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斗里是今天上午的全部战果：压扁的易拉罐、皱巴巴的硬纸壳，还有几根锈迹斑斑的钢筋。

天，毒得像后娘的巴掌，一下下抽在人脸上。

汗顺着我的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眯着眼，使劲蹬着脚下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三轮。

车斗里是今天上午的全部战果：压扁的易拉罐、皱巴巴的硬纸壳，还有几根锈迹斑斑的钢筋。

加起来，估计能卖个二十块钱。

二十块，够我儿子王磊一个星期的午饭钱，外加两根冰棍。

我叫王建军，今年四十二。

半年前，我还是红星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八级钳工，厂里的大师傅见了都得客客气气喊我一声“王工”。

现在，我是这条街上收废品的。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总得有人被碾在底下。

很不幸，我就是那个脸先着地的。

三轮车的链条“咔哒”一声，掉了。

我骂了句脏话，跳下车，滚烫的地面几乎要烫穿我那双解放鞋的底。

蹲下身，满是油污和铁锈的链条缠在手上，黑乎乎的，怎么也弄不干净。

就像我这突如其来的新生活。

“爸。”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回头，是我儿子王磊，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个大书包，站在不远处，脸涨得通红。

他同学从他身边嘻嘻哈哈地跑过去，指指点点。

我知道，他嫌我丢人。

我也觉得丢人。

可人活着，脸皮不能当饭吃。

“放学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蔼一点，手上却跟链条较着劲。

“嗯。”他闷闷地应了一声，低着头，脚尖在地上划拉着。

“过来搭把手。”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磨磨蹭蹭地走过来。

我把链条的一头递给他，“拽住了。”

他嫌恶地皱了皱眉，但还是用两个指尖捏住了。

我这边一使劲，链条“哗啦”一下套回齿轮上。

我拍拍手上的黑油，在裤子上使劲蹭了蹭，也蹭不干净。

“回家吧。”我说。

一路上，我蹬着车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谁也不说话。

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佝偻，一个挺拔，像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回到家，那是个筒子楼里一间不到三十平的屋子，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

我老婆刘芬正在搓衣板上使劲，肥皂沫子溅得到处都是。

她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王磊，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手上的劲更大了。

“今天怎么样？”她头也不抬地问。

“还行。”我把三轮车停在楼下锁好，拎着两个最值钱的蛇皮袋上楼。

“还行是几块？”她追问。

“二十三块五。”我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有几张毛票，更多的是钢镚。

刘芬停下手里的活，用围裙擦了擦手，走过来，一张张把钱捋平，收进一个铁皮饼干盒里。

那是我们家的银行。

“磊磊的补课费还差一百二。”她说，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知道了。”我心里一阵烦躁。

又是钱。

下岗前，我一个月工资三百多，加上各种奖金福利，一百二不过是我一星期抽烟的钱。

现在，它像座山。

吃了晚饭，就是白菜炖豆腐，我扒拉了两口就没了胃口。

刘芬在灯下给王磊缝补校服的袖口，一针一线，极其认真。

王磊在自己的小桌子前写作业，偶尔传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这个家安静得让人心慌。

我点了根烟，是那种一块五一包的“大前门”，呛得很。

烟雾缭绕里，我想起厂里的日子。那时候，虽然也累，但心里是亮的。下班了，和工友们在食堂喝二两，吹吹牛，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觉得日子有奔头。

现在呢？

奔头在哪？在废品站那堆积如山的垃圾里？

“少抽点，呛死了。”刘芬咳嗽了两声，说。

我没作声，把烟摁灭在窗台上。

第二天，我照常出车。

路过一个老小区，看见一栋楼下堆了不少东西，像是有人在搬家。

我把车停过去，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指挥工人往外搬旧家具。

“师傅，这些东西……还要吗？”我陪着笑脸问。

男人瞥了我一眼，“那些书，还有墙角那堆破烂，你要就都拉走，给我腾个地方。”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眼睛一亮。

