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窗外的土黄色，无边无际，像一块脏抹布，盖住了我想象中所有的诗情画意。

94年，我大学毕业，脑子一热，去了山区支教。

那辆破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移了位。

车窗外的土黄色，无边无际，像一块脏抹布，盖住了我想象中所有的诗情画意。

“小伙子，就前面，大石窝村。”司机师傅叼着烟，含混不清地朝窗外一指。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心凉了半截。

那算村子吗？

稀稀拉拉几间土坯房，像一把没捏拢的烂泥，随意地糊在山坳里。

车停了，我拖着一个半人高的行李箱，站在尘土飞扬的村口，像个走错星球的外星人。

村长是个黑瘦的老头，吧嗒着旱烟，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像在估价一头牲口。

“陈老师是吧？北京来的大学生？”

我点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辛苦了，辛苦了。”他嘴上说着，脸上却没什么表情，“我们这穷，委屈你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说不委屈，您信吗？

学校，就是村子尽头一间稍微大点的土坯房，四面漏风，屋顶的瓦片都缺了好几块。

一块破木板，用白漆歪歪扭扭写着“大石窝小学”。

这就是我的战场。

我的学生，总共十七个，从七岁到十三岁，挤在一间教室里，算是复式班。

一个个面黄肌瘦，衣服上打着补丁，看着我的眼神，一半是好奇，一半是麻木。

我点名，他们用各种方言回答，我连蒙带猜。

点到最后一个名字，“林漱。”

没人应。

我提高声音，“林漱？”

角落里，一个瘦小的女孩慢慢站起来。

她大概十岁左右的样子，头发枯黄，扎着两个小辫，脸很小，衬得那双眼睛尤其大。

黑黢黢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她不说话，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一下。

这女孩，有点不一样。

上课的时候，她从不发言，也不跟同学交头接耳。

她就坐在角落里，手里握着一小截铅笔头，腰挺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还有我身后的黑板。

那块所谓的黑板，其实就是刷了层黑漆的木板，坑坑洼洼，写字都费劲。

我讲拼音，a o e。

城里三岁的孩子都嫌简单的东西，我在这里，要掰开了揉碎了，讲上好几天。

孩子们在下面咯咯地笑，或者打瞌睡，或者干脆就盯着窗外发呆。

只有她，那个叫林漱的女孩，在她的作业本上——一本用废纸订起来的本子——一遍又一遍地写。

写得极其用力，仿佛要把那几个简单的字母，刻进纸里。

下课了，孩子们像一群放风的鸭子，哇哇叫着冲出教室。

她不走。

她就坐在原位，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才慢慢地走上讲台。

她不看我，只是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把我掉在讲台缝里的半截粉笔头，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讲台上。

然后，转身就跑。

从那天起，我发现她总跟着我。

我去村长家吃饭，她就远远地蹲在村长家院墙外的一块大石头上。

我去河边洗衣服，她就坐在上游的另一块石头上，假装在玩水。

我去上厕所——一个用木板和茅草搭起来的简陋茅坑——她都远远地缀在后面，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像个小小的、沉默的影子。

我有点烦。

真的。

一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一腔热血被现实浇得透心凉，每天吃着拉嗓子的玉米糊糊，睡着硬邦邦的木板床，还要被一个谜语一样的小屁孩监视。

我他妈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来玩潜伏与反潜伏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从茅房出来，看见她又蹲在那棵老槐树下。

我大步走过去，故意板着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她吓了一跳，猛地站起来，像只受惊的兔子，转身就要跑。

“站住！”我喊了一声。

她真的站住了，背对着我，小小的身子绷得紧紧的。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你叫林漱，对不对？”

她不说话，头埋得更低了。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事？”

她还是不说话，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

我叹了口气，觉得自己在跟一尊小石像较劲。

“算了，”我说，“不想说就不说吧。以后别跟着我了，我是老师，又不会丢。”

