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叫红旗大队，太阳底下的每一粒土，都透着一股子革命的焦糊味儿。

那年我十七，是71年。

我们村叫红旗大队，太阳底下的每一粒土，都透着一股子革命的焦糊味儿。

夏天毒得很，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喊，好像要把自己的命都给喊出来。

地里的活儿把人往死里抽，我每天都像一根被榨干了的甘蔗，扔在土路上，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大队的牛棚，在村西头最偏僻的角落，旁边就是个臭水沟，夏天蚊子苍蝇嗡嗡地开会。

牛棚里关着的，不只是牛。

还有一个“老右派”。

听我爹说，他姓顾，以前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学问大得吓人。

可现在，他就是个扫牛粪的，比牛还不如。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躲着他走，好像他身上有瘟疫。

谁跟他沾上边，谁就是阶级立场不坚定。

我爹喝了点酒，就红着眼跟我说：“卫东，你记着，离那个老东西远点！咱们家成分不好，经不起折腾！”

我懂。我当然懂。

我爷爷就是个小地主，虽然田产早就没了，但这顶帽子，像个无形的枷锁，扣在我们家三代人头上。

我怕。

怕得要死。

所以，每次路过牛棚，我都把头埋得低低的，脚步迈得飞快，好像后面有鬼追。

那天下午，日头最毒的时候，队长让我去西边地里送个信。

路过牛棚，我鬼使神差地往里瞟了一眼。

就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老顾，那个传说中的老右派，正靠在牛棚的土墙上，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软塌塌地往下出溜。

他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一道道的血口子。

他那双拿惯了粉笔的手，此刻正哆哆嗦嗦地捂着肚子。

牛棚里那股子氨水和草料混合的骚臭味，熏得人头晕。

他就在那样的臭气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人，是不是要死了？

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赶紧走。

我爹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背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扭头就走，可脚底下像灌了铅。

走了没两步，我又停下了。

我听见他发出一声极轻微的呻吟，像小猫崽子。

那声音，一下子就钻进了我心里。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一边是我爹那张惊恐的脸，一边是老顾那张濒死的脸。

去他妈的。

我心里骂了一句。

我不知道是在骂谁。

我跑到不远处的井边，那儿有个公用的水瓢。我舀了满满一瓢凉水，井水冰得我手一哆嗦。

我端着水，心跳得像打鼓。

四下里没人，只有毒辣的太阳和聒噪的蝉鸣。

我像个做贼的，溜到牛棚门口，压低声音喊：“喂！”

老顾缓缓地抬起头，那双深度近视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有点茫然。

“喝水吗？”我把水瓢递过去。

他愣住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

足足过了十几秒，他才像活过来一样，眼里猛地迸发出一股光。

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没站稳，又跌坐回去。

他朝我伸出手，那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我一步跨进去，把水瓢凑到他嘴边。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然后就着我的手，把头埋进水瓢里。

“咕咚，咕咚……”

他喝得又猛又急，水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打湿了他那件破烂的蓝布褂子。

一瓢水，他一口气喝干了。

喝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好像松弛了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

只是那眼神，我看不懂。

里面有感激，有惊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像深不见底的古井。

我被他看得发毛，一把抢过水瓢，转身就跑。

我一路狂奔，好像后面有狼在追。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村里的民兵队长，带着人冲进我家，把我爹我妈都绑了，说我给右派分子送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没敢往西边去。

可心里，总像是有个钩子，钩着我。

我会忍不住想，老顾怎么样了？

他还活着吗？

一个星期后，我娘让我去割猪草。

最好的猪草，就在村西头那片沟沿上长着。

我磨磨蹭蹭地去了。

割猪草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往牛棚那边瞟。

牛棚的门开着，里面静悄悄的。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老顾从牛棚里走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扫院子里的牛粪。

他的动作很慢，很吃力，但比上次看起来精神多了。

他看见了我。

我也看见了他。

我们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视了一眼。

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他冲我，非常非常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我的心，一下子就落回了肚子里。

从那天起，一种奇怪的默契在我们之间形成了。

隔三差五的，我会趁着没人，给他送一瓢水，或者一个凉了的窝窝头。

我娘有时候会给我煮个鸡蛋，我舍不得吃，就揣在怀里，带给他。

我每次都是把东西放下就走，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他只是用那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党，干着一件惊天动地又见不得人的事。

这种感觉，既刺激，又恐惧。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个阴天，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又揣了个窝窝头去找他。

