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妈让我去供销社买瓶酱油，我揣着钱和酱油瓶，晃晃悠悠地出了门。

1984年的夏天，太阳跟疯了似的。

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能粘住人的鞋底。

我叫陈卫东，二十一岁，红星纺织厂的机修学徒。

那天我轮休，在家里待不住，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汗泡懒了。

我妈让我去供销社买瓶酱油，我揣着钱和酱油瓶，晃晃悠悠地出了门。

与其说是去买酱油，不如说是找个由头出去透口气。

我们这小城，有一条护城河，河水算不上干净，但一到夏天，就成了半个城里人的念想。

我没往供销社走，鬼使神差地绕到了河边。

河沿上稀稀拉拉坐着几个老大爷，摇着蒲扇，眯着眼，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心事。

柳树的叶子都打着卷，一丝风没有。

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烦意乱。

我找了个树荫，蹲下来，看着浑浊的河水发呆。

就在那时候，我看见了她。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站在离我不远的另一棵柳树下。

那个年代，敢穿一身白裙子出门的姑娘不多。

她看起来不像我们厂里的女工，那些女工的白衬衫，都洗得发了黄，领口袖口磨出了毛边。

她的裙子，白得晃眼。

她手里拿着一本书，低着头，偶尔用手把被汗濡湿的刘海拨到一边。

我承认，我多看了几眼。

这不犯法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正琢磨着这姑娘是哪个单位的，就看见她脚下一滑。

“哎哟”一声。

那声音很轻，像只受惊的猫。

然后，噗通一下。

她掉进了河里。

我脑子“嗡”的一下。

第一反应是，这河不深，淹不死人。

可紧接着，我就看见她在水里扑腾，两只手胡乱地挥舞，离岸边越来越远。

她呛水了。

她不会游泳。

河边那几个老大爷“嚯”地站起来，伸着脖子往河里看，嘴里喊着“哎呀，姑娘掉下去了！”“快来人啊！”

可没一个敢动的。

都是一把老骨头了，下去救人，怕是得再搭上一个。

我心里骂了一句。

操。

我把手里的酱油瓶往地上一扔，也顾不上我妈会不会揍我了。

脱鞋，扒掉的确良衬衫，一个猛子就扎了进去。

河水比想象的要凉，一股子水草和烂泥的腥味儿直冲鼻子。

我水性好，从小就在这条河里泡大。

几下就游到了她身边。

她已经慌了神，看见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死死地抱住我的胳it。

力气大得吓人。

我被她缠得根本施展不开，两个人一起往下沉。

“松手！你松手！”我冲她喊。

她哪里听得进去，眼睛瞪得大大的，全是恐惧。

我急了，照着她后颈不轻不重地来了一下。

她身子一软，总算松开了。

我赶紧从后面架住她的胳膊，奋力往岸边划。

湿透的裙子沉得像块铁，她整个人软绵绵地挂在我身上，每划一下都费劲得要死。

好不容易把她拖上了岸。

我累得像条死狗，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她趴在旁边，一动不动，脸煞白。

我心里一紧，顾不上喘了，爬过去，翻过她的身子。

没气了？

我学过一点急救，厂里安全培训的时候讲过。

按压胸口，人工呼吸。

我犹豫了一下。

人工呼吸……

这可是个大姑娘。

可人命关天啊！

我一咬牙，捏开她的嘴，低头就凑了上去。

刚把第一口气渡过去，就听见一声暴喝。

“你他妈干什么呢！”

我一抬头，一个比我高半个头的青年，满脸怒容地冲了过来。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劳动布工装，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记拳头就砸在了我的脸上。

火辣辣的疼。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一屁股坐回地上。

“哥……”

地上的姑娘呛咳了几声，吐出几口河水，悠悠转醒，声音微弱。

那青年看都不看他妹妹，指着我的鼻子骂：“光天化日之下，你敢非礼我妹妹！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懵了。

我他妈救了你妹妹，你不说声谢谢，还打我？

说我非礼她？

一股邪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你眼睛瞎了？我刚把她从河里捞上来！”我捂着脸吼回去。

“捞上来？捞上来你趴在她身上干什么？你当我傻？”

他又是一脚踹在我胸口。

我被踹得背过气去，感觉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那几个老大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劝。

“小伙子，你搞错了，这小伙子是救你妹妹呢……”

