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681 年，唐高宗李治开耀元年，当大唐通过安东都护府内迁稳固东北边疆、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叛乱安定西域后，国家战略重心逐步从边疆开拓转向内政深耕。这一年，高宗下诏 “令天下州县官，悉力劝课农桑，察举孝悌力田者，赐爵赏物”—— 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农业政策调整，
公元 681 年，唐高宗李治开耀元年，当大唐通过安东都护府内迁稳固东北边疆、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叛乱安定西域后，国家战略重心逐步从边疆开拓转向内政深耕。这一年，高宗下诏 “令天下州县官，悉力劝课农桑，察举孝悌力田者，赐爵赏物”—— 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农业政策调整，而是集 “民生保障、基层教化、社会治理” 于一体的系统性内政改革。通过强化地方官劝农职责、表彰农耕与伦理典范，大唐既筑牢了农业立国的根基，又以 “孝悌” 伦理凝聚基层民心，与边疆治理形成 “内外并举、标本兼治” 的治理格局，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自贞观之治以来，大唐始终以 “农为邦本”，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农业经济持续恢复。但历经数十年边疆征战与疆域扩张，农业生产逐渐面临多重挑战，亟需朝廷出台针对性举措：
其一，劳动力流失与土地荒芜。长期的边疆战事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军或参与军需转运，部分地区出现 “田无人耕、桑无人织” 的局面；同时，随着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人口激增，不少农民为追求商业利益涌入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进一步短缺。据《通典・食货七》记载，开耀元年前，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垦田因劳动力不足而处于半荒芜状态，粮食产量增长放缓，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军需需求。
其二，地方官劝农职责虚化。此前虽有 “州县官劝课农桑” 的规定，但部分地方官更注重赋税征收与政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与扶持流于形式 —— 既不熟悉农耕技术，也未建立有效的督耕机制，导致先进农具与耕作技术难以在基层推广，部分偏远地区仍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农业效率低下。
其三，基层伦理失序与社会矛盾。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的 “孝悌” 伦理受到冲击，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等现象增多；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部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导致农民失去生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 “孝悌力田” 作为儒家伦理与农耕文明的核心结合点，正是朝廷整合基层秩序的重要抓手。
其四，边疆治理后的经济支撑需求。安东都护府内迁与西域平叛虽稳固了边疆，但也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朝廷亟需通过提升农业产量、增加赋税收入，为边疆治理与国家运转提供长期经济支撑；同时，农业的繁荣也能为边疆军屯提供技术与粮食保障，形成 “内地农耕养边疆、边疆稳固护农耕” 的良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开耀元年的 “劝课农桑、察举孝悌力田” 举措应运而生。这一政策既回应了农业生产的现实困境，又契合了 “内安民生、外固边疆” 的治理逻辑 —— 唯有筑牢农业根基，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进而凝聚民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为确保政策落地见效，高宗朝廷制定了 “权责明晰、奖惩分明、层层落实” 的实施细则，将劝课农桑与察举孝悌力田纳入地方官考核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链条：
诏书明确规定，各州刺史、县令为本地劝课农桑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四项核心职责：
春耕督导：每年春耕时节，州县官需亲自下乡巡查，督促农民及时耕种，对缺乏种子、农具的贫困农户，由官府从常平仓调拨物资予以救助；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向农民推广曲辕犁、筒车等先进农具与 “育秧移栽”“轮作复种” 等耕作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水利兴修：各州縣需根据本地水利条件，组织农民修缮原有沟渠、堤坝，因地制宜修建新的灌溉工程；官府需从财政中拨付专项资金，不足部分可动员乡绅富户捐助，对兴修水利有功者予以表彰。开耀元年，全国共修缮灌溉渠道三千余条，新建小型水库百余座，有效缓解了干旱地区的灌溉难题。农时监管：严禁地方官在农忙时节征调民夫服役，不得干扰农业生产；对因公务必须征调的，需避开春耕、夏耘、秋收等关键时段，并给予农民相应的经济补偿。朝廷派遣御史分赴各地巡查，对违反农时的官员予以降职或罢官处分。荒田开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开垦荒田者，三年内免征赋税；若开垦面积超过百亩，可由州县上报朝廷，授予 “农桑模范” 称号并给予物资奖励。同时，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规定 “每丁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对超额占田者征收重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为确保职责落实，朝廷将劝农成效纳入地方官考核体系，制定量化指标：“刺史辖内垦田率提升不足五成、粮食产量增长不足三成者，考核为下等；县令辖内有荒田未垦、农民逃荒者，予以追责”。考核结果直接与官员的升迁、俸禄挂钩，极大调动了地方官的积极性。