我转身要走。

“老师，”一个细若蚊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会走吗？”

我愣住了。

回过头，她终于抬起了脸。

那双大眼睛里，盛满了与她年龄不符的惊惶和恐惧。

“走？我当然会走啊，”我理所当然地说，“我只在这里待一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看见她眼里的光，瞬间就灭了。

那种感觉，就像你亲手掐灭了一根在风中摇曳的火柴。

她的小嘴瘪了瘪，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但她死死地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以前……也来过一个老师。”她低声说，声音带着哭腔，“他也说待一年……可是冬天还没到，他就走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明白了。

她不是在监视我。

她是在确认，确认我这个“希望”，会不会像上一个一样，半路就消失了。

那一刻，我之前所有的烦躁、抱怨、不耐烦，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一种沉甸甸的，酸涩的愧疚。

“我不会。”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答应你，我说待一年，就一定会待满一年。一天都不会少。”

这是我，陈阳，二十二年来，说过的最认真的一个承诺。

从那以后，林漱不再远远地跟着我了。

她开始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我身边。

我备课的时候，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写作业。

我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得黑乎乎的土豆，或者一个酸涩的野果，塞给我。

“老师，吃。”

我看着那沾着泥土和草屑的食物，再看看她亮晶晶的眼睛，怎么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我开始格外关注她。

我发现她几乎是整个班里，不，是整个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

一篇课文，别人要读十几遍还磕磕巴巴，她读三遍就能背下来。

一道数学题，我刚在黑板上写完，她就已经在下面算出了答案。

但她从不举手，从不炫耀。

她就像一块被埋在泥土里的璞玉，安静地，固执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微光。

我决定去她家做一次家访。

村长听说我要去林漱家，露出了一个复杂的表情。

“陈老师，那家……唉，你去了就知道了。”

林漱的家在村子最偏僻的角落，孤零零的一栋土坯房，比我的宿舍还要破败。

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一个穿着破烂棉袄的女人坐在门口，手里纳着鞋底，不停地咳嗽。

那是林漱的妈妈。

林漱拉着我的手，怯生生地喊：“妈，陈老师来了。”

女人抬起头，一张蜡黄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她想站起来，却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整个身子都弓了起来。

我赶紧走过去，“大婶，您坐着，别动。”

屋里走出一个满脸通红的男人，一身的酒气，走路都摇摇晃晃。

“哪儿来的小白脸？”他斜着眼看我。

“他爸，这是漱漱的老师。”林漱妈妈急忙说。

男人“哼”了一声，没再理我，径直走到墙角，拿起一个酒瓶，又灌了一口。

这就是林漱的父亲。

我终于明白，村长那句“你去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也终于明白，林漱那双眼睛里的惊惶和早熟，从何而来。

在那个家里，我没待多久就出来了。

那顿所谓的“家访饭”，我一口都没吃下去。

玉米糊糊里，掺杂着女人的咳嗽声，男人的醉骂声，还有小女孩压抑的沉默。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从她家出来，林漱一直送我到宿舍门口。

“老师，”她突然开口，“对不起。”

“傻孩子，”我摸了摸她的头，“你道什么歉啊。”

“我爸……他不是坏人，他就是……就是爱喝酒。”她替她父亲辩解着，声音越来越小。

我心里堵得难受。

这么懂事的孩子，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林漱，”我蹲下来，看着她，“想不想走出大山？”

她愣住了，大眼睛里全是茫然。

“读书。”我说，“好好读书，考出去。考上初中，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她喃喃自语。

“对，”我重重地点头，“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没有喝醉酒的爸爸，有好吃的饭，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还有很多很多你没见过的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说这些。

或许，我只是想在她灰暗的世界里，画一个五彩斑斓的饼。

哪怕这个饼，她永远也吃不到。

但她信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有了那种叫做“渴望”的东西。

“老师，我考出去了，就能再见到你吗？”

