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神宗朱翊钧绝对是明朝皇帝里的 “话题顶流”—— 在位 48 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性格从早年勤政变晚年摆烂，治国成绩大起大落，后世对他的评价能吵翻历史论坛。传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万历统治中期（约 1600 年前后）是明朝由盛转衰的 “分水岭”，而把王

矿山

明神宗朱翊钧绝对是明朝皇帝里的 “话题顶流”—— 在位 48 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性格从早年勤政变晚年摆烂，治国成绩大起大落，后世对他的评价能吵翻历史论坛。传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万历统治中期（约 1600 年前后）是明朝由盛转衰的 “分水岭”，而把王朝推向崩溃边缘的 “神操作”，就是持续近 20 年（1596—1620 年）的 “开矿榷税”。这事儿被后世口诛笔伐 400 年，堪称明朝最持久的 “坑爹政策”，今天就用大白话聊聊这出闹剧的来龙去脉，那些能戳中真实感的关键数据，咱们一个都不丢。

宫殿失火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皇宫里的坤宁宫突然失火，火势没控制住，连旁边的乾清宫也跟着遭了殃，两座核心大殿直接烧成废墟。重建宫殿得花大价钱，负责管钱的户部大臣急得直跺脚，直言 “营建乏资，计臣束手”—— 简单说就是 “没钱了，实在没辙了”。

这时候，府军前卫千户仲春站了出来，给皇帝出了个主意：“陛下，咱们可以开矿啊！挖矿能赚钱，正好补贴建宫殿的开销。” 万历一听 “赚钱” 俩字，眼睛都亮了，立马拍板同意。同年六月，他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跟着仲春去京畿地区开矿，还让太监王虎总领其事。

这下可算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 不管是卫所军官还是各衙门小官僚，都跟风跑去找皇帝求差事，想借着开矿分一杯羹。很快，万历就把 “开矿” 升级成 “开矿 + 收税”，在全国布下 “征税天网”：北到辽东、山西，南到广东、云南，东到浙江、福建，西到陕西，通都大邑甚至穷乡僻壤，都有他派去的 “矿使” 和 “税监”，连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要么专门派遣，要么一人兼管。这些人里混了不少太监，他们带着手下在各地横冲直撞，“吸髓饮血” 般压榨，只为给皇帝和自己捞好处。

这些矿使、税监有多离谱？报矿的人经常无中生有瞎编 “这里有矿”，矿使不管真假，就逼着老百姓当矿工，还让当地有钱人当 “矿头”，变相压榨。山东矿使陈增在益都开矿，硬生生征了上千个民夫，好多人不明不白就死在了矿洞里，富民也很快成了盘剥对象。收税更过分，“穷乡僻壤，米盐鸡豕，莫不征税”—— 大米、食盐、鸡、猪，啥都要交税，简直是 “万物皆可税”。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到三十三年（1605 年），这些人总共给皇宫解送了 300 万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是到万历三十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就有 500 余万两），偶尔还会献上金珠、貂皮、名马之类的奢侈品。但这只是 “冰山一角”，大部分钱都被矿使、税监和他们的手下私吞了 —— 吏部尚书李戴算过一笔账：矿使税监聚敛的财富，以十分为率，解入内府（皇帝小金库）的不过一分，矿使税监私吞二分，他们的随从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四分。简单说，老百姓实际交的钱，是皇帝拿到手的十倍还多！

压迫到了头，反抗自然就来了。武昌、苏州、临清、云南等地的老百姓忍无可忍，纷纷发动民变，动辄上万人参与，要么把矿使税监赶跑，要么直接动手收拾他们，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二月，太监陈奉被派到湖广监理矿税。这家伙狂妄到僭称 “千岁”，逼着官员听话，纵容手下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强闯民宅奸淫妇女，老百姓恨得牙痒痒，都喊着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意思是 “你这祸害啥时候死，我宁愿跟你同归于尽”。有一次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几千个商民拦在路上，扔石头砸他，吓得他狼狈逃窜。

可陈奉非但不收敛，还反过来诬告保护他的官员，把蕲州知州华钰关了好几年，襄阳知府李商畊也被降了职。后来他听说兴国州民徐鼎等人挖了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的墓，得黄金万计，就借着皇帝的命令到处挖坟，毒打嫌疑人，甚至剖开孕妇肚子、淹死婴儿，简直丧心病狂。

最后武汉市民忍无可忍，上万人围攻陈奉的住处，陈奉躲到楚王府里一个多月不敢出来。市民抓住他 16 个手下，直接扔进长江喂鱼，还放火烧了巡抚衙门。万历被这场面吓着了，加上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才把陈奉召回京城。

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税监陈增还曾为争夺征税地盘吵起来，最后得神宗亲自动手调解，划分清楚两人的征税范围。马堂带着几百个手下，不是偷盗之徒就是市井无赖，他们拿着锁链镣铐，公然抢夺百姓资财，遇到抵抗就乱加 “违禁” 罪名，锁了就走。更过分的是，马堂规定 “家僮告发主人，所查没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奖家僮”，这一下，临清好多中产家庭都破了产，老百姓干脆罢市抗议。