他正在牛棚里，借着门口那点微弱的光，看一样东西。

我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张报纸，旧得发黄，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不是报纸上的铅字，而是用钢笔写的小字，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填满了。

他看得极其专注，连我走近了都没发现。

“顾大爷。”我小声叫他。

他猛地一惊，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偷，慌乱地把报纸往怀里塞。

我把窝窝头递给他：“给你。”

他接过去，却没有立刻吃。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

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凉，还在微微发抖。

“孩子，”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磨，“你叫什么名字？”

“赵卫东。”我老实回答。

“卫东……保卫东方。”他咀嚼着我的名字，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迅速地塞进了我手里。

那是一个被叠成火柴盒大小的纸条，叠得方方正正，硬邦邦的。

我吓了一跳，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炭，想立刻扔掉。

“拿着！”他的声音不大，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孩子，算我求你。这个东西，你替我收好。”

“这是什么？”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你别问。也别看。”他一字一顿地说，“记住我的话。”

他凑到我耳边，用气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十年后打开。”

十年后？

为什么要十年后？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这五个字在嗡嗡作响。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提前打开。不到十年，一个时辰都不能差。”他的语气，严肃得像是在交代遗嘱。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答应还是拒绝。

“答应我！”他捏着我手腕的力气又加重了。

我看着他那双充满血丝的、满是恳求的眼睛，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

他松开我的手，退后一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快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我握着那张小纸条，手心里全是汗。

它像一个定时炸弹。

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把纸条拿出来，它已经被我的汗浸得有点软了。

我差点就没忍住，想把它打开。

好奇心像一万只蚂蚁在啃噬我的心。

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是反动言论？是藏宝图？还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可老顾那双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

他说，十年后。

一个时辰都不能差。

我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不敢把它放在任何可能被我爹娘翻到的地方。

我想了很久，想到了一个地方。

我家老屋的西墙，有一块砖松了。小时候我经常把掏来的鸟蛋藏在那里。

我趁着天黑，悄悄地把那张纸条用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塞进了那个砖缝里。

然后，我用稀泥把缝口糊上。

做完这一切，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但同时，我也感觉自己像个背负着巨大秘密的逃犯。

从那天起，我真的再也没去过牛棚。

我刻意绕着村西头走。

大概过了小半年，我听说，老顾被调走了。

没人知道他被调去了哪里。

他就像一阵风，从我们红旗大队刮过，然后就消失了。

牛棚里又只剩下了牛。

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张纸条，那个约定，被我埋在了墙缝里，也埋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它有时候慢得像蜗牛，有时候又快得像野马。

一年，两年……

我长大了。

我不再是那个十七岁的毛头小子。

我进了村里的砖窑厂，成了一名工人。

每天和泥巴、火窑打交道，身上永远是汗味和土腥味。

我爹的腰越来越弯，我娘的头发也白了。

74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林惠。

她是邻村的，在供销社当售货员，长得不顶漂亮，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

我们处了半年，就结婚了。

结婚那天，家里摆了两桌，我喝得晕晕乎乎。

我看着满屋子的热闹，看着我爹我娘脸上的笑，看着林惠羞得通红的脸，突然就想起了老顾。

想起了那个阴沉的下午，那个硬邦邦的纸条。

已经过去三年了。

还有七年。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很快就被灌进嘴里的酒给冲散了。

生活，就是这样，被一桩桩具体的事情填满。

结婚，生子。

77年，我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叫赵念。

我希望他能念书，不要像我一样，当个睁眼瞎。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说。

什么“粉碎四人帮”，什么“拨乱反正”。

村里的气氛，好像也松动了一些。

墙上的大标语，被雨水冲刷得褪了色，也没人再去刷新的。

以前那些整天把“阶级斗争”挂在嘴边的人，也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自家的地种得更好。

大家开始谈论钱，谈论日子怎么过。

我爹有时候会坐在院子里，抽着旱烟，望着天，一坐就是半天。

我知道，他在想我那没见过面的爷爷。

那顶压了我们家几十年的帽子，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松动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走到老屋的西墙边。

我用手摸着那块糊了泥的砖。

它就在那里。

静静地躺在黑暗里。

像一个沉睡的誓言。

还有四年。

三年。

两年。

一年。

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虑。

这种焦虑，说不清道不明。

我像一个等着开奖的人，既期待，又害怕。

我不知道那个纸条打开后，会是什么。

是福，还是祸？

会不会给我现在平静的生活，带来一场风暴？

我甚至有过一个念头，要不，就算了吧。

就让它永远烂在墙里。

可我做不到。

我忘不了老顾的眼神。

那是一个人的托付。

我答应了他。

时间终于走到了1981年。

夏天。

又是一个闷热的夏天。

距离那个下午，整整十年。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今天。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林惠被我弄醒了。