墙角堆着一大摞旧书和报纸，看那泛黄的样子，有些年头了。

这可是好东西，比收易拉罐强多了。

“哎，好嘞，谢谢老板！”我赶紧点头哈腰。

我把那些书和报纸往三轮车上搬，沉甸甸的。

其中有一捆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全是些线装的旧书，封皮都磨损了，但纸张看起来还不错。

我掂了掂，分量不轻。

心里盘算着，这趟活儿，至少能卖四十块。

一天的辛苦钱，一上午就到手了。

我心里美滋滋的，蹬车的脚都轻快了不少。

晚上回到家，我没急着把书卖掉，而是把它们搬回了我们那个狭窄的家。

刘芬看见了，眉头就皱了起来。

“你把这些垃圾搬回来干嘛？家里都快没下脚的地方了！”

“这不是垃圾，这是书。”我反驳道，“我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明天再拿去卖。”

我其实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隐隐觉得那捆线装书不一般。

吃完饭，我把那捆书搬到桌上，解开麻绳。

一股陈旧的墨香和纸张特有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一本本翻看，大多是些经史子集的旧刻本，繁体竖排，我也看不太懂。

刘芬在旁边冷眼看着，“王建军，你还当自己是文化人了？看得懂吗？赶紧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我没理她，自顾自地翻着。

当翻到一本蓝色封皮的《营造法式》时，我的手顿住了。

这本书比其他的要厚实一些。

我感觉书页中间好像夹了什么东西，硬硬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页分开。

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泛黄的宣纸掉了出来。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把那张纸展开。

灯光下，纸上是细密的毛笔小楷，字迹遒劲有力。

最上面，是三个大字：“地契”。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滞了。

地契？

我使劲眨了眨眼，没错，就是地契。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立契人陈敬之，因家资所需，愿将名下坐落于城南根脚巷内宅院一处，共计叁分柒厘……

后面是具体的四至范围：东至……西至……

再往下，是中人、保人，还有一串看不懂的数字和日期。

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

最后，盖着一个鲜红的官府印章，虽然有些模糊，但“市政府印”几个字依稀可辨。

我的手开始抖，不是因为激动，是有点害怕。

这玩意儿……是真的假的？

民国的地契，到现在还有用吗？

“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看见什么了？”刘芬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撇撇嘴。

“一张破纸罢了，还地契，你以为你是大地主啊？”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我王建军，一个收破烂的，怎么可能撞上这种大运。

八成是假的，或者是早就作废了的东西。

我自嘲地笑了笑，想把地契重新折起来塞回去。

可我的手却不听使唤。

那张薄薄的纸，此刻在我手里，重如千斤。

万一是真的呢？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像一根野草，在我荒芜的心里疯狂地生长。

我把地契小心翼翼地收进贴身的口袋里，那感觉，像是揣了个火炉。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我一会儿觉得自己是疯了，异想天开。

一会儿又忍不住开始幻想，如果这地契是真的，那得值多少钱？

城南根脚巷……我好像听老人们说过这个地方。

那一片现在不都是新开发的高楼吗？

寸土寸金啊！

只要能占上一点边，别说王磊的补课费，我们一家三口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我翻来覆去，身边的刘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我看着黑暗中她的轮廓，心里五味杂陈。

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下岗后，她一句怨言没有，默默扛起了一切，比我还快地适应了这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

如果……如果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呢？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醒了。

我没去收废品，而是换了身上最干净的一件的确良衬衫，把那张地契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揣进怀里。

“你干嘛去？今天不出车了？”刘芬睡眼惺忪地问。

“我出去办点事。”我含糊地回答。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你别管了。”

我不想告诉她，怕她担心，也怕她又给我泼冷水。

这件事，在我没弄清楚之前，我只想一个人扛着。

我蹬上我那辆破三轮，一路向南。

九十年代末的城市，到处都是工地，充满了尘土和希望。

根脚巷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凭着记忆和一路打听，找到了大概的位置。

这里已经被夷为平地，周围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XX花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一个巨大的楼盘正在拔地而起。

我的心，凉了半截。

地都没了，这地契还有个屁用？

我不甘心，绕着工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在工地的一个角落，我看到了一排还没来得及拆除的低矮平房，看样子是以前的老房子。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正坐在门口的槐树下，摇着一把蒲扇。