“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要不是他，你妹妹就危险了。”

那青年根本不听，像是认准了我是个流氓。

他拽起他妹妹，她腿软得站不住，只能靠在他身上。

“月月，别怕，哥在这儿。”他声音倒是温柔。

然后又转向我，眼神凶狠得像头狼。

“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

他扶着他妹妹，踉踉跄跄地走了。

从头到尾，那个叫“月月”的姑娘，都没看我一眼。

她只是低着头，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看不清表情。

我一个人坐在河边，脸上疼，胸口更疼。

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围观的人渐渐散了，有人同情地看我两眼，叹口气。

“这叫什么事儿啊……”

“好人没好报。”

我捡起那件被我扔在地上的衬衫，湿淋淋的，沾满了泥。

酱油瓶碎了，深褐色的液体流了一地，和泥水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怪味。

我一瘸一拐地往家走。

天色暗了下来，伤口在晚风里一抽一抽地疼。

我心里那股火，不但没熄，反而烧得更旺了。

我图什么？

我到底图什么？

回到家，我妈看见我脸上的伤，吓了一跳。

“卫东，你这是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我不想让她担心，含糊地说：“没事，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一跤能摔成这样？你脸上这巴掌印是哪来的？”我妈眼尖。

我没说话，一头扎进自己那间小屋。

晚饭我一口没吃。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脸上的疼，胸口的闷，还有那青年凶狠的眼神，那个姑娘苍白的脸，在我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

越想越气，越想越憋屈。

我陈卫东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

第二天，我脸肿得像个猪头，还是要去上班。

厂里的工友看见我，都大呼小叫的。

“卫东，你这是让蜜蜂给亲了？”

“跟谁干仗了？下手这么狠？”

我师傅王海，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技术好，人也正派。

他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说吧，怎么回事？”

我憋了一晚上，实在忍不住了，就把昨天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王师傅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烟雾缭绕里，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卫东啊，”他终于开口了，“这事，你办得没错，是好事。”

“可好事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我愤愤不平。

“唉，”王师傅叹了口气，“人心这东西，复杂得很。那个当哥的，也是关心则乱。你想想，他一来就看见你个大小伙子，趴在他妹子身上……那个年代，名声比命都重要。”

“可我是为了救她！”

“我知道，我知道。”王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但别人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相信。”

“那我就活该挨打？活该被当成流氓？”

“这口气，是难咽。”王师傅把烟头在鞋底上碾灭，“你想怎么办？”

“我得找他们说清楚！我不能白白背这个黑锅！”

“你去哪找？”

我愣住了。

是啊，我去哪找？

我连他们叫什么，住在哪，都不知道。

只知道那姑娘叫“月月”。

全城叫“月月”的姑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一种无力感瞬间包裹了我。

就像掉进河里的是我，四肢无力，只能往下沉。

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没过两天，厂里就开始有流言蜚语了。

传言的版本五花八门。

有的说，我陈卫东在河边调戏良家妇女，被人家哥哥当场抓住，打了个半死。

有的说得更难听，说我把人家姑娘按在地上，想干坏事。

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们当时就在旁边看着一样。

人言可畏。

这四个字，我算是彻彻底底体会到了。

以前在车间里，大家跟我有说有笑。

现在，很多人看见我都绕着走，眼神躲躲闪闪，背后指指点点。

就连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几个哥们儿，跟我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

“卫东，外面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们相信你。”

话是这么说，但那眼神里的怀疑，藏不住。

我成了一个瘟神。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妈。

她不知道从哪个邻居嘴里听到了风声，回来就红着眼问我。

“卫东，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干没干那缺德事？”

我看着她担忧又怀疑的眼神，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妈，我没有！我是救人！”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让警察给你证明清白？”

“我……”

我怎么说？

说我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说我当时被打懵了，根本没想起来报警？

我妈哭了。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惹祸的秧子……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容易吗？你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胸口堵得发慌。

我摔门而出。

我得找到他们。

我必须找到他们！

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每天下班就去护城河边转悠。

我希望还能碰到他们。

哪怕是那个打我的青年也行，我非得揪着他，让他把话说清楚。

可一连一个星期，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

我的名声在厂里越来越臭。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话里话外都在敲打我，让我注意作风问题。

“小陈啊，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咱们是国营大厂，最看重职工的思想品德。你可不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啊。”