“卫东，你烙饼呢？咋了？”她揉着眼睛问我。

“没事，有点热。”我撒了个谎。

“你不对劲。”她坐了起来，盯着我，“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有心事？”

我看着她，我的妻子，我儿子的母亲。

这个家，是我的一切。

我能把她也拖进一个未知的漩涡里吗？

我犹豫了。

“卫东，”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咱们是夫妻。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跟你一起扛。”

她的手，很温暖。

她的眼神，很坚定。

我叹了口气。

我把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从那瓢水，到那个纸条，到那个十年的约定。

林惠听得目瞪口呆。

她半天没说出话来。

“十年……那张纸条……还在？”她颤声问。

我点了点头。

“在老屋的墙里。”

屋子里一片死寂。

只听得见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

“你想把它拿出来？”

“嗯。”

“万一……万一上面写的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她声音里带着哭腔，“卫东，咱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念儿也大了，咱不能出事啊！”

我把她揽进怀里。

“我知道。我也怕。”我拍着她的背，“可我答应过他。”

“就是一个扫牛棚的老头子……他说不定早就死了……”

“可我答应了。”我重复道，“林惠，做人得讲信用。我收了他的东西，就等于欠了他一条命。十年了，我该还了。”

林惠在我怀里哭了。

她没再劝我。

她只是说：“我陪你。”

我们打着手电筒，像两个贼一样，摸到了老屋。

老屋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推开门，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

我走到西墙下，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用一把小锤子，小心翼翼地敲开那块糊死的砖缝。

泥土簌簌地往下掉。

我把手伸进去，摸索着。

摸到了。

一个油乎乎的小包。

我的手在抖。

林惠紧紧抓着我的胳膊，她的手比我还抖。

回到家，我们把门窗都关好。

我把儿子的小台灯打开。

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层一层地剥开那层油布。

油布已经发脆了。

里面，是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

它已经黄得像一片枯叶，边缘都磨损了。

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打开一张纸，而是在开启一个尘封了十年的潘多拉魔盒。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展开。

纸条不大，就是一张普通的信纸裁下来的。

上面是用钢笔写的字。

字迹瘦硬，力透纸背。

十年了，墨迹依然清晰。

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反动口号，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

只有几行字。

第一行，是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顾燕知，北京市西城区绒线胡同19号，转交方振羽先生。”

顾燕知。

原来他叫顾燕知。

燕子归来，便知春。好名字。

我往下看。

下面是一句话。

“告诉他，燕子回巢了。”

再往下，是一串名单。

大概有十几个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年份，和一个单位。

比如，“李向明，1957，清华大学物理系”。

“陈思源，1958，人民大学历史系”。

……

没了。

就这些。

我愣住了。

林惠也凑过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她一脸茫然。

我也茫然。

什么叫“燕子回巢了”？

这串名单又是什么？

这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危险，但也没有答案。

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

“卫东，这……这怎么办？”林惠问。

我盯着那张纸条，脑子飞快地转动。

顾燕知。燕子。

“燕子回巢了”。

他自己，就是那只燕子。

他让我去北京，找一个叫方振羽的人，告诉他，顾燕知还“活着”，或者说，顾燕知的“精神”回来了。

那这串名单呢？

1957，1958……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爹说过，那几年，打了很多“右派”。

这串名单，会不会……都是和他一样的人？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张纸条，不是写给我的。

它是顾燕知在十年黑暗里，用他自己的方式，发出的一点微弱的信号。

他赌了。

他赌十年后，世道会变。

他赌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们。

他赌我，一个给他送过一瓢水的农村小子，会信守承诺。

他赌赢了。

“我要去北京。”我说。

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林惠吓了一跳：“你去北京干什么？你疯了？”

“我得把这封信送到。”我说，“我答应过他。”

“可……可北京那么远，我们又不认识人！你去找谁啊？”

“就找这个方振羽。”我指着纸条上的名字。

“万一……万一这个人也是坏人呢？万一把你也抓起来呢？”林惠快急哭了。

“不会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信心，“现在政策都变了。报纸上天天说平反。顾大爷他……他肯定不是坏人。这些名单上的人，也肯定不是。”