“当然能。”我笑着说，“你要是能考到北京来，老师请你吃烤鸭。”

“一言为定。”她突然伸出小拇指。

我愣了一下，也伸出小拇指，和她的小小的、黑乎乎的指头，勾在了一起。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看着窗外那轮清冷的月亮，第一次开始思考“支教”这两个字的意义。

我不是救世主。

我改变不了这里的贫穷，改变不了那个酗酒的父亲，也治不好那个咳嗽的母亲。

我能做的，或许真的只有画一个饼。

然后，祈祷这个叫林漱的女孩，有足够的力量和运气，把这个饼变成现实。

时间过得飞快。

秋天，山上的叶子黄了又红，红了又落。

冬天，下了第一场雪，整个大石窝村，都变成了白色。

教室更冷了。

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又红又肿，像发面馒头。

我把我带来的所有厚衣服，都给了那些穿得最单薄的孩子。

我自己，就靠着一身正气，和不停地跺脚来取暖。

林漱给我送来了一双手套。

不是买的，是她妈妈用旧毛线拆了又织的，针脚歪歪扭扭，但很厚实。

“老师，戴上。”她把手套塞进我手里，小脸冻得通红。

我戴上手套，心里暖烘烘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特别大，封了山。

村里的粮食开始不够吃了。

每天的伙食，从玉米糊糊，变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汤。

很多孩子都不来上学了，要在家里帮着干活，或者上山去刨点吃的。

教室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最后，只剩下七八个学生，林漱是其中之一。

她比以前更瘦了，小脸只有巴掌大，但那双眼睛，却比以前更亮了。

有一天，她又没来。

我心里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没心思上课了，跟剩下的几个孩子交代了一下，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她家跑。

雪没到了膝盖，走得异常艰难。

还没到她家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男人声嘶力竭的吼叫，和女人的哭喊声。

我心里一咯噔，一脚踹开了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

屋里的景象，让我目眦欲裂。

林漱的父亲，那个酒鬼，正抓着林漱的头发，要把她往外拖。

林漱死死地抱着门框，哭得撕心裂肺。

她妈妈跪在地上，抱着男人的腿，苦苦哀求。

“他爸，你不能这样啊！她还是个孩子！”

“滚开！”男人一脚踹开女人，“孩子怎么了？孩子就不用换钱了？隔壁村王瘸子，给了五百块彩礼！够我喝大半年的酒了！”

五百块！

卖女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血一下子全冲到了头顶。

“你他妈的给我放手！”

我冲过去，一把推开那个男人。

他没站稳，踉跄着撞在墙上，手里的酒瓶“哐当”一声摔碎了。

他回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个外乡来的小白脸，敢管老子的家事？”

“我管定了！”我把林漱拉到自己身后，死死地护住，“你这是犯法！是买卖人口！”

“犯法？”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在这大山里，老子就是法！我卖我自己的女儿，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他说着，就朝我扑了过来。

我虽然比他高，但常年不干体力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俩在狭小的屋子里扭打在一起。

我不知道自己挨了多少拳，只觉得脸上、身上，火辣辣地疼。

但我死死地抱着他，不让他靠近林漱一步。

“老师！老师！”林漱的哭喊声，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被打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掐着我的脖子。

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眼前的景象开始发黑。

我操，我不会就这么死在这儿了吧？

为了一个只认识了几个月的学生？

值吗？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闷响。

身上一轻。

我睁开眼，看见林漱的父亲软软地倒在了旁边。

林漱手里举着一根烧火棍，小小的身子抖得像风中的落叶，满脸都是泪水和惊恐。

是她。

是她救了我。

我挣扎着爬起来，咳得撕心裂肺。

“快……快跑……”我对她说。

她愣愣地看着我，又看看地上不省人事的父亲，吓得扔掉手里的棍子，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心里一片混乱。