我听着他官腔十足的教训，恨不得把桌子掀了。

但我不能。

我只是个学徒工，他是车间主任。

我只能低着头，一遍遍地说：“主任，我没做过。”

他信吗？

他当然不信。

他只信他听到的。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来了。

那天，我厂里的小姐妹张兰，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卫东哥，我好像知道那个女的是谁了。”

我精神一振。

“谁？”

“我们家属院新搬来一户，是从市教育局分过来的。他家有个女儿，叫李月，在市一中上学。听说前两天掉河里了，病了好几天。”

李月！

月月！

就是她！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他们住在哪？”

“就在三号楼，二单元，301。”

我记下了地址，心里盘算着。

直接找上门去？

会不会又被她哥当成流氓打出来？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我不能再冲动了。

我决定先去打探一下情况。

周末，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在我家那一片儿，这已经算是很体面的行头了。

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去了家属院。

三号楼下，我把车停好，在楼下花坛边蹲着。

假装在修车链子。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提着菜篮子从楼里出来。

看那文质彬彬的样子，戴着眼镜，应该就是李月的父亲。

又等了一会儿，那个打我的青年，李军，也下来了。

他换了身衣服，没穿工装，但那股子桀骜不驯的劲儿还在。

他左右看了看，好像在防着谁。

我赶紧低下头。

等他走远了，我才敢抬头。

楼上，301的窗户开着。

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是她。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认得出来。

我心里五味杂陈。

找到了又怎么样呢？

冲上去，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跟他们对质？

他们会承认吗？

只会让我更难堪。

我蹲在花坛边，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烟雾把我的眼睛熏得发涩。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结果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就在我准备放弃，骑车回家的时候。

我看见李月从楼里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脸色还是有点苍白，但比那天在河边看着精神多了。

她手里提着一个暖水瓶，看样子是去打开水。

家属院里有公用的开水房。

我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机会。

我扔掉烟头，站起来，快步跟了上去。

我没敢靠得太近。

她低着头走路，心事重重的样子。

到了开水房，里面没有人。

她把暖水瓶放在水龙头下，拧开阀门。

热水注入瓶胆，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当她看到我的脸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眼神里全是惊慌和躲闪。

她下意识地就想跑。

“你别怕！”我赶紧开口，生怕她一喊，又把她那个不讲理的哥哥招来。

我的声音有点抖。

“我……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她停住了脚步，但身子还是绷得紧紧的，像一张拉满的弓。

她看着我的脸，我脸上的伤还没完全消。

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有点吓人。

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叫陈卫东，红星纺织厂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点，“那天在河边，是我救了你。”

她点了点头，很轻微的幅度。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我的声音还是没忍住，带上了一丝火气，“你哥为什么打我？为什么说我非礼你？”

她把头垂得更低了，攥着衣角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

“那天我是在给你做人工呼吸！再晚一点，你就没命了！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激动。

“我……我知道。”她的声音像蚊子哼哼。

“你知道？”我气笑了，“你知道你还让你哥那么污蔑我？你知道我现在在厂里，所有人都当我是流氓吗？你知道我妈因为这事，天天在家哭吗？”

我的质问像连珠炮一样。

她被我说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对不起……”

她终于挤出这三个字。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冷笑。

“我不是故意的……我哥他……他也是太着急了……”

“着急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就可以毁了别人的名声？”

“我跟我哥解释了！真的！”她急切地抬起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可是他不信……他说我一个小姑娘家，脸皮薄，不好意思承认，所以才帮着你说话……”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他觉得……他觉得只有把我打一顿，把事情闹大，才能保住我的名声……不然别人会说闲话……”

她泣不成声。

我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心里的火气，莫名其妙地消了一半。

她也是个受害者。

被那个时代的“名声”和她那个混账哥哥绑架了。

开水房里，只剩下热水的嘶嘶声和她压抑的哭声。

我沉默了很久。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问。

“我……我不知道。”她茫然地摇头。

“你得跟你家里人说清楚，跟你爸妈说。让你哥，给我道歉。”我的语气很坚决。

“我不敢……”她怯生生地说，“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哥的。我哥那脾气……我怕他再去找你麻烦。”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那我就活该被冤枉？”

“不是的……我……我可以给你钱。”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攒了些零花钱，都给你，算是我赔给你的医药费。”