“察举孝悌力田者” 是此次政策的另一核心，旨在以伦理典范引导社会风气，同时表彰农耕能手，形成 “崇孝尚农” 的社会氛围：
察举标准：明确 “孝悌” 与 “力田” 双重标准 ——“孝悌” 指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得到乡邻公认；“力田” 指勤于农耕、善于劳作，能够带领乡邻提升农业产量，或在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推广方面有突出贡献。察举需经过 “乡邻举荐 — 里正审核 — 县令复核 — 刺史上报 — 朝廷备案” 五级流程，确保公平公正，严禁弄虚作假。奖励机制：对被察举的孝悌力田者，朝廷给予多重奖励：其一，授予爵位或荣誉称号，如 “上农都尉”“孝悌郎” 等，虽无实际职权，但享有免除徭役、减免赋税的特权；其二，给予物资奖励，包括绸缎、粮食、农具等，贫困者还可获得官府划拨的土地；其三，选拔优秀者入朝或担任地方基层官吏，如乡佐、里正等，让其参与基层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耀元年，全国共察举孝悌力田者两千余人，其中百余人被授予基层官职，成为连接官府与百姓的重要纽带。宣传推广：各州縣需将孝悌力田者的事迹刻于乡校、驿站的石碑上，或由地方官组织宣讲，让其成为百姓学习的典范；朝廷还将部分典型事迹编入《贞观政要》续编，供全国官吏与百姓研读，强化 “孝悌为本、农桑为业” 的社会共识。为配合劝课农桑与察举举措，朝廷推出多项配套保障政策，精准破解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物资保障：在各州设立 “农桑物资库”，储备种子、农具、耕牛等物资，对贫困农户实行免息借贷；同时，鼓励官营作坊打造曲辕犁、筒车等先进农具，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农民，或作为奖励发放给孝悌力田者。技术推广：从太常寺抽调农官，在全国设立二十个 “农桑技术推广站”，培训地方农技人员，再由农技人员深入乡村，手把手教授农民先进耕作技术；编写《齐民要术》通俗读本，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播种、灌溉、施肥、防虫等知识，便于农民学习。灾荒应对：完善常平仓与义仓制度，各州縣按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储备粮食，遇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时，及时开仓放粮，救助受灾农户，同时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补种荞麦、豆类等短期成熟的作物，减少灾害损失。开耀元年的劝课农桑与察举孝悌力田举措，推行仅两年便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扭转了农业生产的颓势，更重塑了基层社会秩序：
在地方官的督导与先进技术的推广下，全国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到永淳元年（682 年），全国垦田面积较开耀元年增长四成，粮食产量增长五成以上，小麦、水稻等主要作物的亩产量较此前提高了三分之一；长安、洛阳的常平仓储备粮食达千万石，足以应对全国三年的灾荒需求。边疆军屯也受益于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安东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的军屯粮食自给率分别从七成、六成提升至九成、八成，大幅减轻了中原物资转运压力。农业的繁荣还带动了手工业发展，丝绸、麻布等纺织品产量激增，既满足了国内需求，又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充足商品，形成 “农桑兴、贸易旺” 的良性循环。
孝悌力田者的察举与宣传，有效引导了社会风气，“崇孝尚农” 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等现象大幅减少，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全国民间诉讼案件数量下降了三成；同时，孝悌力田者参与基层治理，凭借其乡望与公信力，成功调解了大量民间矛盾，成为官府治理的重要补充。此外，朝廷对土地兼并的限制与对贫困农户的扶持，缩小了贫富差距，农民逃荒现象基本杜绝，社会稳定性显著提升。
劝农职责的量化考核，倒逼地方官深入乡村、了解民情，改变了此前 “端坐官署、不问农事” 的作风。许多州县官亲自参与春耕、督导水利建设，甚至带领农民改良农具，与百姓建立了密切联系；而孝悌力田者作为基层治理的补充力量，既向官府反映农民的诉求，又向百姓传达朝廷的政策，搭建了官民沟通的桥梁，提升了政策的执行力与百姓的满意度。这种 “官府主导、民间参与” 的基层治理模式，成为大唐治理体系的重要特色。
这一政策不仅在中原地区推行，也延伸至边疆羁縻州府。朝廷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学习中原农耕技术，对边疆地区的孝悌力田者同样予以表彰与奖励；同时，中原农民与边疆民族群众通过农业技术交流、互市贸易等方式，加深了彼此的联系与认同。例如，安东都护府辖区内的契丹、奚族群众，在中原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逐步从游牧转向半农耕生活，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生活水平改善，对大唐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也引入中原的灌溉技术与作物品种，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与大唐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
