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顺章逐渐变得腐化堕落，他嫖妓吸毒，而且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竟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他把“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作为口头禅。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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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先烈与叛徒内奸

顾顺章逐渐变得腐化堕落，他嫖妓吸毒，而且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竟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他把“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作为口头禅。

他的家里只有李强、陈赓、王世德等少数人能去，陈赓去过几趟后，看到顾顺章的贪图享乐，不禁对柯麟说：“只要我们不死，就会看到他叛变。”

周恩来自然也能感觉到顾顺章的变质蜕化，为加防范，从顺直省委调来了聂荣臻，从广东省委调来了邝惠安，从河南省委调来了吴德峰，以加强自己对特科的掌控，从而削弱顾顺章的权力。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邝惠安，广东新会人，1903年出生于一李姓的贫苦农家。家里因生活所迫，他在年幼时即被卖给旅美华侨龚福利当养子，改名龚昌荣，随养父在江门市水南乡龙环里定居。水南乡民间历来尚武，邝惠安与张美香在习武练拳中相识，后来结为夫妻。

邝惠安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加入了工人纠察队的税警团，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此时的邝惠安，“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能使双枪，百发百中，又会拳术，善用匕首进行格斗”，成为集一身好功夫、一手好枪法于一体的英雄豪杰。

广州起义失败，邝惠安的赤卫队随徐向前、陈同生、贺诚等人的队伍撤到海陆丰地区，后一起改编为红四师，邝惠安在该师任连长。

海陆丰失利，邝惠安又撤到香港，成为广东省委下属的锄奸队队长，1930年9月在陈铁儿、邓发等人的配合下，邝惠安击杀内奸游体仁和侦缉队队长谢安，遭到港英当局的通缉，即远避上海，被任命为红队队长，随后，孟华庭、赵轩等人也被他招来上海，成为红队队员。

邝惠安到上海后，将红队编为若干小组，由其通过交通员居中联络和布置任务，并亲自动手制裁了众多叛徒内奸，包括出卖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地址的秘密交通员“沪西二十六”。令中统、军统的叛徒特务胆颤心惊，生怕在街上碰到“老广东”邝惠安。

陈彭年、陈立年兄弟因赵宝昊事件等原因，身份暴露，只得撤离法租界捕房，陈彭年由此转入中央交通局，参与开辟南方红色交通线。

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济宁人，1897年出生。他身材高大魁梧，1921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旅欧支部入党，1926年回上海后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成立后成为情报科的一员。

进入中央交通局后，他与顾玉良、罗贵昆一起赴汕头，在海平路97号设立“华富电料行”，与镇邦街7号的“中法药房”成为中共设在汕头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

叶以群从日本短暂回到上海，经浙江人尹赓介绍认识了冯雪峰，当时的冯雪峰住在与鲁迅同一栋的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地下室。受冯雪峰委托，叶以群接受建立左联东京分盟的委托。东京分盟成为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成员有叶以群、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

王范在如皋暴动失败后，口衔芦苇从如东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随后来到上海。他于1930年底凭一身武功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职，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四马路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党员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

四马路捕房党支部与贾斌领导的嘉兴路捕房党支部、李乐平领导的新闸捕房党支部，成为中共第一批在租界巡捕房中设立的党支部。

李士英在北平将内奸李纯除掉后，被北方局送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后被中央特科留用，成为行动科的骨干成员，担任了红队一个组的组长，他的组员有陶国桢、蒋德明、刘国宝（刘大奎）、李泽才。

这些中央特科的成员，后面都将成为各个历史事件的主角。

1930年底，项英、刘伯承、顾作霖、蔡申熙、关向应夫妇、任弼时夫妇、贺诚夫妇先后从汉口撤回了上海，因为长江局、五省交通总站、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等机关皆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武汉行营侦缉处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起因自然是内部出了叛徒。

因叛徒宋惠和的指认，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华（夏华）被捕，陈华的招供，又使中共在汉口总商会秘密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败露，导致了大范围的搜捕，尤崇新等人就是在此时被捕的，而尤崇新的叛变，犹如一只蝴蝶在汉口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却在上海等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多少被讴歌的英雄先烈，就有多少被唾弃的内奸叛徒。

中共山东省委自1929年1月至1933年7月先后遭到11次破坏，数百人牺牲，致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

中共湖北省委从1928年3月到1930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六次被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中共满洲省委、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的历次大破坏，陈修良之前的八任南京市委书记被捕遇害，无一不是因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

红色特工维尔纳

鲁特·维尔纳是20世纪共产国际顶级红色特工，她曾在波兰、瑞士和英国多国从事共产情报工作！
她干的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是在英国期间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
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
她也是德国出名的作家，
《索尼娅的报告》曾轰动读书界和政治界，在她的著作《谍海忆旧》（实际就是中文版名称）中，记录了大量的在中国工作的经历。

