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一个问题，一直没人说清楚：一个自幼被当作死婴救回来的女孩，怎么一步步成长为北大才女，又在中年被医生判了死刑般宣告活不过五十？她凭什么笑到最后，连医生都自叹不如？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人说清楚：一个自幼被当作死婴救回来的女孩，怎么一步步成长为北大才女，又在中年被医生判了死刑般宣告活不过五十？她凭什么笑到最后，连医生都自叹不如？

张允和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户书香之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家里藏书无数，姐妹三人轮番读书，把四合院当成了小小的“文庙”。她一呱嗒下地就面色惨白，毫无动静，差点被当成死婴抱去下葬。幸好祖母灵机一动，摘了半把刚采来的丁香花，用米酒熬成汤，滴进她血色的双唇，才让她咽下一口气。自此，张允和的人生就多了一层“与死擦肩”的传奇色彩。

16岁那年，她考进北京大学附属女子师范学校。从此，北京城对她来说，不止是“天子脚下”，更是让她张扬个性的舞台。课余时间，她喜欢往图书馆跑，拂晓前必到，连馆员都惊讶：图书借还最快的，竟是她的名字。索额图从一个侍卫，跃居高位，他的升迁速度无人可比；而张允和看书的速度，也让同窗无可匹敌。

就在一次晚自习后，她在走廊拐角撞上了一个矮个子学弟。他手里抱着一沓英文诗集，书页被翻得卷曲。“对不起，让你摔一跤了。”她赶忙扶他。学弟揉了揉腰，说：“没事。我叫周有光。”他伸手把诗集递给她，“你要看，这套给你。”张允和还以为他夸张，回了句：“我可是把你当兄弟看待。”没想到，周有光一本诗集、一句晚安，却悄悄把她圈进了心里。

“你们当初怎么稀里糊涂成为情侣的？我把她当兄弟，她居然骗我。”多年后，周有光在朋友面前打趣道。其实，那天夜里，张允和在办公室挑灯写作业，学弟敲门送来一杯热牛奶，顺手把她的外套披上，说：“别著凉。”两人隔着昏黄灯光对视，气氛一下就炸了——这样的瞬间，让他们从手足变成了彼此的专属。

家里人担心门第差距，起初并不赞同。可是张爸看了两人的深情对话录音：“允和，你先学英语，三年内考到伦敦大学，再来论功行赏。”“有光，我要写完我的第一部小说，再谈未来。”听得他摇头惊叹：这速度，这默契，谁能不服？于是，他在保和殿大学士那组桌案上，批下了“同意订婚”的圣旨。

抗战爆发后，他们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一路颠簸逃到四川。走进街头的茶馆，那里满是北漂难民的叹息和哭喊。女儿突染风寒，小小身躯在军棉被里打颤，却挡不住病魔的侵蚀。张允和含着泪，把女儿紧贴胸口，心想：救不了她，我也要救活自己。这一路的苦，让她的心脏比常人多跳了几百次。

1948年，她寄了份档案到上海，又回到南京，一切仿佛重回正轨。可医生在医院检查后的表情，像极了第一天她被误当死婴：面色凝重，低头看报告，半响才抬头对她说，“允和，你的心脏结构有先天性缺陷，已到代偿极限。若无治愈，活不过五十岁。”

当时在场的周有光几乎要拔腿就跑，他曾亲耳见过张允和把一只老太太背下六级坡；他知道她不是普通人。可医生三言两语就盖棺定论，这种落差，像把刀子插在胸口。张允和靠在床头，长呼一口气，既没崩溃，也没惊慌。她闭上眼睛，想起祖母的丁香汤，想起逃难路上的风雨。她突然自言自语：“我还有三件事没做——我的小说没写完，杂志社没开好，教学方法没定型。哪能这么早就宣告我挂了？”

于是，她给自己定了三个“不”：不因他人误判而泄气，不把挫折当作借口停止前进，也不因病痛而遗忘初衷。晚上查房时，护士见她从书架上抽出厚厚一摞手稿，打趣：“主任，你这是打算一口气写到天亮？”她抿嘴一笑：“生死对我没决策权，笔下世界我说了算。”

消息传回家乡，父亲特意从合肥赶来，陪她连喝两顿酒：“允和，你又偏激了。”“父亲，这酒我喝了，明天还得上阵。”张允和把酒杯敲到桌上，“我要让医生改口，说我还有五十年。”

那几年，她开始在上海租下一间小楼，给教师开夜班，把复杂的心脏病生理学拆成十几节课，用白描式的语言让学生一听就懂。她还把家里带来的丁香花种在露台，每到花季，香气弥漫，仿佛祖母在身边守护。她把丁香泡成茶饮，送给每一位来访者，告诉他们：再苦再难，也能留点芬芳。

1952年，她的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丁香无声》出版。书里有逃难路上的饥饿，也有病榻前的余光，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生命的渴望。读者说，字里邸底都有血，都有泪，却还透着笑意。

而医生，此后每次提起心脏病，只能无奈摇头：这女人，完全就是医学教科书上的“特殊样本”，她活得比谁都长。张允和最后没等到五十岁，她一直活到七十九，直到老人世没，她都握着笔，笔尖还浸着丁香的香。

张允和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预言可以打碎，也可以当作磨盘；诊断可以定输赢，亦能变成起跑线。她顶着医生的死刑宣告，写完小说，开了夜课堂，栽下丁香，把酸楚变成风景，留下了一段传奇。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当绝望来敲门，不妨笑着开门——你永远不知道，等在门外的，可能是新生。

信息来源：参考资料[民国女性传记辑录；张允和自述与家书选]

来源：云听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