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能拉出口子。
那张薄薄的、印着铅字的准考证，揣在我怀里，像一团火。
1977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能拉出口子。
我们红旗大队的广播喇叭，连着喊了三天，说中央恢复高考了。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农村青年也能考大学了。
整个大队都炸了。
那声音，像是往一锅死水里扔了块烧红的烙铁，滋啦啦地响，冒着一股滚烫的汽。
我叫陈建国，二十一岁。我弟叫陈建社，十八。
我们俩，是队里为数不多读到高中的。那时候高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
我俩的名字，是我爹取的。建国，建社。听着就红，就正，就跟那个年代一样，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
爹说，老大建国，要像块基石，稳当，撑起这个家。老二建社，要机灵，要往高处走，给陈家改换门庭。
一语成谶。
我和建社，都报了名，也都通过了预选。两张准考zheng，一模一样，就名字和编号不一样。邮递员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一路捏着车铃铛，跟报喜一样送到了我们家。
娘把那两张纸片捧在手里，手都在抖。
她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放出光，然后那光又一点点暗下去。
爹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烟锅“吧嗒吧嗒”地响，跟他的心跳一个节奏。
我知道他们在愁什么。
我们家，太穷了。
穷得像筛子，到处都是窟窿。四间土坯房，一下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全家六口人，我，爹，娘，建社，还有两个妹妹。劳动力就我和爹两个。
一年到头，挣的工分，除了交公粮，也就勉强换点口粮。
供一个大学生？
那不叫供，那叫拿命往里填。
晚饭的时候，桌上破天荒地摆了一小碟花生米，还有一碗鸡蛋羹。
那是留着给爹下蛋的鸡，被娘忍痛宰了一只。
两个妹妹眼巴巴地瞅着那碗黄澄澄的鸡蛋羹，馋得直咽口水，却没一个人敢动筷子。
气氛压抑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娘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把鸡蛋羹分成两半。一半推到我面前，一半推到建社面前。
“建国，建社，都吃。吃了，脑子亮堂，考个好大学。”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我，那眼神，像是在求我。
建社埋着头，扒拉着碗里那点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筷子却没碰那碗蛋羹。
他小声嘟囔：“哥，你学习比我好。”
我心里一抽。
是啊，我学习是比他好。从小到大，我都是班里第一。老师说，建国这脑子，是读书的料。要不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我高中毕业就该接着念。
可现在……
我看着娘那双布满老茧、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变形的手。
我看着爹那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和他那被岁月压弯的脊梁。
我看着两个妹妹面黄肌肌瘦的样子。
我再看看建社，他虽然埋着头，但那微微颤抖的肩膀，出卖了他心里头的渴望。
他是家里的希望。
爹从小就这么说，娘也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我老实，能干活，是过日子的样子。建社不一样，他白净，斯文，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天生就该是坐在屋里写字的人。
我笑了笑，用筷子把我那半碗鸡蛋羹，整个儿拨到了建社碗里。
“你吃吧。”
我说。
“我考不上的。”
所有人都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
建社的嘴唇哆嗦着：“哥……”
我拍了拍胸口，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天天开拖拉机，那玩意儿，铁疙瘩，震得我脑仁疼。书本里的东西，早还给老师了。”
“你不一样，”我看着建社，一字一句地说，“你是咱们家唯一的指望。你得考出去。”
娘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爹猛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起来，咳得惊天动地。
我知道，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凉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怀里揣着的那张准考证，硌得我心口生疼。
那不是一张纸，那是我的另一条路。一条通往北京，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路。
可我脚下，还有一条路。一条泥泞的、布满荆棘的、通往拖拉机和庄稼地的路。
我没得选。
我是陈建国，我是哥。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建社叫到谷仓后面。
北风呼呼地刮着，吹得我俩的脸都僵了。
我从怀里掏出我的那张准考证，塞到他手里。
“拿着。”
他的手跟冰块似的。
“哥，我不能……”
“闭嘴！”我吼了一声，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愧疚，有激动，有恐惧，还有一丝藏不住的狂喜。
“陈建社，你给老子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去考试，你身上背着我，背着咱爹咱娘，背着这个家。你要是考不上，你不用回来了，我打断你的腿！”
我的话，说得又狠又绝。
他哭了。十八岁的大小伙子，哭得像个孩子。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他抓着那两张准考e考证，像是抓着救命稻草。
“哥，我一定考上！我考上了，我接你和爹娘去城里享福！”
他说得斩钉截铁。
我信了。
那时候的我，真傻。
傻得冒热气。
我觉得，弟弟就是另一个我。他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他出人头地了，就等于我出人头地了。
我们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就走。
身后，是他压抑不住的哭声。
我没回头。
我怕一回头，我也会哭。
我怕一回头，我就会后悔。
考试那天，我开着队里的“东方红”拖拉机，故意把油门踩到最大。
拖拉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像一头愤怒的野兽。
我想用这噪音，盖住我心里的声音。
那个声音在不停地问我：陈建国，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我怎么可能甘心！
那天，我把队里要翻的地，多翻了三亩。
直到天黑透了，我才拖着一身的疲惫和泥浆回家。
建社还没回来。
娘在灶台边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
爹还是蹲在门槛上抽烟，一锅接一锅。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是建社！