钱？

她以为我在乎的是那点医药费？

我感觉自己又一次被羞辱了。

“我不要你的钱！”我低吼道，“我要的是清白！”

她被我吓得一哆嗦。

暖水瓶的水满了，热水溢了出来，烫到了她的手。

“啊！”她惊叫一声，缩回了手。

我下意识地抓住她的手腕，拉到水龙头下用冷水冲。

她的手背红了一片。

我的手掌粗糙，布满了老茧，而她的手，又小又软。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我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

“对不起。”这次换我说了。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

“你回去吧。”我声音有些疲惫，“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我转身想走。

“等一下！”她叫住了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陈卫东……谢谢你救了我。”她的声音不大，但我听得很清楚。

这是我出事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谢谢”。

我的鼻子有点发酸。

“还有……对不起。”

我没再说话，迈开步子，走出了开水房。

骑上车，风从耳边刮过，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这句“谢谢”和“对不起”，让我的愤怒和委屈，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但又没完全宣泄出去。

更堵了。

我该怎么办？

就这么算了？

我不甘心。

可如果我再逼她，看她那胆小的样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更深的矛盾。

上班的时候，我总是走神，好几次差点被机器伤到手。

王师傅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小子，还没想开呢？”

我苦笑了一下。

“师傅，我找到那姑娘了。”

我把在开水房的对话跟王师傅学了一遍。

王师傅听完，咂了咂嘴。

“这姑娘，倒也不是坏人，就是胆子小了点。”

“那我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真就这么算了吧？”

“解铃还须系铃人。”王师傅说，“这事，还得从那姑娘身上找突破口。但你不能逼她，得让她自己想通，自己愿意站出来。”

“她要是永远想不通呢？”

“那就得给她加点催化剂。”王师傅神秘地笑了笑。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催化剂很快就来了。

厂里要评选优秀青年，本来我的名额是板上钉钉的。

我是厂里技术比武的第三名，年纪又轻，肯钻研。

可布告栏上贴出来的初选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

我去问车间主任。

他躲躲闪闪，最后被我问急了，才说了实话。

“陈卫东，不是我不帮你。你最近的‘作风问题’，影响太坏了。领导点了名，说要严肃处理，杀一儆百。这优秀青年的名额，你就别想了。”

我站在布告栏前，看着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优秀青年，不仅是个荣誉，还关系到转正，关系到加薪，关系到我能不能尽快从学徒工变成正式工。

这不只是一个名额。

这是在断我的前程。

那个混账李军，他不仅打了我，污蔑了我，现在，他还要毁了我！

我不能再等了。

我不能再指望那个胆小懦弱的李月自己“想通”了。

我必须主动出击。

这一次，我不要什么公道，我要的是报复。

我要让李军，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

我打听到了李军的工作单位。

市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

那个年代，卡车司机是个很吃香的职业，能跑长途，见识广，还能弄到不少紧俏物资。

李军仗着这个身份，在他们那一块儿，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心生一计。

一个很混蛋，但我觉得很解气的计策。

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封匿名信。

信里，我没有提救人的事。

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李军欺负的普通工人。

我添油加醋地写，说李军利用卡车司机的便利，倒买倒卖，投机倒把。

我还编造了一些细节，比如他从广州倒腾电子表，从上海倒腾的确良布料。

这些事，在1984年，可大可小。

往小了说，是搞活经济。

往大了说，就是投机倒把罪。

我还写了他仗势欺人，说他因为一点小口角，就纠集社会青年，把我打成重伤。

信的结尾，我用一种非常悲愤的语气，请求领导为我这个普通工人做主。

我把信写了好几遍，模仿那种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笔迹，歪歪扭扭。

然后，我把信寄给了市运输公司的纪委。

做完这一切，我心里有一种病态的快感。

你毁我前程，我就毁你饭碗。

我们两清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等着运输公司的反应，一边继续我那死气沉沉的工作。

我以为我会很平静。

但实际上，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我怕事情败露，查到是我写的匿名信。

那我的罪名就更大了，诬告陷害。

那几天，我晚上总是做噩梦。

梦见我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我妈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我开始后悔了。

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我跟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李军，又有什么区别？