其中提到经常到鲁迅家去拜访，而在《鲁迅日记中》中也有与这位红色女谍的记载。
他们之间的友谊，其实不仅仅是一心团结的友爱，更有朋友间的亲密接触。

时光回到1930年，五十岁的鲁迅到上海已经三年了，虽然身体已经感觉到不适，但仍然坚持创作，并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组织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自由大同盟”被严压，鲁迅先生离寓避难，后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通过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认识了维尔纳。
维尔纳在1930年与丈夫来到中国，是怀着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的，立志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当时她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她的工作就是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
鲜为人知的还有她曾经为杨靖宇送密码！
《谍海忆旧》中描写了她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有几处与鲁迅父子亲密接触记录。
在这本书里她说，经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鲁迅当时跟他年轻的妻子，还有大约三岁的小儿子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很简朴。其实鲁迅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除了稿费之外，其它的生活来源，就是内山书店在销售他的书。

鲁迅除了写作译文之外，再就是经常到内山书店喝茶、交友、售书。

维尔纳在书中还说，有一次我送他儿子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这位父亲非常感动，一再说，这是多么漂亮的礼物啊。鲁迅说的这话是出自心里话，一是不舍得花钱给儿子买这么贵重的玩具，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他当时被通缉居无定所，也无心去给孩子买玩具了，这个孩子就是周海婴。

这件事也体现出了维尔纳善良、仁爱的一面，她热爱中国人民，非常喜欢中国的孩子，和鲁迅走得近，和周海婴走得更近，和孩子经常是玩得忘乎所以。或许在孩子身上，她才能忘掉情报员的身份，还有生死线上的风险。
鲁迅当年曾经要出版珂勒惠支的版画，但是自己又找不到这东西，就托维尔纳在德国给他收集这些资料。

在《鲁迅日记中》有四次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而这位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鲁迅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

所以鲁迅后来出版珂勒惠支的版画，都是维尔纳给他收集的资料。

维尔纳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

以自传体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奥尔迦·贝纳里奥》，以及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

人的一生中很多的过往难以忘记，已在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时间里，确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会有那么生动的描写，曲折入胜的与读者产生了共鸣。
鲁迅笔下的这位汉堡嘉夫人离开中国后，曾在多个国家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采用笔名鲁特·维尔纳，成为了名扬世界的女作家。

可惜的是，鲁迅与维尔纳的这段交往，在周海婴生前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没有记载，可见海婴当时还小，鲁特·维尔纳没在他的童年里留下记忆，这不仅仅是海婴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为东北抗日部队传送密码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

在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活动和出入。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军事情报学校。

汉布尔格(鲁特·维尔纳）在此接受了射击、政治、爆破、化装、报务、跟踪、反跟踪等秘密工作专业训练。 

一天，一位少校向鲁特·维尔纳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沈阳）执行秘密工作任务。不久，鲁特·维尔纳又被召到局里，正式把她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他叫恩斯特，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 

1934年4月初鲁特·维尔纳带着儿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达上海。丈夫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因鲁特·维尔纳出现在奉天需要可靠的公开身份，她走访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出版家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

鲁特·维尔纳以批发价格购买了一些图书，并拿到了她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书店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

有了它，鲁特·维尔纳就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活动了。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鲁特·维尔纳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鲁特·维尔纳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鲁特·维尔纳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

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指示，他们的任务，是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指示。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最终，鲁特·维尔纳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维尔纳租下了这座小楼。这样，秘密情报站便建立起来了。 

深夜，沈阳一座石楼里亮着微弱的灯光。

灯光下，鲁特·维尔纳头戴耳机在发报。

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苏联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

鲁特·维尔纳回忆，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苏联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日本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及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

杨靖宇将军要求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来，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于是，共产国际将这个送密码的任务交给了鲁特·维尔纳。

按约定，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

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鲁特·维尔纳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

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维尔纳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她进来了，都站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

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鲁特·维尔纳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的将军。她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

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

鲁特·维尔纳努力用学来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

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

鲁特·维尔纳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的发报机电键。一试，发出嘀嘀哒哒的响声。屋内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鲁特·维尔纳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杨靖宇领导的抗日部队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

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支抗日武装上，并决定给鲁特·维尔纳指派新联络员，他叫王济之。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鲁特·维尔纳，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制造炸药必备的材料。

鲁特·维尔纳爽快地答应了。

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鲁特·维尔纳出面来完成。

鲁特·维尔纳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她怕买多了引起怀疑，没敢多要。

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

鲁特·维尔纳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部队的手中。

1935年4月初的一天，鲁特·维尔纳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

鲁特·维尔纳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在丹东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10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

日本鬼子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鲁特·维尔纳，但一时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

国际情报组织指示鲁特·维尔纳，立即中断一切联系，离开奉天(沈阳)撤往北平，在那重建电台。

遵照上级指示，鲁特·维尔纳带着儿子米沙和拆散的发报机先来到北平，租住在了一个小四合院里。

相对于奉天，在这里的工作显得比较平静。

1935年10月，鲁特·维尔纳再次接到命令，离开北平，去莫斯科接受任务。

鲁特·维尔纳(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在中国前后工作了5年，她曾深情回忆：

“ 我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

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

王学文，原名王守椿，1895年5月生，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受教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7年回国，当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后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

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1985年2月逝世。

来源：坤仔音乐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