“卫东……”

“林惠，”我握住她的手，“这件事，我必须做。不做，我这辈子良心都过不去。你想想，一个人，在牛棚里，连口水都喝不上，他心里还记挂着这么多人。这是多大的情义？他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我，我不能当个缩头乌龟。”

林惠不说话了。

她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过了很久，她点了点头。

“去吧。”她说，“家里有我。你路上小心。”

我凑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跟亲戚借了点，一共凑了三百块钱。

那是我家全部的家当。

我跟砖窑厂请了长假，跟爹娘说，是厂里派我去北京学习。

我爹娘半信半疑，但也没多问。

临走前，林惠给我煮了十几个鸡蛋，用布包好。

她红着眼睛跟我说：“到了北京，先找个地方住下，别省钱。办完事就赶紧回来。”

我点了点头。

我抱着我儿子赵念，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小家伙还不知道他爹要去干一件什么事，冲我咯咯地笑。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又从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最后，在省城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座票。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也载着那个十年的秘密，向着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驶去。

北京。

当我从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我彻底懵了。

人，到处都是人。

车，到处都是车。

高楼，宽阔的马路。

我这个在红旗大队土里刨食长大的泥腿子，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瞬间就找不着北了。

我捏着口袋里的纸条，心里一阵阵发慌。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天三块钱。

第二天，我揣着那张纸条，开始找绒线胡同。

我没敢坐公交车，怕坐过站。

我就靠着一双腿，和一张嘴。

我逢人就问：“同志，请问绒线胡同怎么走？”

北京人很热情，但也很忙。

我问了十几个人，才大概摸清了方向。

我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胡同，感觉自己像个没头苍蝇。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我看到了一块路牌。

“绒线胡同”。

我长出了一口气，感觉腿肚子都在转筋。

胡同很窄，两边都是灰色的四合院。

我挨着门牌号找。

19号。

找到了。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院门，红色的漆已经斑驳。

我站在门口，却不敢敲门了。

我反复地想，我该怎么说？

说我替一个十年前的右派送东西？

人家会不会直接把我当疯子赶出去？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在门口来来回回踱步。

一个挎着菜篮子的大妈从我身边走过，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找谁啊？”

“我……我找方振羽先生。”

大妈一听，笑了：“你找方老啊？他在家呢。敲门就是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稍微定了定。

我走上前，抬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我找方振羽先生。”我的声音有点抖。

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

他上下打量着我，一脸的疑惑。

“你就是方振羽先生？”我问。

“我是。小同志，你有什么事吗？”他的口音，和老顾有点像。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我捏得滚烫的纸条，递了过去。

“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方老先生接过纸条，扶了扶眼镜，凑到眼前看。

他一开始还很平静。

可当他看到“顾燕知”三个字的时候，他的手，猛地一抖。

他再往下看，看到“燕子回巢了”那句话时，他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方老先生？您……您没事吧？”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进了院子。

“砰”的一声，他把院门关上。

“你！你是谁？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他的声音又急又厉。

“我叫赵卫东。是……是顾燕知大爷十年前给我的。”

“燕知？你见过他？他在哪儿？”方老先生激动得满脸通红。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在哪儿！你快说啊！”他摇着我的胳膊。

我看着他焦急的样子，心里一酸。

“方老先生，您先别激动。”我扶着他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顾大爷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方老先生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

他缓缓地松开我的手，整个人都 slumped 下去。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我把十年前，我怎么遇到他，怎么给他送水，他怎么把纸条给我，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我还告诉他，在我收到纸条后不久，就听说顾大爷被调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方老先生静静地听着。

两行老泪，顺着他的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

他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仰起头，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燕知啊燕知……你这个傻子……”他喃喃自语。

院子里，一片寂静。

过了很久，他才缓过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孩子，谢谢你。”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只是做了我答应他的事。”

“不。”他摇了摇头，“你不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有多重要。”

他指着纸条上的那串名单。

“这些人，都是我和燕知的学生、同事。当年，都……都遭了难。”

“燕知他，在那个猪狗不如的地方，心里还惦念着他们。他把这份名单交给你，就是留下了火种啊！”

“他相信，总有一天，天会亮的。他相信，会有人来为他们正名。”

方老先生的声音哽咽了。

“我……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他们。可人海茫茫，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有了这份名单，就不一样了！我能找到他们，能帮他们把材料报上去，能还他们一个清白！”