我被自己心里的阴暗吓到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我正在车间干活，张兰又跑来找我。

“卫东哥，出事了！”她一脸惊慌。

“出什么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李军！就是那个李月的哥哥！他被他们单位给停职了！”

“什么？”

“听说是被人举报了，说他投机倒把。他们单位正在调查他呢！”

我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来了。

报应来了。

可我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我只觉得手心发凉。

“还有……”张兰犹豫了一下，“听说李军到处跟人说，这事肯定是你干的。他……他要找你算账。”

我脑子嗡的一声。

完了。

我惹上了一个疯子。

那天下午，我坐立不安。

下班的铃声一响，我感觉就像是催命符。

王师傅看我脸色不对，走过来。

“小子，是不是你干的？”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王师傅长叹一口气。

“你啊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你这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啊！”

“师傅，我……”

“别说了，赶紧回家，这几天别出门。我去找找我那个老战友，看看能不能帮你调解一下。”

王师傅的老战友，在市公安局当个小领导。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我收拾东西，匆匆忙忙往家赶。

我不敢走大路，专门挑小胡同。

可我还是被堵住了。

在一个狭窄的巷子口，李军带着三四个小青年，拦住了我的去路。

李军的眼睛是红的，像是几天没睡觉。

他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要活活把我吃了。

“姓陈的，是不是你？”他声音沙哑。

“是我又怎么样？”事到如今，我也豁出去了。

“我操你妈！”

他怒吼一声，一拳就挥了过来。

我早有防备，侧身躲过。

但他带来的那几个人，一拥而上。

我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他们按倒在地。

拳头和脚，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

我的头被狠狠地撞在墙上，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我蜷缩着身体，护住要害。

疼。

铺天盖地的疼。

但我一声没吭。

我咬着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次，我不能白挨打。

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被打死的时候。

一声尖利的哭喊传来。

“哥！住手！你们住手！”

是李月。

她冲了过来，张开双臂，护在我身前。

那几个打我的小青年停了手，面面相觑。

李军一把拽开她。

“月月，你让开！这没你的事！今天我非得弄死这个小瘪三！”

“不！”李月死死地抱住她哥的胳膊，哭着喊道，“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你要打就打我！”

整个巷子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李军也愣住了。

“月月，你……你说什么？”

“哥，是我错了！”李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陈卫东是好人！那天他真的是为了救我！是我胆小，我怕别人说闲话，我不敢承认！是我让你误会了他！”

她转过身，看着满身是伤的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那封匿名信，也跟陈卫东没关系！是我写的！”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说什么？

信是她写的？

李军也懵了，他看着自己的妹妹，又看看我，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

震惊，怀疑，愤怒，还有一丝……崩溃。

“不……不可能……”他喃喃自语，“月月，你别为了他骗我。”

“我没有骗你！”李月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哥，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把一个救命恩人，当成流氓，打了他，毁了他的名声，现在还要毁了他的前途！你醒醒吧！”

“我……我是为了你好啊……”李军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为我好？为我好就是不分黑白，就是让你自己的妹妹一辈子活在愧疚里吗？”

李月的话，像一把锤子，一锤一锤地砸在李军的心上。

也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看着护在我身前的这个瘦弱的姑娘。

就在几分钟前，我还觉得她胆小懦弱。

但现在，她的背影，却显得那么高大。

李军带来的那几个小青年，一看情况不对，早就溜之大吉了。

巷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还有呼啸而过的风。

李军蹲了下去，抱着头，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

他的世界，崩塌了。

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每动一下，都感觉骨头要散架。

我走到李月身边。

“信……真的是你写的？”我问。

她转过头，脸上还挂着泪，却对我展颜一笑。

那笑容，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干净。

“不是。”她摇了摇头，“但我希望是我写的。”

我明白了。

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我。

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她的哥哥，救赎她自己。

那天晚上，我被送进了医院。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轻微脑震荡。

李家的父母来了。

李月的父亲，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叫李建国，是市教育局的一个科长。

他一进病房，就给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陈卫东同志，对不起！是我教子无方，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他的态度诚恳得让我不知所措。

李月的母亲，一个看起来很温婉的女人，拎着水果和罐头，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好孩子，真是委屈你了。”