我走过去，递了根烟。

“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

“说。”老大爷接过烟，眯着眼打量我。

“您知道以前这有个叫根脚巷的地方吗？”

老大-爷吸了口烟，吐出的烟圈在空气中慢慢散开。

“根脚巷……那可是老名字了，年轻人哪知道。”

他指了指那片热火朝天的工地，“喏，就在那底下埋着呢。”

“那您知道，以前这巷子里，有个姓陈的，叫陈敬之的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老大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陈敬之？陈先生？你怎么知道他？”

有门！我心头一喜。

“我……我偶然得到他一件旧物，想打听打听。”

老大爷沉默了，眼神变得悠远。

“陈先生啊，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读书人，有学问，解放前在这条巷子里开了个私塾，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后来呢？”

“后来啊……后来运动多，陈先生这种人，日子不好过。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了，房子也没了，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

老大爷叹了口气。

“那他家那宅子呢？”我忍不住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宅子？早没了。公家收走了，后来改成了街道的仓库，前两年拆迁，就成现在这样了。”

我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

房子没了，地也没了，都被公家收走了。

我这地契，真成了一张废纸。

我跟大爷道了谢，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太阳依旧毒辣，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空欢喜一场。

我王建军，果然没有那种一步登天的命。

还是老老实实收我的废品去吧。

回到家，刘芬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

我没说话，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契，扔在桌上。

“就为这个。”

刘芬拿起来看了看，“我就说嘛，一张废纸，你还真当宝了。行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赶紧吃饭，下午还得去南边那个小区，昨天说好了一户人家有旧家电要卖。”

我看着她，她脸上没有嘲笑，只有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平静。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愧疚。

是我太想走捷捷了，太想摆脱现在的生活了，反而让她跟着我担惊受怕。

“芬儿，对不起。”我低声说。

刘芬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行了，大男人的，说这些干嘛。快吃饭。”

我拿起筷子，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张被我扔在桌上的地契，像是在嘲笑我的痴心妄想。

我不信邪。

我就是不信邪。

第二天，我揣着地契，去了市档案馆。

我好说歹说，磨了半天嘴皮子，才让一个看起来快退休的老同志答应帮我查查。

我在门口等了足足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比我一辈子都难熬。

老同志终于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发黄的册子。

“你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他推了推老花镜。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这地契，在我们这儿有备案。”

“真的？”我几乎要跳起来。

“别急。”老同志摆摆手，“是有备案，民国三十六年的土地登记簿上，确实有这一笔。业主，陈敬之，地址，根脚巷二十三号。”

他翻开册子，指给我看。

那上面，和我地契上的信息，一模一样。

“但是，”他话锋一转，“解放后，我们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城市里的私有土地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你这个……按政策，早就应该上交了。”

“那……那这块地现在算谁的？”我急切地问。

“查过了，这块地在五十年代被政府代管，后来划拨给了街道工厂。工厂倒闭后，地就一直荒着。直到去年，被市国土局收储，前不久刚刚挂牌出让，就是你看到的那个‘XX花园’项目。”

“那……那我这个地契，还有用吗？”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老同志沉吟了半晌。

“按理说，是没用了。但……凡事都有个但是。”

他压低了声音，“当年的政策执行，很复杂，也很乱。有些产权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理上交手续，地契也留在了自己手里。后来落实政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一些补偿办法的。”

“补偿？”

“对。但这事儿，很麻烦。你要证明你是合法的产权人，或者产权继承人。而且，要去国土局、规划局、房管局，一个个部门去跑。能不能成，不好说。”

老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这事儿水深，我劝你，还是想清楚。”

从档案馆出来，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有用，但又好像没用。

能补偿，但又好像很难。

我像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片海市蜃楼。

我该怎么办？

去跑？我一个收废品的，人微言轻，那些大衙门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

不跑？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笔可能存在的财富从我眼前溜走？

我做不到。

我王建军这辈子，没求过人，没走过门路。

在厂里，凭的是手上过硬的技术。

现在，我除了这身力气和这张地契，什么都没有。

那就试试。

不试，我一辈子都不会甘心。

我决定，从陈敬之的后人入手。

如果能找到他们，让他们去主张权利，作为发现者，我分一小部分，合情合理。

这比我一个外人拿着地契去闯要名正言顺得多。

我又找到了槐树下的那个老大爷。

这次，我提了两瓶好酒，一包点心。

老大爷见了我，笑了，“你这小伙子，还真上心了。”

