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伴儿在旁边择菜,豆角掐得咯嘣脆,她头也没抬,说:“看什么呢?跟看什么宝贝似的,还能看出花来?”
我的退休金存折,头一次拿到手的时候,我反反复复看了三遍。
那串数字,明明白白地印在纸上,像一排站得笔直的兵。
我把存折合上,又打开,再合上,再打开。
指尖有点抖。
老伴儿在旁边择菜,豆角掐得咯嘣脆,她头也没抬,说:“看什么呢?跟看什么宝贝似的,还能看出花来?”
我没说话,把存折递给她。
她手上沾着水,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去,只看了一眼,就“哎哟”了一声。
“老李,是不是搞错了?”
我摇摇头,靠在沙发上,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舒展开了。
阳光从窗户里挤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金黄,空气里有豆角淡淡的草腥味,还有我茶杯里飘出来的茉莉花香。
我说:“没错。”
老伴儿还是不信,拿着存折,凑到窗边,对着光,一个数一个数地念叨。
那串数字,确实比我们局里同级别的老伙计们,要多出一大截。
多出来的部分,差不多是我过去一个月工资的数。
老伴儿念叨完了,回头看我,眼睛里全是问号:“凭什么啊?你这老实巴交一辈子,没捞过油水,没走过门路,怎么临了临了,天上掉馅饼了?”
我笑了笑,端起我那个用了三十年的搪瓷茶杯。
杯沿上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黑色的铁皮,像一道老伤疤。
我喝了口茶,滚烫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熨帖了整个胸口。
我说:“这饼,不是天上掉的。”
“是三十多年前,我自己种下的。”
这事儿,得从1983年说起。
那年我二十三岁,在部队待了五年,正赶上大裁军,我们这些农村兵,要么卷铺盖回家种地,要么就看运气,等着分配转业。
我运气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
档案递上去,说是可以安排到我们市公安局,当个片儿警。
从拿枪的兵,变成配枪的警,听起来不错。
但那会儿的警察,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工资不高,事儿还多,整天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远不如留在部队提干来得风光。
可我没得选。
离队那天,天阴沉沉的,像一口倒扣过来的大铁锅。
西北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火车站里,人挤人,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还有方便面的味道,呛得人脑仁疼。
我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是两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我攒了半年的津贴,一共八十块三毛二。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火车晚点了,广播里一遍遍地播着道歉,声音嘶哑,透着一股子无奈。
我找了个角落蹲下,从兜里掏出半包大前门,点上一根。
烟雾缭绕里,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空落落的。
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就像这晚点的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我拉到下一站。
就在我抽第二根烟的时候,我看见了他。
我们师长。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章和肩章都摘掉了,跟个普通老兵没什么两样。
但他那身板,挺得跟松树一样直,就算混在人堆里,也扎眼。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师长在我们部队,那可是神一样的人物。
听说参加过南边的仗,身上有伤,立过一等功。
他平时不苟言笑,眼神跟鹰似的,我们这些小兵蛋子,见了他都绕着走。
可那时候的他,脸上没有一点威严,只有一股子藏不住的焦急和疲惫。
他额头上全是汗,嘴唇干得起了皮,在售票窗口和几个工作人员说着什么,声音不大,但很急切。
我看见他一遍遍地把手伸进每一个口袋里掏,掏出来的,只有几张揉得皱巴巴的毛票。
售票员一脸不耐烦,摆着手,让他别耽误后面的人。
师长那张被风霜刻满痕迹的脸,涨得通红。
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就像一头被困住的狮子,无助,又带着不肯低头的尊严。
我掐了烟,站起来,走了过去。
离得近了,我才听清,他在跟人解释,说他的钱包丢了,里面有钱,有证件,还有给家里孩子看病的救命钱。
他说他不是骗子,他是军人。
可那个年代,火车站里什么人没有?
售"票员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催他赶紧走。
周围的人,也只是冷漠地看着。
我走到他身边,立正,敬了个军礼。
“师长!”
他愣了一下,转过头看我,那双鹰一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掩饰不住的窘迫。
他认出我了。
我是他手下的兵。
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像他那样顶天立地的男人,最狼狈的样子,被自己的兵看见了。
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身侧悄悄攥成了拳头。
“是你啊。”他声音有点哑,“你怎么在这?”