他被人簇拥着回来了。
他的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亮得吓人。
“哥！爹！娘！我考完了！我觉得……考得不错！”
他声音都在抖。
那一刻，我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疲惫，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值了。
放榜那天，整个公社都轰动了。
大红榜贴在公社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我没去。
我不敢去。
是村里的会计，气喘吁吁地跑来报的信。
“老陈家！老陈家！你家建社，考上了！考上上海的大学了！”
“上海！”
“我的天爷！”
整个院子，瞬间沸腾了。
娘“嗷”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惊天动地，然后又笑，又哭又笑，状若疯癫。
爹把手里的烟袋锅往地上一摔，两只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搓着手，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好……”
建社成了我们全村，不，全公社飞出去的第一只金凤凰。
他要去上海念大学了。
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
娘给他煮了二十个红鸡蛋。爹把他那件唯一没打补丁的蓝布褂子给他穿上了。
我把我攒了半年的津贴，一共二十块钱，一分不剩地塞给了他。
“到了那边，别省着。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别让人看不起。”
他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哥，等我！等我毕业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把头伸出窗外，使劲地挥手，那张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脸，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站在站台上，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火车彻底消失在地平线，直到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那趟火车，一起被带走了。
建社走了。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开拖拉机，挣工分，养家糊口。
日子像拖拉机履带一样，一圈一圈，单调地重复着。
不同的是，心里多了份念想。
建社刚到上海，头一个月，每周都来信。
信里，他详细地描述着大学的生活。宽敞明亮的教室，学识渊博的教授，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他说，上海真大啊，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晚上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
他说，食堂的饭菜很好吃，有白米饭，还有红烧肉。
每一封信，我们家都要举行一个仪式。
晚上，全家人围着煤油灯，由我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娘听着听着，就笑了。爹听着听着，眼角就湿了。
那些来自遥远大城市的文字，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我们贫瘠而灰暗的生活。
信的末尾，他总会写：哥，家里的活你多担待，等我毕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把这些信，一张张抚平，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木盒子里。
这是我们家的盼头。
为了这个盼头，我干活更卖力了。
我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好手，什么毛病，我听听声音就知道。队长老张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这手艺，搁城里，就是八级工！”
我嘿嘿地笑。
我不在乎什么八级工，我只想多挣点工分，多给建社寄点钱。
他信里说，城里开销大，同学间都要交际，书本也贵。
爹和娘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妹妹还在上学。
这个家，只能靠我。
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去邮局，把省下来的钱，一分不少地寄出去。
有时候是五块，有时候是十块。
那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我少抽几包烟，少喝几顿酒，是我穿着破了洞的鞋，在冬天冰冷的泥地里踩出来的。
邮局的汇款单，我填了一张又一张。
建社的信，却渐渐少了。
从一周一封，变成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多peg一封。
信的内容，也变了。
不再是描述大学的新奇，而是开始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
什么“思维的解放”，什么“价值的重塑”。
他还说，他交了个女朋友，是上海本地的姑娘，父亲是大学教授。
信里附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建社穿着时髦的喇叭裤，白衬衫，头发烫成了卷。他旁边那个姑娘，笑得很甜。
娘看着照片，高兴得合不拢嘴：“哎呀，我儿子真出息，找了个城里媳妇。”
我却看着照片上那个陌生的建社，心里有点堵。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蓝布褂子，哭着说要接我们去享福的农村小子了。
他变了。
第一年暑假，他没回来。
信上说，学校组织社会实践，很重要，不能缺席。
第二年暑假，他回来了。
提着一个崭新的皮箱，穿着一身的确良。
他的人是回来了，可心好像没回来。
他嫌家里的饭菜油水少，嫌屋里有股霉味。
他跟我们说话，总是不自觉地夹着几句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
他不再喊我“哥”，而是喊我的全名，“陈建国”。
那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客气，又生分。
他跟我说，哥，哦不，陈建国，你不该一辈子就这么开拖拉机。你应该多看看书，接受新思想。农民这个身份，是没有前途的。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营养良好而显得白皙光洁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我天天在泥地里刨食，供他在上海的大学里接受“新思想”，他现在反过来，教育我这个身份没有前途？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那谁有前途？你有前途？”我冷冷地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些慌乱地解释，“我是说，人的观念要改变。”