几杯酒下肚，老大爷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了。

“陈先生啊，他有个女儿，叫陈婉清。当年也是个大美人，知书达理。后来……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我急忙问。

“听说是搬到城西的老工人新村去了。具体哪一栋，我就不清楚了。都几十年没联系了。”

工人新村！

那地方我知道，一片红砖的苏式小楼，住的都是老国企的退休工人。

范围一下子缩小了很多。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去收废品，天天往工人新村跑。

我就用最笨的办法，挨家挨户地问。

“您好，请问您认识一位叫陈婉清的老太太吗？她父亲叫陈敬之。”

大多数人都是摇头。

被人当成骗子，用怀疑的眼神打量，都是家常便饭。

我碰了一鼻子灰，但没有放弃。

刘芬看我这几天早出晚归，人也瘦了一圈，终于忍不住了。

“王建军，你到底在折腾什么？废品也不收了，家也不管了，你是不是魔怔了？”

我看着她，决定不再瞒她。

我把档案馆查到的情况，和我的打算，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那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怀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建军，”她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这事儿，能成吗？别到头来，钱没弄到，还惹一身骚。”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但我想试试。芬儿，我不想再过现在这种日子了。我不想磊磊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我不想你连买件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

“如果……如果这事儿成了，我们就能换个大点的房子，让磊磊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写作业。你也不用再给别人缝缝补补，可以开个自己的小裁缝店。”

我描绘着未来的蓝图，描绘着那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好生活。

刘芬的眼圈红了。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从那个铁皮饼干盒里，拿出了一沓钱。

“这里有三百块，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你拿着，去跑事情，总得打点打点，买包烟买瓶水。”

我看着她手里的钱，那都是她一分一毛攒下来的。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芬儿……”

“去吧。”她说，“我信你。”

有了刘芬的支持，我感觉自己浑身又充满了劲。

终于，在第五天，我问到了一户人家。

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听了我的问题，警惕地看着我。

“你找她干什么？”

“我……我是她父亲一位故人的后代，有点旧事想请教一下。”我撒了个谎。

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你等一下。”

她关上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再次打开。

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门口。

她虽然年纪大了，但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清秀。

“你找我？”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您……您是陈婉清女士吗？”

她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感觉我浑身的热血都涌上了头顶。

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我被请进了屋子。

屋里很简陋，陈设都是几十年前的样式。

刚才那个中年妇女是她的儿媳妇，叫李琴。她儿子几年前工伤去世了，现在就婆媳俩带着个上初中的孙子过日子。

日子，比我们家还紧。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然后，当着她们的面，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地契拿了出来。

陈婉清老太太看到地契的那一刻，浑身一震，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水。

她颤抖着手，接过地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上面的字迹。

“是爹的字……是爹的字……”她喃喃自语，泪如雨下。

李琴在旁边也看呆了。

“妈，这是……”

“这是我们家的地契啊……我以为早没了，早没了……”

陈婉清老太太哭了很久，像要把几十年的委屈和辛酸都哭出来。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我才把这块地现在的状况，以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她们。

“王师傅，您的意思是……这块地，我们还能要回来？”李琴的眼睛亮了，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敢相信的颤抖。

“不是要回来，是申请补偿。”我纠正道，“地已经被政府征用出让了，但作为原产权人，你们有权利申请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

“能……能补偿多少？”她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但这块地现在的价值，你们应该清楚。就算只补偿一小部分，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李琴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陈婉清老太太却显得很平静，她只是看着我，问道：“这位先生，我们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沉默了一下。

我该怎么说？

说为了钱？

好像太市侩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的。”我看着老太太的眼睛，认真地说，“这本来就是您家的东西。我只是恰好发现了它。物归原主，天经地义。”