“我转业,回家。”我答得言简意赅。
然后,我没再多问。
我从帆布包的夹层里,掏出我那个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小钱包。
打开,把里面五十块钱,整整齐齐地递到他面前。
“师长,这个您先拿着应急。”
那五十块钱,是我准备回家给我爹娘买化肥的钱。
是我们家下半年种地的指望。
递出去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
师长看着那几张“大团结”,愣住了。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震惊,有感激,还有一种被刺痛的挣扎。
他摆摆手,说:“不行,这钱我不能要。我再想想办法。”
“师G长,”我往前又递了递,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您说过,我们是一个坑里的战友。战友有难,不能不帮。”
“这是命令。”
最后三个字,我说得有点抖。
一个大头兵,给师长下命令,这要是搁在部队,得关一个礼拜的禁闭。
但他听懂了。
他看着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一个在战场上流血都没眨过眼的男人,在那个嘈杂的火车站里,眼圈红了。
他没再推辞,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接过了钱。
他的手,抖得比我还厉害。
“好……好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我报上了我的名字和番号。
他点点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一支快没水的笔,把我的名字和钱数,一笔一划地记了下来。
写得很慢,很用力,像是要把这几个字刻进纸里。
“这个钱,我一定还你。等我。”
他说。
我点点头,没说别的。
其实我心里没底,人海茫茫,他是个大首长,我是个小兵,这一别,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这五十块钱,可能就打了水漂了。
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师长。
他有难了,我得帮。
就这么简单。
火车终于来了,汽笛声又长又响,像是要把整个车站都震塌。
我们挤上同一趟车,但车厢不一样。
临上车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到了市公安局报到。
接待我的是个老民警,姓王,大家都叫他老王。
老王头发花白,戴个深度近视镜,看人总喜欢眯着眼。
他看了我的档案,又看看我,说:“小伙子,部队来的,不错,有股子精气神。”
然后他把我领到了我的“办公室”。
其实就是一间小小的传达室,旁边隔出来的一角,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我的工作,就是跟着老王,管我们这片儿的鸡毛蒜皮。
东家长,西家短。
谁家丢了只鸡,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家孩子逃学了。
说实话,落差很大。
在部队,我们想的是保家卫国,是上阵杀敌。
到了这儿,每天面对的,是冒着热气的狗屎,和吐沫星子乱飞的争吵。
我一度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要在这些鸡零狗碎里,消磨干净了。
那五十块钱的事,我渐渐忘了。
不是我不想,是我不敢想。
那是我半年的津贴,是我爹娘半年的指望。
每次想起来,心都跟被挖掉一块似的。
我只能安慰自己,就当是支援国家建设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跟着老王,学会了怎么跟街坊邻居打交道,学会了怎么调解纠纷,学会了怎么从一地鸡毛里,理出头绪。
我的军装,换成了警服。
手里的枪,也从八一杠,变成了五四式。
我以为,我和师长的交集,就停留在那一趟晚点的绿皮火车上了。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
那天下午,局长突然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们局长是个大胖子,平时总乐呵呵的,但那天,他表情特别严肃。
我心里直打鼓,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
局长让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这待遇,我可是头一回。
他看着我,看了半天,才开口:“小李啊,你认识军区的陈师长吗?”
我脑子“嗡”的一声。
陈师长。
我们师长的姓。
我点点头:“认识,他……他是我老首长。”
局长笑了,脸上的肉都挤在了一起。
“那就对了。今天军分区来了个电话,是陈师长亲自打来的,点名要找你。”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找我干什么?
还钱?
还是……出了什么事?
