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7月，由北平几经辗转后深入陕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成为“在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特地以大量篇幅穿插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彭德怀等众多党和红军领导人的生平身世。
1936年7月，由北平几经辗转后深入陕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成为“在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特地以大量篇幅穿插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彭德怀等众多党和红军领导人的生平身世。
在斯诺笔下，彭德怀这位指挥3万多人军队的司令员“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西行漫记》中特别提到了彭德怀有一件个人衣物，那是长征途中击落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对这件背心“他孩子气地感到得意”。有关彭德怀的采访，因彭老总的鲜明性格，而独具特色。
斯诺在书中明确写道，这是彭德怀本人在宁夏东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给他讲述的，并记述了彭德怀的本色:一位忠诚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
斯诺写道:我在一九三六年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即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
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然、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得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蹿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个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两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
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
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作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即列宁俱乐部。
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浸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大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是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像他那样投奔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垫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天。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
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作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个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可
家乡。
彭德怀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闩上了大门。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像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
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
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一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
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儿百名政治犯一—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两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
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
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一看你怎么叫一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预旺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春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像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一九二七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抗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
“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削阶级的武装。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得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天才的战术相比。像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就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和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所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
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到的，虽然视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下列士点：
“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具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性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
“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一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的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
“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撒。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靠下级的随机应变。
“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叫作‘声东击西的原则’。
“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
“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
“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
据彭德怀司令员说，这就是红军力量所系的主要原则，每次扩大红区都要运用这些原则。
他最后说：“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他们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就能得到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子边上时就提出一个论点。现在他突然停下来，沉思地回想。“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
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自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做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彭德怀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戎马一生，军功卓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被毛主席称赞为“彭大将军”。他一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时刻不忘按照共产党人的工作标准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规范自己，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
致敬彭老总！
来源：二十四桥观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