当然，我心里还有后半句没说：我希望物归原主后，我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陈婉清老太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好，王先生，我们信你。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陈家的“全权代表”。

我每天揣着地契的复印件和陈婉清老太太签的委托书，开始了我漫长的“衙门”之旅。

第一站，国土局。

我找到了信访办，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

他听完我的陈述，看了看材料，脸上露出一种程式化的、不耐烦的表情。

“民国的地契？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得去找落实政策办公室。”

他给我指了个方向，就把我打发了。

落实政策办公室，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里面坐着一个大姐，正在织毛衣。

她听我说了半天，眼皮都没抬一下。

“材料放那儿吧，等信儿。”

“大姐，那大概要等多久？”

“不知道。”

我碰了一鼻子灰。

我知道，这事儿不能光等。

我开始天天往那儿跑，上午去，下午也去。

一开始，那大姐还烦我。后来，看我天天来，也不闹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她反而有点过意不去了。

有一次，她主动跟我说：“你这事儿，我知道了。材料我帮你递上去了，但领导怎么批，我可说不准。这种事，没个一年半载，下不来。”

一年半载？

我等不了那么久。

我咬了咬牙，想起了刘芬给我的那三百块钱。

我花五十块，买了两条好烟。

那天下午，我趁着办公室没人，把烟塞到了那位大姐的抽屉里。

“大姐，这是我一点心意，您别嫌弃。我就是个粗人，家里实在困难，就指望这点念想了。”

我话说得很诚恳。

大姐愣了一下，想把烟推回来。

“你这是干什么！快拿走！”

“大姐，您就当可怜可怜我。我天天在这儿，您也看见了。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办成事。”

我几乎是在恳求她。

她沉默了。

最终，她没再推辞。

“你呀……行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催催。”

事情，似乎有了一点转机。

果然，一个星期后，大姐告诉我，我的材料，领导批了。

批示是：情况复杂，转相关部门核实。

这意味着，皮球被踢到了下一个地方：规划局和房管局。

我又要从头再来。

那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在几个单位之间连轴转。

我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说奉承话，学会了在什么时候递上一包烟，在什么时候讲一讲自己家的困难。

我曾经最不屑的那些东西，现在成了我唯一的武器。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原来的王建军了。

有时候夜里醒来，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卑微的、讨好的脸，我甚至会觉得恶心。

刘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每天晚上都给我留一盏灯，准备好热水给我泡脚。

王磊也好像懂事了许多，不再提我收废品的事，学习也更用功了。

家，是我唯一的港湾。

事情的进展异常缓慢。

每个部门都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或者需要别的部门出具证明。

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那天，我在房管局的档案室里，软磨硬泡，终于让一个老师傅同意帮我查一下根脚巷二十三号的房产变更记录。

我们在堆积如山的、布满灰尘的档案里，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终于，在一本五十年代的登记册里，我们找到了。

上面清楚地写着：根脚巷二十三号，产权人陈敬之，后变更为“政府代管”。

关键是，“代管”两个字下面，没有任何划拨、征用或拆迁的记录。

这意味着什么？

老师傅告诉我：“这意味着，从法律上讲，这处房产的产权变更手续，根本没有完成。它只是被‘代管’了，产权，理论上，还属于原产权人。”

我的心狂跳起来。

这是最关键的证据！

有了这个，我就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补偿。

我拿着这份档案的复印件，感觉像是拿到了尚方宝剑。

我再次回到国土局。

这一次，我的底气足了很多。

我直接找到了信访办的主任。

我把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关键的房管局档案复印件，都拍在了他的桌子上。

“主任，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了。这块地，产权清晰，手续不全。现在地被你们卖了，我们要求补偿，合情合理合法。”

主任看着材料，眉头紧锁。

他打了个电话，叫来了几个科长一起研究。

我被晾在外面，心急如焚。

一个小时后，主任叫我进去。

“你的情况，我们核实了。确实……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他第一次用了肯定的语气。

“我们原则上，同意进行补偿。”

我几乎要喜极而泣。

“但是，”他又说，“补偿的金额，需要评估。而且，这笔钱要从土地出让金里出，需要市里特批，流程很长。”