开耀元年的劝课农桑与察举孝悌力田举措，不仅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更对大唐乃至中国古代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唐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人口增长、城市发展与边疆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 —— 开元年间大唐人口突破五千万，长安、洛阳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均得益于开耀元年奠定的农业基础。这一政策也延续了贞观以来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 的治理传统，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伏笔。
通过 “州县官劝农 + 孝悌力田者参与” 的模式，大唐构建了更为精细化的基层治理网络。地方官的考核与农桑成效挂钩，确保了中央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孝悌力田者的察举则以伦理纽带凝聚民心，实现了 “以教化辅治理” 的目标。这种 “行政督导 + 伦理引领” 的基层治理模式，被后世宋、明、清等朝代借鉴，成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经典范式。
“孝悌力田” 的察举与推广，将儒家伦理与农耕文明深度绑定，塑造了中华民族 “崇孝尚农” 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强调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更凸显了 “勤劳致富、安居乐业” 的价值追求，成为凝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纽带。即便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后世，“以农为本”“孝顺父母” 仍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农业的繁荣为边疆治理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与财政收入，使朝廷能够持续投入边疆防御与民生改善；同时，“崇孝尚农” 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文化交流传入边疆，与边疆民族的伦理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各民族对大唐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 “内地民生稳、边疆治理固” 的联动效应，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开耀元年的劝课农桑与察举孝悌力田举措，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治理智慧，对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民生为本，筑牢发展根基。大唐将农业生产作为内政的核心，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推广、物资保障等举措，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体现了 “以民为本” 的治理思想。这启示我们，当代社会发展应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问题，出台针对性政策，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权责明晰，强化考核激励。朝廷将劝农成效纳入地方官考核体系，明确奖惩机制，极大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这启示我们，当代公共政策的落地需要建立清晰的权责体系与科学的考核机制，将政策目标量化为可考核的指标，确保责任到人、奖惩分明，提升政策执行力。
再次，伦理引领，凝聚社会共识。以 “孝悌力田” 为核心的察举制度，将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以典范引领风气，凝聚了社会共识。这启示我们，当代社会治理应注重道德建设与价值观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软实力凝聚社会向心力。
最后，内外并举，实现统筹发展。大唐在稳固边疆的同时，及时将战略重心转向内政深耕，通过农桑劝课筑牢民生根基，形成 “内外并举、标本兼治” 的治理格局。这启示我们，当代国家治理应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要着力解决国内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回望开耀元年的这场内政革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农业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更是一个王朝在鼎盛时期的清醒与务实 —— 懂得 “边疆稳固需以内政为基，国家强盛需以民生为本” 的治理逻辑。这场以农桑为核心、以伦理为纽带的治理实践，不仅为大唐盛世注入了持久动力，更成为中华文明中 “民生治理” 的经典范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来源：中土岛SxY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