有一天，上万名州民冲进税监衙门放火，打死了马堂 37 个手下。守备王炀带着 20 多个士兵把马堂救了出来，结果反被马堂诬告，最后死在牢里。官府要抓带头闹事的人，市民王朝佐站了出来，主动认下罪名，英勇就义，后来临清老百姓还给他建了祠堂纪念。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太监孙隆受命兼管苏、杭税课，两年后（1601 年）因为加税引发民愤。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税监衙门，杀死孙隆 6 个随从，孙隆吓得逃往杭州。朝廷要抓 “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葛诚、葛贤）主动去官府自首，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被判了死刑，十多年后才获释。清初的时候，苏州人在虎丘给他立了碑，叫 “吴将军葛贤墓”。

除此之外，云南税监杨荣因为虐待诸生、诬告官员、杖毙民众，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三月被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的上万市民冲进府第杀死，尸体扔进火里，他的 200 多个随从也一同丧命；辽东税使高淮恣横不法，调动兵将、干预军事、克扣军饷，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引发士兵骚乱，士卒齐声高呼 “愿食高淮肉而甘”，最后高淮被召回京城。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民变，可见这 “开矿榷税” 有多不得人心。

这一切闹剧的根源，其实就是万历皇帝太贪财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搞开矿榷税，不是为了国家发展，也不是为了民生，纯粹是为了填满自己的小金库。

万历在位时间长了，就变得越来越懒，天天躲在宫里喝酒享乐，还特别爱钱。早在抄张居正家的时候，就有大臣批评他 “重货而轻人”；吏科给事中李沂批评他贪财，被削籍回乡；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更是冒死上《四箴疏》，说皇帝患了 “嗜酒、恋色、贪财、尚气” 四种病，还有大臣评价他 “好逸、好疑、好胜、好货”，核心都离不开 “贪财” 二字。

当时明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理说该顺应潮流发展，可万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担心 “三大征”（万历年间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耗费巨大，影响自己的奢侈生活，就不管臣民反对，一意孤行搞敛财 ——“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只要有人申请开矿、征税，他立马批准。

更离谱的是，万历后期根本不上朝，也不补官员空缺。万历三十年（1602 年）时，两京缺尚书 3 人、侍郎 10 人、科道官 94 人，全国缺巡抚 3 人、布政监司 66 人、知府 25 人；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不少大臣干脆封印出城、主动辞官，许多办事机构陷入瘫痪，政务彻底荒废。但唯独管开矿榷税的太监，能得到他的重视，毕竟这些人能给他带来真金白银。

可实际上，万历也没捞到多少好处。正如前文所说，老百姓交的钱只有一成能到他手里，剩下的九成被层层私吞。大学士赵志皋也直言：“前遣之使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相当于老百姓花了 10 块钱，万历只拿到 1 块，却把全国的民心都丢了。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七月，万历驾崩，朝廷才在遗诏里承认 “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下令停止所有榷税及新增的织造、烧造等项目。可这时候，明朝的根基已经被蛀空了，再想挽回也晚了。

这场 “开矿榷税” 闹剧，背后其实是各种势力的互相拉扯，把明朝的治理体系搅得一团糟。

首先是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万历想搞敛财，文官们看透了他的私心，天天上书反对，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曾直言 “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万历被怼得不耐烦，就故意疏远文官、重用太监，想用这种方式 “报复” 文官集团；而文官们觉得太监没文化、没底线，做事偏激，根本不配合，双方越闹越僵。

然后是太监和文官的冲突。万历派太监去管矿税，让太监成了地方 “老大”，文官反而成了下属。太监觉得文官办事马虎、腐败，文官觉得太监残忍暴虐、不懂治理，经常对着干。比如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知县李鸿直接禁止老百姓给他们送吃的，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饿了一天，只能疲惫而归。

最后是统治阶层和老百姓的对立。矿使税监勾结地方恶棍，把开矿榷税变成公开掠夺，“矿不必穴、税不必商”—— 有没有矿都敢征矿税，是不是商人都要交税。老百姓不管是农民、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深受其害；而诸生、乡绅、中下层军官这些人，也因为利益被侵犯，和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反抗力量。

河南巡抚姚思仁曾经总结过开矿的八大危害：矿盗哨聚易招乱、矿头赔累死致土崩、矿夫被害遭流亡、雇民缺粮生骚乱、矿洞滥开浪费资源、矿银不足强科民买、百姓弃农皆开矿、税官强横激民变。可见这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既用错了人，又用错了方法，办了件彻头彻尾的坏事。

万历的 “开矿榷税”，本质上是一场为了满足个人贪欲的掠夺行为。它不仅让老百姓民不聊生，引发了遍布全国、动辄上万人参与的民变，还激化了朝廷内部矛盾，破坏了明朝的治理体系，直接加速了王朝的灭亡。难怪有人说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场持续 20 年、让百姓多交三五千万两白银却只让皇帝获利数百万两的闹剧，早就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来源：杯泽财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