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首相、报复社会！日本增大量危险分子，背后动机何在

摘要：枪声是在白天响起来的，人多、镜头多，瞬间就乱成一锅粥。现场地上掉了一堆弹壳，大家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不敢相信。那把枪是自制的双管，第一发飞偏了，第二发正中目标，紧接着安保和警方把人按住，没让他跑掉。

枪声是在白天响起来的，人多、镜头多，瞬间就乱成一锅粥。现场地上掉了一堆弹壳，大家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不敢相信。那把枪是自制的双管，第一发飞偏了，第二发正中目标，紧接着安保和警方把人按住，没让他跑掉。

行凶者叫山上彻也，42岁。案发后媒体和警方把他过去的生活一点点拼出来：在京都租着不到七平米的小屋，十年如一日，屋里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就几床旧被褥和一台电饭煲，生活过得很简朴。他曾在海上自卫队服过役，但退伍后没能稳定下来，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家里经济拮据，他把矛头指向了母亲——他说母亲把积蓄交给了某个宗教组织，钱被骗光了，而那个组织又和某些政治人物有联系，这些都成了他愤怒的理由之一。

准备过程不复杂，却有条有理。他背着包先到会场附近踩点，熟悉动线和出入口。等人群挤起来时，他往前挪，背包里藏着那把自制武器。伸手掏枪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近了、看准了、扣动扳机。第一枪没中，他没停，第二枪打出了。跑不远就被现场保安和随后的警方合力抓住。警方在他手机里找到了极端搜索记录，最后一条是关于“如何结束生命”的检索；调查里也查到他曾研究过炸弹的做法，但最终他选择了枪，因为不想牵连无辜。

把他的个案放大来看，不是孤立事件。社会学和官方的数据都在提醒一个事实：像他这种“社会孤立”的人群并不少。日本有研究把符合这种标准的人口估算在一百万以上，主要集中在四十到五十岁这一代男性。绝大多数人不会走向暴力，但基数大，风险自然就在那儿。

这些问题不是凭空出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破裂后，经济长期低迷，工作机会不像以前那么稳当。父辈那代人常常能靠一份工作干到退休，可那一代人上班时已经是另一码事了。1999年推行的派遣劳动制度，让企业更容易雇临时工，省成本的同时，也把人丢到了没有保障的边缘。临时工工资低、福利薄、随时可能失业，年复一年，积累下来就是买房难、结婚难、生活没着落。过了三四十，企业更愿意招年轻人，年长的临时工就更容易被忽视。

人在长时间被边缘化、看不到前路，心里的裂缝会越来越大。父母年纪大了或不在了，孤独感就更重了。山上的例子里，个人的愤怒和绝望和社会结构问题恰好汇合，才有了这样的悲剧。

邻国韩国在某些方面也有类似的影子：人口五千万出头，独居或单身家庭超过一千万，临时工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年轻人面对的通道挤、资源被少数人把持，很多人感到上不去、挤不进。专业人士担心，这些积累的绝望一旦遇到极端思想的刺激，可能从“想死”变成“杀人后自杀”。

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应对也没有万能药。美国会有现金补助等短期救急办法，能缓和一些燃眉之急，但对结构性的就业、社会支持、归属感缺失这些深层问题，解决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学者们常说，激进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像是一锅慢慢熬开的汤，经济压力、社交隔离、被否定的自我价值一块块往里扔，最终煮到一个临界点。

警方在那间不到七平米的屋子里翻出了他生活的碎片。那些日常的小物件——旧被褥、一台电饭煲、几件衣物——解释不了全部，但能让人看出生活的断裂和孤立。案子发生以后，派遣劳动、家庭破裂、宗教诈骗以及政商关系这些话题被推上了讨论台面。新闻循环里断断续续播着，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有的激烈讨论，有的低声私语，也有人选择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