这下，梁子是结下了。

我不可能再待下去了。

但林漱怎么办？

我把她留在这里，她那个混蛋爹醒了，还不得把她打死？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看着怀里这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得带她走。

我必须带她走。

我带着林漱，连夜逃离了大石窝村。

我没敢回宿舍收拾东西，就穿着那身满是泥污和血迹的衣服，拉着她，在及膝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

我只知道，要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好。

我们在雪地里走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盘山公路上。

林漱已经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几乎走不动了。

我也到了极限，又冷又饿，身上的伤口疼得钻心。

幸运的是，我们拦到了一辆去县城的运煤卡车。

司机是个好心的大叔，看我们俩这副狼狈的样子，没多问，就让我们上了车。

坐在温暖的驾驶室里，闻着那股浓重的柴油味，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安心。

林漱靠在我身上，很快就睡着了。

看着她恬静的睡颜，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把她带出来了。

然后呢？

我能对她的人生负责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

到了县城，我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然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这是我到山区以后，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到我爸那熟悉的声音，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我以为他会骂我，骂我冲动，骂我惹是生非。

但他没有。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儿子，你做得对。人，不能丢了良心。”

“先把孩子安顿好，钱的事，我给你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抱着膝盖，在旅馆房间里，哭得像个。

我爸很快给我汇了钱。

我给林漱买了新衣服，带她去吃了顿饱饭。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的心又酸又软。

接下来的问题，是她的户口和上学。

这在90年代，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我跑了无数个部门，求了无数个人，说了无数句好话，磨破了嘴皮子。

我把我的教师证、我的大学毕业证，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大石窝村发生的故事。

有人同情，有人质疑，有人不耐烦地把我赶出去。

那段时间，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情冷暖。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遇到了县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

他听完我的故事，沉默了很久，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你是个好老师。”

他帮我办了所有手续，给林漱在县里最好的小学，安排了一个借读的名额。

他还自掏腰包，资助了林漱一部分学费。

我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所有事情都安顿好，我的支教生涯，也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提前结束了。

我要回北京了。

临走前，我把身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林漱。

我给她找了一个可靠的寄宿家庭，是那个副局长的一个远房亲戚，一对善良的老夫妻。

我跟她说，我会每个月给她寄生活费和学费，会一直给她写信。

火车站，她来送我。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新棉袄，粉色的，衬得她的小脸，有了一点血色。

她不哭也不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老师，我们拉过钩的。”她说。

“嗯，”我点头，“我记得。”

“考到北京，你请我吃烤鸭。”

“好，我等着你。”

火车开动了，她的身影，在窗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心里空落落的。

大石窝村的那几个月，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而林漱，就是那场梦里，最深刻的印记。

回到北京，我像个陀螺一样，开始旋转。

找工作，上班，加班，应酬。

我很快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

山里的岁月，仿佛离我越来越远。

但我没有忘记我的承诺。

我每个月，都会雷打不动地去邮局，给林漱寄钱。

我给她写信，问她的学习，问她的生活，给她讲北京的一切。

一开始，她的回信很短，字也写得歪歪扭扭。

“陈老师，我很好，勿念。”

“陈老师，我这次数学考了98分。”

“陈老师，北京是不是有很多高楼？”

后来，她的信越来越长，字也越来越漂亮。

她跟我说，寄宿家庭的爷爷奶奶对她很好，会给她做红烧肉。

她跟我说，学校的老师很喜欢她，因为她总是考第一名。

她跟我说，她交到了新朋友，但她最想念的，还是我。

我们的信，成了连接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

那些信，我一封都舍不得扔，全都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那些信来看。

看着那些稚嫩的笔迹，一点点变得成熟，流畅。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瘦小的小女孩，在离我千里之外的地方，正努力地，一点一点地，长成一个大姑娘。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一年，两年，五年。