局长接着说:“陈师长说,你是个好兵,也是个好苗子。他向组织上推荐了你,希望我们局里,能重点培养。”
“他说,你这种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兵,放在基层太可惜了。”
我当时就懵了。
我坐在局长的办公室里,手里捧着那杯热茶,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怎么也想不到,师长还记得我。
他不仅记得我,还为我的前途,费了这么大的心。
那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局长办公室的。
只记得外面的阳光特别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眼眶有点热。
从那以后,我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被调离了那个小小的传达室,进了刑警队。
老王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出息。以后别忘了你王师傅。”
我重重地点头。
刑警队的日子,比当片儿警,累多了,也危险多了。
熬夜,蹲点,追捕。
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回不了家。
老伴儿那时候刚跟我处对象,没少为这事跟我闹别扭。
但我不觉得苦。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师长看得起我,我不能给他丢脸。
我办的第一个大案子,是城西的一个连环入室盗窃案。
那个贼,特别狡猾,专挑老旧小区下手,而且从不走门,都是从排水管爬上去,撬开窗户进去。
连续作案十几起,搞得人心惶惶。
我们队里,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跟魔怔了似的。
白天走访排查,晚上就一个人跑到案发小区,对着那些排水管,一根一根地看,一看就是大半夜。
我在模拟,模拟那个贼是怎么爬上去的,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下来的。
有一天晚上,下着小雨,我照例在小区里转悠。
走到一栋楼下,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味道。
是一种劣质发胶,混着烟草的味道。
这个味道,我在好几个案发现场,都闻到过。
我精神一振,抬头往上看。
那栋楼的五楼,有一扇窗户开着,窗帘没拉严,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我心里一动,绕到楼的另一侧。
果然,那里的排水管上,有新的攀爬痕迹。
我立刻呼叫了队里支援。
我们把那栋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破门而入的时候,那个贼正在屋里翻箱倒柜。
人赃并获。
审讯的时候,他什么都交代了。
他说他以前是杂技团的,练过缩骨功和攀爬。
因为染上了赌博,才走了歪路。
案子破了,局里给我记了三等功。
庆功宴上,队长拍着我的肩膀,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李,这案子,你是头功。你这鼻子,比警犬还灵。”
我只是笑。
其实我知道,不是我的鼻子灵。
是我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
侦察兵训练的时候,教官就告诉我们,战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决定生死。
气味,脚印,一根不该出现的头发。
我只是把部队里的那套,搬到了我的新战场。
后来,我办的案子越来越多。
抢劫的,杀人的,贩毒的。
我见过最穷凶极恶的歹徒,也见过最令人心碎的受害者。
我受过伤,流过血。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抓捕一个持刀的逃犯时,被他一刀捅在了小腹上。
肠子都流出来了。
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我每天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闻着消毒水的味道,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我甚至想过,要不要申请调离刑警队。
太危险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我哪天真回不来了,他们怎么办?
就在我最消沉的时候,他来看我了。
陈师长。
他那时候,已经调到省军区,当了副司令。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扛着将星,比当年在火车站,威严多了。
但他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温和。
他坐在我的病床边,给我削了个苹果。
他削苹果的姿势很特别,刀子在他手里,特别稳,削下来的果皮,又长又薄,一圈一圈,一直到最后,都不断。
他说,这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
他说,当年在阵地上,能有个苹果吃,是天大的奢侈。
大家舍不得大口吃,就这么一圈一圈地削,削下来的皮,也舍不得扔,放在嘴里嚼,能嚼出一点甜味儿。
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说:“小李,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当兵的,脱了军装,还是兵。兵,就没有怕死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兵,也不是傻子。我们往前冲,不是为了去送死,是为了让我们身后的人,能安安稳稳地活着。”
“你现在是警察,你的身后,是千家万户的安宁。你保护了他们,他们也会记着你。”
“你受的伤,流的血,都是你的军功章。别把它当成负担。”
那天,他跟我聊了很久。
聊部队,聊案子,聊家庭。
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信封很厚。
他说:“这里面是五百块钱。我知道,当年的五十,现在还你,太少了。这个,你拿着,给你爱人孩子,买点好吃的。”
我看着那个信封,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推辞,我说我不能要。
他说:“拿着。这不是我还你的钱,这是一个老兵,对一个好兵的敬意。”
他走了。
我捏着那个信封,感觉比我立功受奖的时候,还要激动。
我不是因为那五百块钱。
而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委屈,都被人看见了,被人理解了。
那种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动过离开刑警队的念头。
我把那道伤疤,当成了我的勋章。
我更加拼命地工作。
一晃,三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老刑警。
头发白了,眼角有了皱纹,身上的伤疤,也添了好几道。
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同事,也亲手抓获了数不清的犯罪分子。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只是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尽我所能,让这片土地,更安宁,更干净一些。
陈师长,后来当了省军区的一把手。
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也就是逢年过节,他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的近况。
我们之间,从来不谈工作,不谈前途。
就像两个普通的老战友,聊聊家常,说说身体。
我知道,他一直在关注我。
我们局里,但凡有立功受表彰的机会,只要我够格,领导总会优先考虑我。
我知道,这背后,有他的影子。
但他从来没明说过,我也从来没问过。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
有些恩情,不用挂在嘴上。
放在心里,就够了。
退休前,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一个陈年旧案。
二十年前,我们市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一家四口,被人在深夜残忍杀害。
当时,因为技术手段有限,案子一直没破,成了一桩悬案。
这也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个坎。
二十年来,每到案发的那天,我都会把卷宗翻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名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总觉得,凶手,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还没找到他。
退休前一个月,我跟局里申请,让我再查一次这个案子。
就当是,给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局里同意了。
我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重新梳理了所有线索。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变了。
当年的目击者,有的搬走了,有的去世了。
当年的物证,也因为保存不善,大多失去了检验价值。
我们就像在大海里捞针。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住在了局里。
每天对着那些发黄的卷宗,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我的眼睛花了,就戴上老花镜。
腰疼了,就站起来走两圈。
我把所有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重新排查了一遍。
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谈。
终于,在一个已经被我们排除了无数次的嫌疑人身上,我发现了一个疑点。
这个嫌疑人,是死者的一个远房亲戚。
当年,他有不在场证明。
他说案发当晚,他在邻市的朋友家打麻将,一桌四个人,可以互相作证。
我们当年也核实过,确实如此。
但这次,我重新找到那三个人。
其中一个,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
另一个,几年前就去世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一个叫赵老四的男人。
我找到赵老四的时候,他正在公园里遛鸟。
他老了,背驼了,牙也掉了好几颗。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的那场麻将。
他一开始,说记得,说得有鼻子有眼。
但我发现,他说的一些细节,跟卷宗里,对不上。
我没有点破他。
我只是跟他聊。
聊他的鸟,聊他的孩子,聊他这些年的生活。
聊到最后,我突然问他:“赵大爷,你这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晚上,睡得着觉吗?”