“我的观念就是，人不能忘本！”我把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扔，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你吃的白米饭，是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你书里印出来的！”
我们大吵了一架。
这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吵架。
娘在一旁哭着劝：“别吵了，别吵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那次，他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找借口回上海了。
走的时候，我没去送他。
后来，我也结婚了。
娶的是邻村的姑娘，叫淑芬。
淑芬是个好女人，勤快，善良，不嫌我们家穷。
她知道我把准考证让给弟弟的事，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总是带着心疼。
我们办了个简单的婚礼，有了自己的家，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叫念念。
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
对建社的念想，似乎淡了些。
他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进了一家国营大厂，当了工程师。
他跟那个上海姑娘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他只寄了封信回来，说工作忙，就不办婚礼了，等以后有空再带媳妇回来见我们。
连张喜糖都没有。
爹气得把那封信撕了，骂道：“这个忘恩负义的！”
娘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我知道，爹娘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难受。
养了半辈子的儿子，出息了，却成了别人家的。
从那以后，他彻底断了跟家里的联系。
钱，不寄了。信，也没有了。
他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上海那片汪洋大海，连个涟漪都没剩下。
我们成了他光鲜履历上，想要抹去的一笔。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也没再开拖拉机了。
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
我开始跑运输。
一开始，什么都拉。拉砖，拉沙子，拉粮食，拉化肥。
没日没夜地跑。
很辛苦。车子半路抛锚是常事，有时候冬天睡在驾驶室里，能把人冻僵。
但挣得也多。
几年下来，我不但还清了所有债务，还把家里的土坯房，翻盖成了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
淑芬跟着我，也吃了不少苦。但她从来没抱怨过。
她说：“建国，我知道你心里有股劲儿。你放心大胆地干，家里有我。”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爹娘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尤其是爹，那年冬天，他突然中风了。
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楚。
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情况很严重，要马上转到省城的大医院做手术。
手术费，要三万块。
三万块！
在那个年代，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刚盖了房子，买了车，手里根本没那么多现钱。
我把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也才凑了一万多。
还差一大截。
淑芬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建国，要不……给建社打个电话吧。”
建社。
这个我已经快要忘记的名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我心里。
自从他结婚后，我们已经有将近十年没联系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还是托了公社的老书记，辗转打听，才从上海一个同乡那里，要到了他单位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甜的女人。
我报了陈建社的名字。
等了很久。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喂，哪位？”
那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和警惕。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建社……是我。”
那边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到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哥？”他试探性地问。
一声“哥”，让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压抑着情绪，把爹病重需要钱做手术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我知道你现在是大工程师了，日子过得好。哥不是来占你便宜。这钱，算我借的。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我开车，一趟一趟给你挣回来。”
我说得很卑微。
为了爹的命，我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冷。
“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我刚分了房子，要装修，我爱人单位要集资，我……”
他罗列了一大堆理由。
我静静地听着，心一点一点地凉下去。
“建社，”我打断他，“你就告诉我，借，还是不借？”
“哥，不是我不借。实在是……”
“我明白了。”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握着话筒的手，冰凉。
淑芬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建⚫国，别难过。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我摇摇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不是难过。
我是心寒。
那是我们的亲爹啊！
他怎么能……怎么能这么冷血！
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没想到，三天后，我收到了一个从上海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两千块钱，和一封信。
信是建社写的。
信上说，哥，这两千块钱你先拿着。不是我不帮你，是我真的有困难。我爱人的父亲，也就是我岳父，最近身体也不好，住院花了不少钱。我们压力也很大。爹的病，我很担心，但上海这边实在走不开。等我忙完这段，一定回去看他。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句：另外，以后不要往我单位打电话了。我爱人她……心思比较敏感。有什么事，写信吧。
我看着那两千块钱，和我借遍亲朋凑来的一万多，还差着老大一截。
再看看那封信。
“心思比较敏感”。