“要多久？”

“不好说，快则半年，慢则一两年。”

又是等待。

但这一次，是看得见希望的等待。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陈婉清老太太和李琴。

婆媳俩抱着我，哭得泣不成声。

“王师傅，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我心里也很激动，但更多的是一种疲惫。

这几个月，我瘦了二十斤，感觉比在工厂干十年还累。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

我重新开始收我的废品。

蹬着那辆破三轮，穿梭在大街小巷，我心里却很踏实。

因为我知道，在不远的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我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一天，我正在废品站卖货，李琴火急火燎地找到了我。

“王师傅，不好了，出事了！”

“怎么了？”

“那个开发商，不知道从哪听说了地契的事，找到我们家了！”

我心里一沉。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说，那块地是他们花大价钱买下来的，手续齐全。说我们手里的地契是废纸一张，要是敢闹事，就让我们好看！”

李琴吓得脸都白了。

“他们还说，愿意私了。给我们五万块钱，让我们把地契给他们，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件事。”

五万块。

在1998年，这是一笔巨款。

普通工人不吃不喝，要存十年。

我沉默了。

我知道，开发商这是在威逼利诱。

他们肯定也查到了这块地的产权瑕疵，怕我们闹大了，影响他们项目，所以想花点小钱，把事情压下去。

“你怎么想的？”我问李琴。

“我……我不知道。”李琴六神无主，“王师傅，五万块……好多钱啊。我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总觉得不甘心。”

“那块地，现在值多少钱？”我问。

“我打听了，他们那个楼盘，一平米要卖到两千多。我们那块地，换算下来，有两百多个平方。总价……得有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

跟这个数字比起来，五万块，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不能答应。”我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他们是开发商，有钱有势，我们斗得过吗？”李琴担心地说。

“我们占着理，怕什么？”我说，“他们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们心虚。这件事，我们必须走正规渠道，等政府的补偿。”

我安抚了李琴，让她先回去，千万不要私下跟开发商接触。

但我自己的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巨大利益和风险。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是一场博弈。

对手，是财大气粗的开发商。

而我，只是一个收废品的。

我开始感到害怕。

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刘芬。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手里的针线活也停了。

“建军，要不……就算了吧。”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

“什么算了？”

“五万块，不少了。拿着这钱，我们也能换个小点的房子，够了。别再去争了，我怕……我怕你出事。”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看着她，知道她是真的怕了。

我也是。

可是，就这么放弃吗？

我付出了那么多，眼看就要成功了，就因为对方的恐吓，就因为这五万块钱，就前功尽弃？

我不甘心。

“芬儿，你相信我。”我握住她的手，“我们是占理的一方。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

话说得硬气，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接下来的几天，开发商的人又去了陈家几次。

一次比一次态度强硬。

甚至有一次，几个纹着身的壮汉，堵在陈家门口，吓得陈婉清老太太犯了心脏病，送进了医院。

李琴彻底崩溃了，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

我赶到医院，看着病床上虚弱的陈婉清老太太，和一旁以泪洗面的李琴，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

是我，把她们卷入了这场纷争。

是我，让她们担惊受怕。

我做错了吗？

我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抽了一夜的烟。

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件事，不能再让陈家人出面了。

所有的压力，我来扛。

我找到了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老同学。

下岗后，我几乎和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因为自卑。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联系他们。

我请他吃了顿饭，把我手里的所有材料都给了他。

“老同学，这事儿，你看能不能……曝个光？”

他看完材料，眼睛都亮了。

“建军，你这是给我送了个大新闻啊！”

“民国地契，产权悬案，弱势群体对抗强势开发商……全是爆点！”

“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保证，给你捅到天上去！”

三天后，一篇名为《一张民国地契引发的产权风波》的深度报道，出现在了市里最畅销的晚报头版。

报道详细讲述了陈家的遭遇，我的奔走，以及开发商的威逼利-诱。

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极具感染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

整个城市都轰动了。

市民们议论纷纷，舆论一边倒地同情陈家，谴责开发商。

市领导看到了报道，勃然大怒，当即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立刻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此事，给当事人一个交代。