他当时就愣住了。
手里的鸟笼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知道,我找对人了。
后来,他全招了。
他说,当年,那个嫌疑人,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帮忙做伪证。
他说,他当时家里穷,孩子上学要用钱,他就鬼迷心窍,答应了。
他说,这二十年,他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
他总梦见那一家四口,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前,问他,为什么。
顺着这条线,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我们重新调查了那个嫌疑人。
发现他这些年,虽然表面上过得普普通通,但背地里,一直在做一些非法的生意。
而且,他有一个秘密的情人。
我们找到了那个情人。
她告诉我们,二十年前,那个嫌疑人,曾经因为一笔生意,跟死者发生过剧烈的冲突。
案发当晚,嫌疑人确实去找过死者。
而且,回来的时候,身上有血。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我们对他进行了DNA比对。
用最新的技术,在当年现场留下的一枚血指纹上,提取到了残存的DNA信息。
比对结果,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
那个隐藏了二十年的恶魔,终于被揪了出来。
他被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反抗。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他说:“我知道,总有这么一天。”
案子破了。
我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走出审讯室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初升的太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感觉,我这身警服,没有白穿。
我退休那天,局里给我办了个小小的欢送会。
很多老同事,老领导都来了。
大家说着祝福的话,回忆着过去的事。
我没喝酒,端着茶杯,一个一个地敬。
敬到最后,我哭了。
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舍不得。
舍不得这身警服,舍不得这些战友,舍不得这个我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
退休后的生活,很清闲。
每天遛遛弯,下下棋,种种花。
老伴儿总说我,是劳碌命,闲不下来。
其实不是。
我只是,还没习惯。
还没习惯,早上醒来,不用再去单位。
还没习惯,走在路上,不用再下意识地观察周围的每一个人。
拿到那本退休金存折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惊喜。
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暖。
我知道,这笔钱,不是凭空多出来的。
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老兵,老警察的肯定。
这里面,有陈师长的一份功劳。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苍老,还带着点喘。
他说,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
我问他,关于退休金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李,你别想太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国家政策好了。我们这些为国家流过血,出过力的人,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当年,我向上面提过建议,希望能提高转业军人,尤其是在公安系统一线工作的同志们的待遇。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容易。”
“你们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部队,献给了人民。到了晚年,理应得到最好的保障。”
“你那份退休金,是你应得的。是你用三十年的辛苦和伤疤,换来的。你拿着,心安理得。”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说话。
窗外,夕阳正红。
把天边的云,都染成了金色。
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那个阴沉的下午。
那个嘈杂的火车站。
那个穿着旧军装,一脸焦急的师长。
还有那个,从帆布包里,掏出五十块钱的,年轻的自己。
有时候,我觉得人生,真像一场奇妙的电影。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做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选择,会给你的未来,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火车站。
如果那天,我看见了师长的窘迫,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如果那天,我舍不得那五十块钱。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会当一辈子片儿警,在鸡毛蒜皮里,耗尽我所有的热情。
我可能会在某一次危险的任务中,因为缺少经验和支持,而倒下。
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但生活,没有如果。
我很庆幸。
庆幸我当年的那个选择。
那五十块钱,在当时,是我半年的津贴。
但它换来的,却是一辈子的心安,和一份沉甸甸的战友情。
它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是会被看见的。
付出,是会有回报的。
老伴儿把晚饭端上了桌。
四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她说:“想什么呢,这么出神?赶紧吃饭,菜都凉了。”
我笑了笑,拿起筷子。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真好。”
是的。
真好。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回首这一生,无愧于心。
这就够了。