多好听的词儿。
说白了，不就是嫌我这个农村的穷亲戚，丢他的人吗？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我把那两千块钱，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
我陈建国，还没落魄到要靠你的施舍！
爹的命，我自己救！
我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我把刚买回来没多久的解放卡车，卖了。
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的心头肉。
买车的车主，看我急用钱，把价格压得很低。
我咬着牙，签了字。
拿着卖车的钱，加上借来的钱，总算凑够了手术费。
我连夜带着爹，去了省城。
手术很成功。
爹的命，保住了。
但他也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说话也含糊不清。
从省城回来，我们家算是彻底被掏空了。
不但没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没了车，又回到了原点。
不，比原点还不如。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以前，我是村里的能人，是第一个买卡车跑运输的。现在，我成了败家子，为了救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把家底都折腾光了。
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
“你看陈建国，傻不傻？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他那个弟弟在上海当大官，也不管。真是白养了。”
“活该！谁让他当初要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弟弟！”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剜我的心。
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抽烟，喝酒。
我恨。
我恨建社的无情无义。
我恨我自己的愚蠢。
我甚至开始后悔，后悔当初那个决定。如果我去上大学，现在会是什么样？
是淑芬，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劝我。
她只是默默地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爹娘照顾得无微不至。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趴在桌子上哭。
“我真没用……我什么都没了……”
她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她说：“建国，你没输。你爹还在，这个家还在，我跟念念还在。只要人在，一切都能重来。”
“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还有我。”
我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
是啊，我还有她，还有这个家。
我不能倒下。
第二天，我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衣服。
我去找了村长。
我说，我想承包村里那个废弃的砖窑。
村长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那个砖窑，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荒废好几年了。
我说，我想试试。
我用我仅剩的一点信誉，说服了村长，签了承包合同。
我又开始借钱。
这次，更难了。
没人相信我能把一个死掉的砖窑盘活。
我磨破了嘴皮子，跑断了腿。
最后，还是淑芬，把她的嫁妆——一个金手镯，拿了出来。
“当了吧。”她说。
我拿着那个手镯，手抖得厉害。
“淑芬，我对不起你……”
她捂住我的嘴：“我们是夫妻。不说这个。”
靠着当掉手镯的钱，我又凑了一部分，总算把砖窑重新开了起来。
我吃住都在砖窑。
选土，和泥，制坯，烧窑……每一个环节，我都亲力亲为。
我像疯了一样地干活。
我把对陈建社所有的恨，所有的不甘，都变成了烧砖的火。
我要烧出全县最好的砖！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闭嘴！
我要让我爹娘，我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第一窑砖，烧出来的时候，我三天三夜没合眼。
当窑门打开，看到那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色泽均匀的红砖时，我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哭了。
我知道，我赌对了。
那几年，正是城乡建设大发展的时候。
到处都在盖房子。
我的砖，因为质量好，价格公道，根本不愁卖。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的砖窑，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砖窑大王”。
我还清了所有的债。
我又买了一辆卡车，比之前那辆更大，更气派。
我把爹娘接到了我身边，请了保姆照顾。
我让淑芬和念念，穿上了城里最时髦的衣服。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有出息的陈建国”。
而陈建社，那个曾经被我们全家寄予厚望的大学生，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偶尔，会从一些回乡的同乡口中，听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说他在上海混得很好，已经是大厂的总工程师了。
说他换了大房子，开上了小轿车。
说他的岳父，是很有名的教授，帮了他很多。
但没人说，他过得快不快乐。
爹娘在世的时候，偶尔还会念叨他。
娘总是一边抹泪一边说：“我这心头肉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看看……”
爹则是一言不发，只是抽烟抽得更凶了。
后来，爹娘相继去世了。
两次葬礼，我都派人去上海通知了他。
他没有回来。
第一次，托人带话，说项目到了关键时期，走不开。
第二次，干脆连话都懒得带了。
爹下葬那天，我站在坟前，看着墓碑上爹的名字。
我心里对陈建社最后的那一点兄弟情分，也跟着那抔黄土，一起埋了下去。
从此，我陈建国，再没有弟弟。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我的女儿念念，也考上了大学。
她考的，也是上海的大学。
跟她那个素未谋面的小叔，成了校友。
去送她上学的时候，淑芬不放心，非要跟着我一起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
第一次，是去求陈建社借钱救我爹的命。
那次，我像个丧家之犬。
这次，我开着自己的虎头奔，住着外滩边上最好的酒店。
上海还是那个上海，更大，更繁华，更光怪陆离。
但我已经不是那个穿着破旧衣裳、满心惶恐的乡下人了。
安顿好念念之后，淑芬突然对我说：“建国，我们……去看看建社吧。”
我愣住了。
“看他干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跟他，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淑芬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你弟弟。爹娘都走了，这世上，你们就是最亲的人了。难道真要老死不相往来吗？”