李军没有来。

听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李建国当着我的面，向我保证。

第一，承担我所有的医药费和误工费。

第二，他会亲自去我们厂，跟我们厂领导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我恢复名声。

第三，他会去运输公司，澄清匿名信的事情，想办法让他儿子的处分撤销。当然，如果调查出他儿子真的有问题，那也绝不姑息。

最后，他看着我，非常郑重地说：“陈卫东同志，你救了我女儿的命，就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李建国能办到的，绝不推辞。”

我躺在病床上，听着这些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想要的清白，终于来了。

但代价是，我被打了个半死，李月撒了谎，李军的工作岌岌可危。

这真是我想要的结果吗？

第二天，王师傅来看我。

他带来了厂里的消息。

李建国科长亲自去了厂里，找到了厂长。

事情一下子就反转了。

我从一个“作风有问题”的流氓，变成了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

厂里不仅要撤销对我的所有负面评价，还要给我报请“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那个被别人顶替的“优秀青年”名额，也还给了我。

车间主任拎着水果罐头来看我，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小陈啊，是我官僚主义了，是我没调查清楚，我向你检讨。”

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什么都没说。

王师傅送他出去，回来跟我说：“小子，别往心里去。这就是现实。”

我点了点头。

是啊，这就是现实。

李月几乎天天都来医院。

她不怎么说话，就是默默地帮我打水，削苹果。

有时候我们半天都不说一句话，但气氛并不尴尬。

我看着她低头削苹果的样子，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片阴影。

我发现，她其实很漂亮。

不是那种张扬的美，而是一种很安静，很耐看的美。

“你哥……怎么样了？”我终于还是问了。

“还在家关着。”她叹了口气，“我爸找人去说了，匿名信的事是误会。但他之前利用车队便利，帮亲戚朋友倒腾过一些东西，虽然没挣钱，但违反了纪律。单位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工作是保住了。”

“那就好。”

“好什么呀，”她苦笑了一下，“他那个人，心高气傲，这事对他打击太大了。他觉得没脸见人。”

“他最应该觉得没脸见的，是我。”我没好气地说。

她没反驳，只是默默地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了一块，递到我嘴边。

我愣了一下，张嘴吃了。

很甜。

出院那天，李家全家都来了。

除了李军。

李建国开着单位的吉普车，把我送回了家。

我们家那条小胡同，从来没开进过小汽车。

左邻右舍都扒着窗户看，议论纷纷。

我妈看着这阵仗，有点手足无措。

李建国握着我妈的手，又是一通道歉和感谢。

我妈看着我被厂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奖状和奖金，再看看李家人诚恳的态度，心里的疙瘩总算是解开了。

她拉着李月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好姑娘，真是个好姑娘。”

风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在厂里，我成了名人。

走到哪都有人跟我打招呼，眼神里全是敬佩。

那些之前躲着我的人，现在都抢着跟我套近乎。

王师傅说：“小子，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的是实话。

这种被人捧上神坛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不真实。

甚至有点恶心。

我和李月开始通信。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

信，是年轻人之间最浪漫的交流方式。

她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讲她看的书，讲她的烦恼。

我给她讲车间的噪音，讲机器的油污，讲我师傅的那些口头禅。

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

但通过那些薄薄的信纸，我们却感觉离彼此很近。

有时候，她会约我周末去公园。

我们并排走在林荫道上，一句话不说，也能走上很久。

我知道，我喜欢上她了。

但我不敢说。

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

他爸是干部，我爸是工人，还早早去世了。

我妈是个家庭妇女，靠给人缝缝补补过日子。

我只是一个纺织厂的小工人。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转眼到了秋天。

一天晚上，我刚下夜班，在家门口碰到了一个黑影。

我吓了一跳，抄起墙角的木棍。

“谁？”

那黑影转过身。

是李军。

他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眼神里没了当初的戾气，多了几分颓唐。

“我……我等你很久了。”他声音沙哑。

我没说话，握着木棍的手没有松。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三百二十一块五毛。我知道不够赔你的，但……”

我没接。

“我不要你的钱。”

“我知道。”他苦笑了一下，“那你打我一顿吧。像我那天打你一样，往死里打。这样，我心里能好受点。”

他闭上眼睛，一副任我处置的样子。

我看着他。

这个曾经把我打得半死，毁我名声的男人。

现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我心里的恨，在那一刻，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我扔掉木棍。

“算了。”我说，“都过去了。”

他睁开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走吧，天晚了。”我转身准备进屋。

“陈卫东！”他叫住我。

“嗯？”