那本存折,我没有再看过。
我把它和我那些军功章,警功章,放在了一起。
它们都是我人生的见证。
见证了我,曾经是一个兵。
也曾经,是一个警察。
见证了我,用我的一生,去践行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那就是,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这比任何金钱,都更重要。
退休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陈师长的儿子打来的。
他说,老首长走了。
走得很安详。
临走前,他留下一个遗物,点名要交给我。
我赶到军区总院的时候,追悼会已经结束了。
灵堂里,只剩下几个亲属在收拾东西。
陈师长的儿子,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中年军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
他从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柜子里,拿出一个用黄布包裹着的东西,郑重地交到我手里。
“李叔,这是我爸,留给您的。”
我打开黄布,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已经褪了色的笔记本。
就是当年在火车站,他用来记下我名字的那个本子。
我翻开第一页。
上面,用那支快没水的笔,写着我的名字,和“欠款五十元”的字样。
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但那份力道,仿佛还能穿透纸背。
在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一辈子的兵,一辈子的情。”
我拿着那个本子,手抖得不成样子。
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砸在了本子上。
陈师长的儿子说:“我爸这一辈子,帮过很多人,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但他说,您那五十块钱,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一份情。”
“他说,那年,他母亲病危,他急着赶回家。可是在火车上,钱包被偷了。那里面,是他借遍了所有战友,才凑齐的救命钱。”
“他说,在火车站,他真的绝望了。他甚至想过,要去扒火车。”
“是您,一个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小兵,拉了他一把。”
“他说,那五十块钱,不仅救了他母亲的命,也救了他一个军人的尊严。”
“后来,他官越做越大,总有人想给他送礼。但他从来不收。他说,他这辈子,欠的情,太多了,还不完。他不能再欠了。”
“这个本子,他一直带在身边。他说,这是他的护身符。每次遇到难事,想不通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看上面您的名字,他就觉得,心里有底了。”
我听着,泣不成声。
我一直以为,是我欠他的。
是他,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可我从来不知道,在那个我早已淡忘的下午,我那微不足道的五十块钱,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那个被帮助的人。
可到头来,我们其实,是互相搀扶着,走过了这漫长的一生。
我把那个本子,带回了家。
我把它和我那些奖章,放在了一起。
每天晚上,我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摸一摸那发黄的纸页,和那模糊的字迹。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火车站里,手足无措的师长。
也能看到,那个在人群中,逆行而上的,年轻的自己。
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它能磨平一切,也能铭记一切。
它让我们变老,也让我们,变得更通透。
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
早上,去公园打打太极。
上午,去菜市场买买菜。
下午,在家里看看报,写写字。
晚上,和老伴儿一起,看会儿电视,然后早早睡下。
我的那些徒弟们,还时常来看我。
他们会跟我聊新出的案子,聊队里的新人。
每次,他们都会说:“师傅,您当年教我们的那些东西,现在还管用。”
我总是笑笑,说:“那不是我教的,那是咱们这身警服,教给我们的。”
是啊。
是这身衣服,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
什么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有的样子。
我偶尔,也会回到我当年当片儿警的那个派出所去看看。
那里已经翻新了,比以前气派多了。
但那棵老槐树,还在。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它还只是一棵小树苗。
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为来来往往的人,撑起一片阴凉。
就像我,也像老王,像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警察。
我们扎根在这里,守护着这里。
我们可能会老去,会离开。
但总有更年轻的树苗,会从我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出来。
他们会比我们,更挺拔,更茁壮。
这,就是传承。
我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
金钱?地位?名声?
年轻的时候,我也想过。
但现在,我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求的,不过是四个字。
问心无愧。
我做到了。
所以,我很知足。
我的退休金,确实比别人多。
但那串数字,对我来说,意义早已超越了金钱本身。
它是我一生的缩影。
是我所有付出和坚守的,最好证明。
它提醒我,我曾经,用我的青春和热血,守护过这座城市。
也提醒我,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一生,记住了我的一个善举。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阳光,又从窗户里,洒了进来。
我端起我的那个搪瓷茶杯,喝了一口。
茶,还是那个味道。
有点苦,但回味,是甘甜的。
就像我这一生。
来源:成熟水滴SLIm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