“再说了，”她顿了顿，“你心里，真的就一点都不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吗？”
我沉默了。
是啊。
我不想吗？
我嘴上说恨他，说不认他。
可午夜梦回，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喊我“哥”的小不点。
想起那个在火车站，哭着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的少年。
我心里，终究是存着一丝念想。
我想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到底好不好。
他用我的人生换去的前途，到底值不值。
我们还是打听到了他的住址。
一个很高档的小区，门口有保安站岗。
我们的车，被拦在了外面。
我给念念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她父亲和陈建社有些生意上的往来。通过这层关系，我们才得以进去。
那是一栋漂亮的独栋别墅，带着一个小花园。
我们按响门铃的时候，我的心，竟然有些紧张。
开门的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人。
穿着一身精致的丝绸睡衣，画着淡妆。
她应该就是陈建社的妻子，那个“心思敏感”的大学教授的女儿。
她上下打量着我们，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和疏离。
“你们找谁？”
“我们找陈建社。”我说。
“你们是？”
“我是他哥。”
女人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哦，他不在家。他去外地出差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打发两个不速之客。
我看着她，笑了笑：“是吗？我怎么听说，他今天下午，还跟李总他们一起打高尔夫呢？”
我故意提了念念同学父亲的姓。
女人的脸色微微一变。
她大概没想到，我们这样的“穷亲戚”，竟然也认识她丈夫生意圈里的人。
正在这时，屋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谁啊，阿琳？”
这个声音！
就算隔了二十年，就算已经变得沙哑和疲惫，我也能一下子听出来。
是陈建社。
他没去出差。
他在家。
他老婆，从一开始就在撒谎。
我心里的那团火，又一次“噌”地烧了起来。
我推开那个女人，径直走了进去。
客厅很大，装修得很豪华。欧式的沙发，巨大的水晶吊灯，墙上挂着看不懂的油画。
陈建社就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和我老婆同款的丝绸睡衣，头发稀疏，眼袋很重，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苍老。
他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
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大老板。
他看到我，手里的报纸“哗啦”一下掉在了地上。
他的脸上，是震惊，是慌乱，还有一丝……羞愧。
“哥……你们怎么来了？”
他站起来，手足无措。
“我们怎么不能来？”我冷冷地看着他，“怎么，怕我们这两个乡下人，脏了你这金碧辉煌的家？”
“不是的，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慌忙解释。
他的妻子阿琳走了过来，挽住他的胳at，对着我，语气里带着敌意：“这位……大哥，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建社他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太好。”
“身体不好？”我上下打量着陈建社，“我看他挺好的嘛。住着别墅，穿着绸缎，这日子，神仙过的吧？”
我的话，句句带刺。
淑芬在后面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别太过分。
可我忍不住。
二十年的委屈，二十年的怨恨，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陈建社，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你还记不记得，七七年冬天，是谁把那张改变你一生命运的准考证，塞到你手里的？”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不记得了，是吧？”我冷笑一声，“也对，你现在是陈总，是大工程师，你怎么会记得，你还有一个在乡下开拖拉机、给你寄钱的穷哥哥？”
“你又怎么会记得，你爹病得快死了，我求你借钱，你他妈的就给了我两千块钱，还让我别往你单位打电话！”
“陈建社，你还是个人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在咆哮。
整个客厅，回荡着我的怒吼。
陈建社被我骂得抬不起头，整个人缩在沙发里，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他的妻子阿琳，脸色也变了。
她大概从来没见过这么粗鲁、这么不讲情面的人。
“你……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她指着我，气得发抖，“过去的事，你老提它干什么？建社这些年也不容易！我们家，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你以为他这别墅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他不容易？”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再不容易，有我容易吗？我为了供他上大学，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我为了给我爹治病，卖了车，卖了家当，欠了一屁股债！我从一个废砖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才有了今天！他呢？他动动嘴皮子，就拿走了我的一切！现在你跟我说他不容易？”
“你！”阿琳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够了！都别说了！”
一直沉默的陈建社，突然爆发了。
他猛地站起来，双眼通红地看着我。
“哥！你以为我这些年过得很好吗？”
他声音嘶哑，充满了痛苦。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吗？你以为我不想给爹娘尽孝吗？”
“我结了这个婚，进了这个家，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就是他们家的上门女婿！我岳父是帮了我，但他一辈子都看不起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女婿！我在这个家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
他指着他老婆，又指着这栋豪华的别墅。
“你看这房子！你看这车！哪一样是我自己说了算的？我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上交！我每天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我活得不像个人！”
“我不是不给你寄钱！我是没钱！我那两千块钱，是我偷偷攒了半年的私房钱！”