他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

然后，他直起身，又说了一句。

“谢谢你。”

说完，他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秋天的夜风，很凉。

但我心里，却觉得很暖。

那个冬天，我转正了，成了正式的机修工。

工资涨了，我给我妈买了一件新棉袄，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和李月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年底的时候，她把我叫到她家。

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给我倒了杯水，手心里全是汗。

“陈卫东，我……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

“我哥……他要去当兵了。”

我有点意外。

“他自己决定的。他说，他想去部队里，好好改造一下自己。”

“挺好的。”

“还有……”她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全部的勇气，“我明年就要高考了。我爸想让我考北京的大学。”

我的心，沉了一下。

北京。

那么远。

“你要是考上了，我们就……就得分开了。”我说。

“我可以不考。”她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别说傻话！”我急了，“考大学是多好的事，怎么能不考？”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她的声音里带了哭腔。

我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何尝想跟她分开？

可是，我能给她什么呢？

我能让她为了我，放弃她的前途吗？

我不能那么自私。

“李月，”我握住她的手，“你听我说。你必须去考，而且要考个最好的大学。你的未来，在北京，不在这个小城。”

“那你呢？”

“我等你。”我说。

我说得那么肯定，连我自己都信了。

“你考到哪，我就想办法调到哪。北京有机修厂吧？总有需要我陈卫东的地方。”

她哭了，扑进我怀里。

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的清香，心里既甜蜜，又酸涩。

我知道，我许下了一个多么艰难的承诺。

但那一刻，我愿意为了她，去挑战整个世界。

第二年夏天，李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她走的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

李建国夫妇，还有从部队请假回来的李军，都来了。

李军穿着军装，整个人都变了样，挺拔，沉稳，像一棵小白杨。

他看到我，冲我笑了笑，捶了我一拳。

不疼。

“我妹，就交给你了。”他说。

“放心吧。”

站台上，汽笛长鸣。

李月隔着车窗，哭成了泪人。

我也红了眼眶。

“给我写信。”她说。

“一定。”

火车缓缓开动，带走了我的姑娘，也带走了我的心。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我的人生，因为一场意外的救人，被彻底改变。

我挨过打，受过辱，被人当成流氓，也被人捧为英雄。

我尝过人情的冷暖，也见识过人性的复杂。

但我从不后悔。

因为，如果时间倒流回那个燥热的夏天，那个蝉鸣聒噪的午后。

我还是会扔掉手里的酱油瓶，脱掉我的确良衬衫，毫不犹豫地，跳进那条改变我一生的河里。

因为河里，有我的整个未来。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

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校，学机械制图，学高等数学。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王师傅劝我：“卫东，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只是笑笑。

我不怕苦，我怕的是，我追不上她的脚步。

我怕的是，当她站在更高的地方，回头看时，已经看不到我的身影。

我们的信，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期盼。

她给我讲大学里的辩论会，讲图书馆里的浩瀚书海，讲北京城的车水马龙。

我能从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而我，依旧在那个充满噪音和油污的车间里，日复一日。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我开始感到恐慌。

1988年，她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进了一家外企。

她说，她等我。

那一年，厂里效益下滑，开始裁员。

我拿着夜校的文凭和一沓子技术奖状，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

我没有告诉她。

我怕她担心。

我揣着我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那是一张站票。

我在摇晃的车厢里站了十几个小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去找她。

我要留在北京。

我要兑现我的承诺。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站在她单位门口时。

我看到她从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里下来。

开车的是一个穿着西装，很精神的男人。

他替她打开车门，两个人有说有笑。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王师傅说的话。

现实，就是现实。

我没有上前。

我只是站在马路对面，静静地看着她。

她还是那么美，甚至比以前更美了。

自信，从容，充满了活力。

她属于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

而我，满身风尘，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行李包，像个逃荒的难民。

我跟她，早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我转身走了。

没有告别。

我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私人的汽修厂当修理工。

很苦，很累，但我撑了下来。

我没有再联系她。

我把那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偶尔，我会想起那个1984年的夏天。

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那个不讲理的哥哥，那场改变一切的救赎与被救赎。

那是我青春里，最疼痛，也最滚烫的一段记忆。

它告诉我，有些遇见，只是为了让你成长。

然后，就是漫长的告别。

来源：云来暮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