坐在我身边。
“觉得很难过?”她问。
我点点头。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Sarah看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看到那么多的苦难,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很无力,甚至想过离开。”
“那是什么让您留了下来?”
“是一个女孩。”Sarah说,“她叫Grace,当时只有十岁,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她带着两个弟弟,靠在垃圾堆里捡东西为生。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因为抢一块面包,被一个大男孩打得头破血流。”
“我带她回学校,给她处理伤口,给她吃的。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狼吞虎咽地吃。吃完后,她突然问我,‘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我告诉她,能。”
“从那天起,她就来上学了。她比任何人都努力。后来,她考上了内罗毕大学,现在,她是一名律师,专门为这里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
Sarah转过头,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光。
“Mo,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小,我们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我们能做的,是点亮一盏灯。一盏灯,可以照亮一个孩子前行的路。当这些被照亮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就会成为新的光源,去照亮更多的人。”
“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点灯的人。”
点灯的人。
这五个字,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开始明白,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寻找。
寻找一种价值,一种不被金钱和血缘绑架的,纯粹的价值。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我学会了用斯瓦希里语和当地人打招呼,“Jambo!”
我学会了吃当地的食物,“乌咖喱”(一种玉米糊)和“Sukuma Wiki”(一种炒羽衣甘蓝)。
我学会了在停电的夜晚,点着蜡烛备课,看满天繁星。
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手臂上也开始有了肌肉。
我不再是那个在上海写字楼里,穿着高跟鞋,步履匆匆的林总监。
我只是Mo,Kibera社区学校的一名普通老师。
我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他们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去他们的“秘密基地”,一个可以看到火车经过的山坡。
每当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他们就会兴奋地大喊大叫。
他们会给我戴上用野花编成的花环。
他们会把在垃圾堆里捡到的、他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玻璃弹珠,一个旧的塑料玩具——送给我当礼物。
我生命里前三十年缺失的,那些纯粹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爱,在这里,被一点点填满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Joseph突然冲进教室,神色慌张。
“Mo!快!Malaika出事了!”
Malaika是我班上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十岁,眼睛大得像小鹿。
她的画画得特别好,总是把作业本画得五彩斑斓。
我冲出教室,跟着Joseph往Malaika家跑。
Malaika家在一个更偏僻的角落里。
我们到的时候,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
我挤进去,看到Malaika躺在地上,额头上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已经昏迷了。
她的妈妈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
“怎么回事?”我问旁边的人。
“她去捡柴火,被邻居家的狗咬了,从坡上滚了下来,头撞到了石头。”
“叫救护车了吗?”
“救护车?等救护车来,人早就没了!”
我看着Malaika苍白的小脸,心脏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
“不行,必须马上去医院!”
我让Joseph帮忙,把Malaika抬上了他的越野车。
“去最近的医院!”我对他吼道。
Joseph发动车子,在狭窄泥泞的路上疯狂地往前冲。
到了医院,我抱着Malaika冲进急诊室。
“Doctor! Doctor!”
医生和护士围了上来,把Malaika推进了抢救室。
我在外面焦急地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Malaika的妈妈蹲在墙角,不停地祈祷。
一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
“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马上手术,她有颅内出血的迹象。”医生说,“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交押金。”
“多少钱?”
“五万先令。”
五万先令,折合人民币大概三千多块。
对于这里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Malaika的妈妈一听,脸都白了,瘫坐在地上。
“我没有钱……我没有钱……”她喃喃自语。
我没有丝毫犹豫。
“钱我来出。”
我拿出我的银行卡,递给护士。
刷卡,签字。
看着Malaika被推进手术室,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手术很成功。
Malaika脱离了危险,但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学校医院两头跑。
白天给孩子们上课,下午去医院照顾Malaika。
我给她带去好吃的,给她讲故事,辅导她功课。
Malaika很懂事,从来不喊疼。
她会用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我,小声说:“Teacher Mo, thank you.”
她的妈妈,一个朴实而沉默的女人,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也自发地为Malaika捐款。
Sarah拿出了学校的备用金。
大家凑在一起,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钱,都充满了温度。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Sarah所说的“家”。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却能彼此扶持,彼此温暖的家。
在这里,我不是一个被索取的工具,而是一个被需要,被爱着的人。
Malaika出院那天,我去接她。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裙子,头上还缠着纱布,但精神很好。
她扑进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
“Teacher Mo, I want to be a doctor when I grow up.”她在我耳边说。
“为什么?”