我从一个职场菜鸟，变成了部门主管。

我买了房，买了车，身边也出现过一些女孩。

但没有一个，能长久。

我妈开始着急，不停地给我安排相亲。

“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她问我。

我答不上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

只是觉得，那些妆容精致、谈吐优雅的都市女孩，跟我之间，总是隔着点什么。

我脑海里，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出另一张脸。

一张素面朝天，却有着一双黑亮得惊人的眼睛的脸。

林漱初中毕业，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

她高中毕业，参加高考。

查分那天，她给我打了电话。

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带着一丝颤抖的喜悦。

“老师，我考上了。”

“考哪儿了？”我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

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涌了上来。

十年。

整整十年。

从大石窝村那个破败的土坯房，到北京的最高学府。

那个曾经瘦弱、沉默的小女孩，真的靠着她自己，把那个我随手画下的饼，变成了现实。

我去火车站接她。

那天，北京下着小雨。

我在出站口的人潮里，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扎着一个马尾。

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却干净得像一株雨后的小白杨。

她也看到了我。

她站在原地，看着我，笑了。

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那笑容，穿过十年的光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朝她走过去，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

“老师。”她开口，声音清脆，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

“我不是你老师了。”我笑着，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我叫陈阳。”

“陈阳。”她低声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后抬起头，看着我，“我叫林漱。”

我带她去吃烤鸭。

在全聚德，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用薄饼卷着烤鸭和葱丝，吃得一脸满足。

我突然觉得，这十年所有的等待和付出，都值了。

“好吃吗？”我问。

“好吃。”她点头，眼睛亮晶"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她上了大学，我成了她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亲人。

她会来我的公司给我送她亲手做的便当。

她会拉着我去逛校园，跟我分享她大学里的趣事。

周末，她会来我的公寓，帮我打扫卫生，洗衣服。

然后，像很多年前一样，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安安静

静地看书。

而我，就在旁边看她。

看着她柔和的侧脸，看着阳光洒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的心，就会变得异常柔软和安宁。

我知道，我沦陷了。

陷进了那双我看了十多年的，深不见底的眼睛里。

我妈见了林漱，喜欢得不得了。

她拉着林漱的手，问长问短，比对我这个亲儿子还亲。

“这姑娘，干净，懂事。”她私下跟我说，“比你那些前女友，强一百倍。”

我深以为然。

但我不敢表白。

我比她大十二岁。

我是她的“老师”，是她的“恩人”。

这种关系，太不对等了。

我怕我的表白，会成为一种挟恩图报的绑架。

我怕会吓到她。

所以，我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里。

我对自己说，就这样吧，能像亲人一样，陪着她，看着她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也就够了。

大三那年，林漱恋爱了。

男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一个高高帅帅的男生，篮球打得很好。

她把那个男生带到我面前，介绍给我认识。

“陈阳哥，这是我男朋友，李伟。”她笑得很甜。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捏碎了。

我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跟那个叫李伟的男生握手。

“你好，好好对我们家漱漱。”

那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

我看着他们俩坐在一起，男生给她夹菜，她对他笑。

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我像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可笑的“长辈”。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拿出那个铁盒子，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又看了一遍。

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陈阳啊陈阳，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你他妈就是个懦夫。

从那以后，林漱来找我的次数，渐渐少了。

她要陪男朋友。

我理解。

我只是，在每个她不来的周末，都会觉得屋子里空荡荡的。

心里，也空荡荡的。

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在公司楼下，看到了林漱。

她一个人，蹲在马路边，抱着膝盖，哭得很伤心。

我把车停在她身边，走下车。

“怎么了？”

她看到我，哭得更厉害了，扑到我怀里。

“他……他跟我分手了。”

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只有心疼。

我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就像很多年前，在那个下雪的夜晚，在那个破败的土坯房里一样。

“他说……他受不了别人总说他是靠着我，才能拿到奖学金，才能得到保研的名额。”

“他说，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了。”