形势，瞬间逆转。

之前对我爱答不理的那些部门，现在纷纷主动给我打电话，态度热情得让我受宠若惊。

开发商那边也彻底蔫了，再也不敢上门骚扰。

半个月后，处理结果出来了。

联合调查组认定，根脚巷二十三号地块，在产权变更上存在重大瑕疵，原产权人陈敬之的后代，有权获得补偿。

经过评估和协商，最终的补偿方案是：由开发商一次性支付补偿款三十万元，同时，市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再补贴十万元。

总共，四十万。

拿到批文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四十万。

我活了四十多年，做梦都没敢想过这么大一笔钱。

李琴拿着批文，哭得像个孩子。

陈婉清老太太也出院了，她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按照我们之前的口头约定，这笔钱，我应该能分到一部分。

但具体分多少，我们谁也没提。

我心里也开始盘算。

十万？还是二十万？

这笔钱，是我应得的。没有我，她们连五万都拿不到。

我甚至想过，要一半，也不为过。

那几天，我心里很煎熬。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巨款，一边是良心的拷问。

陈家孤儿寡母，也确实可怜。

我拿多了，她们怎么办？

最后，还是陈婉清老太太主动开口了。

她把我和刘芬请到她家，李琴做了一桌子菜。

饭桌上，老太太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王先生，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存折。

我翻开一看，上面的数字，让我愣住了。

二十万。

整整一半。

“老太太，这……这太多了。”我连忙推回去。

“不多。”老太太按住我的手，“王先生，我知道，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这笔钱，你拿一半，是天经地义的。”

李琴也在旁边说：“是啊，王师傅，您为了我们家的事，跑前跑后，担惊受怕，这是您应得的。”

我看着她们真诚的眼睛，心里百感交集。

我犹豫了。

二十万，可以让我们家彻底翻身。

买房，买车，开店，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刘芬在桌子底下，悄悄捏了捏我的手。

我看向她，她对我摇了摇头。

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把存折推了回去。

“老太太，李琴，你们听我说。”

“这笔钱，我不能要这么多。”

“我当初帮你们，是觉得这事儿该这么做。当然，我也存了私心，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但二十万，太多了。”

“你们家比我们家更需要钱。孙子要上学，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这样吧，”我从存折里，抽出了一张纸条，那是银行的取款凭条，“我拿十万。剩下的，你们留着。十万，足够我们家过上好日子了。剩下的，就当我为陈敬之老先生做的一点事。”

陈婉清老太太和李琴都愣住了。

她们没想到，我会主动放弃这么多钱。

“王先生，您……”

“就这么定了。”我站起身，“钱，够用就行。人，不能没有良心。”

说完，我拉着刘芬，走出了陈家。

外面阳光灿烂。

我感觉自己浑身都轻松了。

刘芬挽着我的胳ട്ട，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建军，我为你骄傲。”她说。

我笑了。

我也为我自己骄傲。

有了那十万块钱，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从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城南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二手房。

虽然不大，但干净明亮。

王磊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刘芬也用剩下的钱，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裁缝店。

她的手艺好，人又实在，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而我，没有去当什么大老板。

我还是喜欢和那些废铜烂铁打交道。

我用那辆破三轮，换了一辆二手的蓝色小货车。

我不再是走街串串的散户，我承包了几个小区的废品回收业务，成了一个小小的“回收站站长”。

每天还是很忙，还是很累，身上还是有洗不干净的机油味。

但我的心，是踏实的，是安宁的。

有时候，我会开着我的小货车，路过根脚巷那片新盖起的高楼。

我会摇下车窗，看着那里万家灯火，车水马龙。

我知道，在那片繁华之下，埋着一个叫陈敬之的读书人的宅院，埋着一段被遗忘的往事。

也埋着我王建军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那张地契，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但它给我的，不仅仅是钱。

它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可以穷，可以落魄，但不能没有骨气和良心。

时代的浪潮，可以把我们拍到谷底。

但只要心里的那点光没灭，就总有爬起来的那一天。

来源：叶落月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