“Because I want to save people, just like you saved me.”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我紧紧地回抱着她。
那一刻,我感觉我的灵魂,像是被什么东西洗涤过一样,变得无比干净和丰盈。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我来这里的意义。
在非洲的第二个年头,我用Amy帮我卖掉房子后打来的钱,加上我的一些积蓄,在Kibera发起了一个叫“点灯计划”的项目。
我们扩建了学校,增加了两个教室。
我们买了一台发电机,让孩子们晚上也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我们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面堆满了我从国内朋友那里募集来的二手图书。
我们还设立了奖学金,资助那些像Grace和Malaika一样,聪明又努力的孩子,让他们能有机会走出贫民窟,去上更好的中学,甚至大学。
我的生活,忙碌,简单,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感。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国内的那些人和事了。
他们就像上辈子的记忆,遥远而模糊。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Amy的一封邮件。
她很少用邮件联系我,一般都是通过我偶尔登陆一下的、一个几乎没人知道的社交小号。
邮件内容很短。
“林默,你家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
“你哥,因为躲债,被人找到了。腿真的被打断了。”
“你爸妈为了给他还钱,把老房子卖了,但还是不够。高利贷的人天天上门闹,你爸一急之下,脑溢血,瘫了。”
“你妈现在一个人照顾你爸,租了个很小的地下室住。她到处找你,快疯了。”
“你哥……拿到卖房子的钱之后,就人间蒸发了,再也没出现过。”
我看着屏幕上的每一个字,像在看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我的心,像一潭古井,平静无波。
Amy在邮件的最后问我:“你要回来吗?”
我关掉邮件,没有回复。
我走出办公室,站在学校的操场上。
正是下课时间。
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奔跑,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Malaika看到我,朝我飞奔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画。
画上,是一个简陋的教室,一个黄皮肤的老师,和一群黑皮肤的孩子。
老师的头顶,画着一个巨大而温暖的太阳。
“Teacher Mo, this is for you.”她把画递给我。
我接过画,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
“Malaika,你觉得,家是什么?”我问她。
她想了想,用还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家,就是有爱的地方。”
有爱的地方。
我笑了。
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是啊。
家,是有爱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用血缘和道德,绑架你,吞噬你的牢笼。
我的家,在这里。
我没有回复Amy的邮件。
几天后,她又发来一封。
“我懂了。照顾好自己。另外,你那个‘点灯计划’,算我一份。我每个月给你打钱。”
我看着邮件,眼眶有些湿润。
我回了她两个字:“谢谢。”
又过了三年。
“点灯计划”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越做越大。
我们不仅在Kibera,还在肯尼亚其他几个贫困地区,援建了三所希望小学。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项目点之间奔波。
我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非洲人”。
皮肤黝黑,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能开着越野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狂奔。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眼角开始有了细纹。
但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一个自由的,有价值的,被爱也被爱着的,林默。
那天,我刚从一个偏远的项目点回到内罗毕。
尘土仆仆,疲惫不堪。
Sarah递给我一封信。
信是从中国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个陌生的地址。
我拆开信。
是打印的字体,很工整。
“林默:
见信如晤。
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你手里。我花了很多钱,找了很多关系,才打听到你可能在这个地址。
我是你表姐,林芳。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告诉你一些家里的后续。
你走后第五年,叔叔(你父亲)去世了。
走的时候很痛苦,瘫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每天就是流眼泪。
婶婶(你母亲)一个人操办了他的后事。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像被抽走了筋骨。
林辉,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去了东南亚,继续赌,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
叔叔走后,婶婶的精神就不太好了。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清醒的时候,她会坐在出租屋的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等默默回家。
糊涂的时候,她会把路过的年轻女孩,都认成你,拉着人家的手,不停地说‘对不起’。
上个月,她也走了。
是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
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找到了一个小铁盒子。
里面没有钱,没有首饰。
只有一沓你从小到大得的奖状,一张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张你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
照片的背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我的女儿,林默,是我的骄傲。
林默,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太多的委屈。他们对你,很不公平。
我不求你原谅。
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家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你没有错。
你只是,太苦了。
愿你在异国他乡,一切安好。
表姐,林芳”
信纸从我的指间滑落。
我站在Kibera的夕阳下,泪流满面。
我哭的,不是那个已经分崩离析的家。
不是那对已经化为尘土的父母。
也不是那个不知所踪的哥哥。
我哭的,是那个在照片里,穿着学士服,笑得一脸灿烂的,二十二岁的林默。
那个曾经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得到父母的爱和认可的傻姑娘。
那个被“骄傲”两个字,压垮了整个青春的,我自己。
Malaika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小手,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眼泪。
然后,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回抱着她,感受着她身体传来的温度。
远处的教堂,传来了唱诗班的歌声。
空灵,悠远。
像是在为一场漫长的告别,画上一个温柔的句点。
太阳落山了。
但明天,它还会升起。
在非洲,在肯尼亚,在Kibera。
在每一个,有爱的地方。
来源:叶落暮为邻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