我沉默了。

我知道，林漱太优秀了。

她每一年都拿国家奖学金，她是学生会主席，她是所有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

她的光芒，太耀眼了。

耀眼到，让站在她身边的那个男生，感到了自卑和窒息。

“是我不好吗？”她在我怀里，哽咽着问。

“不，”我捧起她的脸，帮她擦掉眼泪，“你很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姑娘。”

“是他，配不上你。”

我把她送回学校。

下车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

“陈阳哥，”她看着我，眼睛在路灯下，湿漉漉的，“这十年，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早就嫁给了王瘸子，或者，死在了那个冬天。”

“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不要对我说谢谢。”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欠你的。”

她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林漱，”我握住她的手，“我喜欢你。”

“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喜欢，不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

“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

“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从你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就喜欢了。”

我说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能听见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

林漱看着我，一动不动，像是被吓傻了。

我心里一沉。

完了。

搞砸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松开她的手，“对不起，我……”

话还没说完，她突然踮起脚尖，吻了上来。

她的嘴唇，凉凉的，软软的，带着泪水的咸涩。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等这句话，也等了很久很久了。”她离开我的嘴唇，抵着我的额头，轻声说。

“从我决定要考到北京来找你的那天起，我就在等了。”

“陈阳，我也喜欢你。”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她。

她也一直都喜欢我。

只是，她跟我一样，自卑，胆怯。

她觉得，她是从大山里出来的野丫头，又穷又土，配不上我这个事业有成的北京男人。

她觉得，我对她的好，是同情，是怜悯，是责任。

她不敢奢望，那是爱情。

她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一半是青春的悸动，一半，也是为了试探我。

她想看看，我会不会嫉妒，会不会吃醋。

结果，我这个怂包，让她失望了。

“你就是个笨蛋。”她捶了我一下，又哭又笑。

“是，我是笨蛋。”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感觉像是找回了失落了半辈子的珍宝，“一个爱了你十多年的大笨蛋。”

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仿佛我们本就应该在一起。

我带她回家，正式见我父母。

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她的手，直接叫“儿媳妇”。

我爸看着我们俩，喝了口茶，说了句：“缘分啊。”

是啊。

缘分。

谁能想到，十年前，大石窝村那个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十年后，会成为我的妻子。

林漱毕业后，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她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

专门资助那些像她一样，身处困境，却渴望读书的山区女童。

基金会的名字，叫“漱阳”。

取自我们俩的名字。

她说，她想把我们之间的这份幸运，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转到了她的基金会名下，全力支持她的事业。

我们结婚那天，没有办盛大的婚礼。

我们只是，回了一趟大石窝村。

十年过去，这里变化很大。

通了水泥路，盖起了砖瓦房。

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

那间破败的“大石窝小学”，已经被一栋崭新的教学楼取代。

是“漱阳基金会”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

我们找到了林漱的家。

那栋土坯房，已经塌了一半。

村里人告诉我们，林漱的母亲，在她走后第二年，就病逝了。

她的父亲，后来因为喝酒闹事，失手打伤了人，被抓去坐了几年牢。

出来后，没多久，也死了。

林漱站在那片废墟前，沉默了很久。

我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

“都过去了。”我说。

“嗯。”她靠在我怀里，点了点头，“我知道。”

“陈阳，”她转过身，看着我，“你知道吗？当年，你问我想不想走出大山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我不是想走出大山。”

“我是想，走向你。”

我的心，被这句话，填得满满的。

我低头，吻住她。

在夕阳下，在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

我的人生，在二十二岁那年，因为一个冲动的决定，拐进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

在那条路上，我遇到了贫穷，遇到了艰难，遇到了人性的丑恶。

但也遇到了，我一生的挚爱。

有人说，我是她的救赎。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是她，用她那双黑亮的眼睛，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

是她，用她那份执着的爱，完整了我的人生。

她才是，我的救赎。

来源：情浓云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