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周恩来和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周恩来的地位一直高于毛主席，而在这之后，周恩来则成为了毛主席身边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声明：本文内容均取材于权威资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周恩来和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周恩来的地位一直高于毛主席，而在这之后，周恩来则成为了毛主席身边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此后，周恩来和毛主席在工作中逐渐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他们在出身、经历、气质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但却配合得相当默契。
周恩来从不屑于拉帮结派，没有野心，他本人精明能干，极度负责。而毛主席则是“帅才”，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矛盾，同时又不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过多纠缠。
他们虽然有着广泛而明显的差异，但也正因如此产生了互补效应，他们彼此信任，相互依赖。将中国从外部的压迫和内部的一蹶不振中拉了出来。
毛主席和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5年，毛主席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周恩来一直跟在他身边。
当时，毛主席每天要参加的宴会很多，前来向他敬酒的人也很多。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就时刻陪在毛主席身边。
谈话时，周恩来就主动向后退半个身子，方便毛主席与众人交谈。但敬酒时，他又总是挡在前面，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主席酒量有限，我来代劳吧……”
周恩来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喝，凭一己之力挡住了国民党方面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尽管喝了很多，但周恩来却依然神采奕奕。以至于传出了“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的声音。
事后，工作人员还曾问过周恩来：“周副主席，你怎么把酒全挡了？一杯也没让主席喝呢？”
周恩来小声喃喃自语道：“我怕有人手脚不干净，下毒的话怎么办。”
周恩来酒量大在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也曾有过醉酒的经历。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乘坐最后一列专列离开平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周总理在欢迎宴会上与志愿军代表热情碰杯。
原本秘书为他准备了白水冒充酒，但因为太过兴奋，周总理在宴会上大声交代道：“给我换成真的，今天高兴，要动真格了。”
志愿军代表听后，高声欢呼起来，秘书见状，也不好再阻拦，安排人拿来了白酒。
事后，周总理还就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检讨，表示影响了工作。一向亲切的毛主席也罕见发了很大的脾气，还对志愿军的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
其实，毛主席之所以生气，主要是担心周总理的身体。当时，周总理已经60岁了，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病，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
两位领导人之间关心彼此的心意让人感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总理住院接受治疗期间，毛主席曾多次要求医院向自己汇报总理的病情和治疗进展。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的噩耗传来，毛主席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但掉个不停地泪水却显示了他内心的悲伤。
重病中的毛主席一直关注着周总理的悼念活动。1月14日，工作人员向毛主席汇报了周总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悼词的清样。他听后，再次失声痛哭。
周总理的逝世对毛主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毛主席经常沉默，不爱说话，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笑容。
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处中，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已经建立了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在此期间，他们不仅有合作，同样也伴随着矛盾和分歧。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虽然一直是我国的“大管家”，但也并没有一成不变。
1953年春，财政部出台新税制，但却因为“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受到了批评指责。毛主席认为周总理管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并明确指出中央要加强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
不久后，经济计划等方面的工作交到了高岗手中，而周总理其实只负责外交事务。直到高岗出事后，周总理才再次开始负责起经济方面的工作。
然而，两人很快便在经济发展是否“过热”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
1956年，因经济发展“过热”，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周总理提出了“反冒进”。这与毛主席意见相左。
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追加投资的意见，但遭到了包括周总理在内许多领导同志的反对。
但从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毛主席先后多次在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甚至将领导层分成了“促退”和“促进”两派，并对周总理毫不客气地说道：“你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反冒进’的。”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周总理的预料。1958年先后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周总理都受到了批评。
尤其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更是毫不留情面，举着一篇鼓吹经济发展的文章，质问周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在这一背景下，周总理只得不断检讨。
1958年5月，周总理向中央提出“辞职”的申请，希望重新考虑自己适不适合当总理。会上，几乎所有同志都挽留他。最终，周总理的辞职申请未获得通过。
但此时，周总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周总理与毛主席有很多观点的碰撞，但周总理并没有针锋相对地“斗争”。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周总理却因知识分子的问题曾态度强硬地顶撞了一次毛主席。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总理发表了中央讲话，尤其是他讲话中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令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和感动。
不可否认，周总理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但当时，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毛主席更是明确说道：
“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这一问题上，周总理的态度一如既往。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再次表态，认为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但周总理的讲话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质疑，毛主席听后，也没有表态。
但在这一年10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却直言：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不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针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周总理罕见保持了强硬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周总理虽然多次受到过批评，但为顾全大局，他总是选择委屈自己，多次公开作检讨，甚至还曾无奈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却罕见态度强硬地顶撞了毛主席。
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日报、《周恩来外交文选》《西方人看周恩来》《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周恩来最后600天》
来源：青史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