我这才明白。

那张薄薄的纸条，承载的，是十几个人，十几个家庭的命运和清白。

而顾燕知，在那个最黑暗的绝境里，把它托付给了我，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这是何等的信任。

又是何等的悲凉。

“方老先生，那顾大爷他……”

方老先生沉默了。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拿出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看起来文质彬彬，眼神明亮，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是顾燕知。

是年轻时的顾燕知。

“这是他走之前，我们最后一张合影。”方老先生的声音很低沉。

“他被带走后，先是在我们学校的农场改造。后来，就下放到了你们那儿。”

“前几年，我恢复了工作，就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最后……最后打听到的消息是，他被从你们村调走后，去了西北的一个劳改农场。”

“79年冬天，他……他没熬过去。病死的。”

我的心，像被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

闷得我喘不过气。

虽然我早有预感，但当这个消息被证实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

那个在牛棚里，把一瓢水当成甘露的瘦弱老人。

那个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张十年后才能打开的纸条上的学者。

他终究，没有等到“燕子回巢”的那一天。

他没有看到天亮。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微笑的男人，眼眶一热。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忍不住问。

方老先生笑了，笑得很苦涩。

“他啊，是个书呆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至死都相信‘真理’二字的傻子。”

“当年，就是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才被打成了右派。”

“他总说，知识分子的脊梁，不能弯。就算被踩到泥里，心也得是直的。”

方老先生在院子里，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顾燕知的故事。

讲他年轻时意气风发，讲他做学问一丝不苟，讲他怎么保护自己的学生。

我听着，眼前浮现出的，不再是那个牛棚里形容枯槁的老人。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信仰的学者。

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

我在方老先生家待了一天。

晚上，他非要留我吃饭。

师母做了四个菜，还开了一瓶酒。

饭桌上，方老先生举起酒杯。

“卫东，这杯酒，我替燕知敬你。也替名单上的所有人，敬你。”

“谢谢你，信守了承诺。”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辣酒入喉，烧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第二天，我准备回去了。

方老先生硬塞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五百块钱，还有一张我写的证明。你拿着。钱是你来北京的路费和补偿。那张证明，你拿回你们厂里，也许能用得上。”

我不要。

“我来不是为了钱。”我说。

“我知道。”方老生说，“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我们才安心。你为了燕知，耽误了工作，还担了风险，我们不能让你吃亏。”

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

临走时，方老先生把我送到胡同口。

他握着我的手，郑重地说：“卫东，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北京找我。这里，也是你的家。”

我点了点头，鼻子发酸。

我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来的时候，我心里装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秘密。

回去的时候，我心里装的是一个人的生平，和一个时代的缩影。

回到家，林惠看到我，抱着我哭了一场。

我把在北京的经历告诉了她。

她听完，也沉默了很久。

“他是个好人。”她说。

我把方老先生给的钱，还了亲戚，剩下的，存了起来。

那张证明，我交给了我们厂长。

厂长看了很久，又打量了我很久。

没过多久，厂里推荐我去县里参加技术员培训。

我知道，是那张证明起了作用。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心，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刻的世界。

两年后，我收到了方老先生的一封信。

信里说，在各方努力下，名单上的所有人都陆续得到了平反。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还有一些，像顾燕知一样，已经不在了，但也恢复了名誉。

信的最后，方老先生写道：

“卫东，燕知若泉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你当年那一瓢水，善莫大焉。”

我拿着信，走到村西头。

当年的牛棚，已经塌了一半，成了一片废墟。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那个炎热的午后，那个虚弱的老人，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

我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小到只是递过去一瓢水，一个窝窝头。

可这件事，却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历史的长河，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自己。

后来，我成了砖窑厂的技术骨干，又当上了副厂长。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儿子赵念，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学的还是历史。

我把那个故事，讲给了他听。

我把那张发黄的纸条，交给了他。

“爸，您后悔过吗？”他问我，“当年，您就不怕吗？”

我笑了。

“怕。怎么不怕？怕得晚上都做噩梦。”

“但是，”我说，“有些事，你明知道有风险，还是得去做。因为那是对的。因为，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必须那么做。”

如今，我也老了。

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我时常会想起71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穿着破蓝布褂子，在牛棚里，倔强地仰着头的老人。

他叫顾燕知。

他用他的死，教会了我，什么是信仰。

他用一个十年的约定，教会了我，什么是承诺。

而我，赵卫东，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幸，做了一次信使。

仅此而已。

来源：星闪晨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