“我不是不回去看爹！是我不敢回！我怕我回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怕我看到你们，看到那个家，我就会想起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哭喊着，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爹娘！我这辈子，都活成了一个笑话！”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家千万的大老板，就这么跪在我的面前，哭得泣不成声。
我愣住了。
淑芬也愣住了。
客厅里，只剩下他压抑的、绝望的哭声。
他的妻子阿琳，站在一旁，脸色煞白，嘴唇紧紧地抿着，一言不发。
那一刻，我心里的恨，突然就消散了。
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工程师，也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可怜又可悲的弟弟。
他用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金色的牢笼。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却也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亲情，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我。
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恨了他二十年，怨了他二十年。
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被牺牲的人，他是那个得意的人。
到头来，我们都输了。
我们都成了时代的尘埃，被命运的洪流，冲到了不同的角落，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
我走上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起来吧。”我的声音很平静。
“都过去了。”
他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
“哥……你不恨我了？”
我摇了摇头，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个熟悉的动作，和我当年在谷仓后拍他肩膀的动作，一模一样。
“不恨了。”我说，“你过得也不好。咱们……扯平了。”
是啊，扯平了。
他用他的尊严和自由，偿还了欠我的那张准考-证。
我们谁也不欠谁了。
我和淑芬没有再多待。
我们离开了那栋豪华却冰冷的别墅。
走的时候，我没有回头。
我听到身后传来阿琳尖锐的质问声，和陈建社疲惫的争吵声。
我知道，他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而我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回去的路上，淑芬一直握着我的手。
“建国，你心里……好受点了吗？”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憋在我胸口二十多年的气，终于顺了。
“好受多了。”我说。
我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原谅的圣洁。
我只是觉得，放下了。
放下了过去，放下了执念。
从上海回来后，我的生活，依旧继续。
砖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还开了个建材公司。
念念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回到了我身边，帮我打理生意。
她是个好孩子，聪明，能干，比我这个当爹的还有魄力。
我渐渐把生意上的事都交给了她，自己落了个清闲。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着车，回到老家的村子。
村子已经变了样，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
我们家的老宅，还保留着。我把它修葺一新，但没有改变原来的格局。
我会坐在那个我曾经蹲着抽烟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树是我爹种的。
他说，人要有根。
关于陈建社，后来我又听到了一些消息。
听说，他和那个上海老婆离婚了。
净身出户。
他奋斗了一辈子得来的别墅、车子，都留给了前妻和儿子。
听说，他后来又找了个工作，但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做得不怎么好。
再后来，就彻底没了消息。
直到去年冬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他说：“请问，是陈建国先生吗？”
“我是。”
“我是上海市xx区派出所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陈建社的人，他去世了。我们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他……怎么去世的？”
“心梗。在出租屋里被发现的，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出租屋。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去了上海，给他处理后事。
在他的出租屋里，我看到了他的遗物。
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几本专业书。
还有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就是我当年用来装他来信的那个。
我打开了盒子。
里面没有信。
只有一张发黄的、边缘已经破损的纸。
是那张准考证。
我的那张。
陈建国，男，21岁，红旗公社……
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在准考证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哥，我错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蹲在地上，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他终究还是记得。
他一辈子，都活在那张准考证的阴影里。
我把他葬在了爹娘的旁边。
墓碑上，我亲自刻下了他的名字。
陈建社。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陈建国之弟。
那天，上海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站在墓前，站了很久很久。
我仿佛又看到了七七年的那个冬天。
两个穿着破棉袄的少年，站在谷仓后面。
一个把自己的未来，塞到了另一个的手里。
一个哭着说：“哥，等我回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一个咬着牙说：“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考不上，我打断你的腿！”
风雪中，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
我知道，一个时代，过去了。
属于我们兄弟俩的恩怨，也彻底结束了。
我没有赢，他也没有输。
我们只是，都老了。
来源：风拂相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