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蒋介石站在窗前，凝视着庭院中凋零的梧桐叶，随即发往重庆保密局一道指令：“着郑介民立即部署，将张学良移解台湾，务必严密看管，不得有任何差池。”

1946年深秋，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的灯光彻夜未熄。

彼时，蒋介石站在窗前，凝视着庭院中凋零的梧桐叶，随即发往重庆保密局一道指令：“着郑介民立即部署，将张学良移解台湾，务必严密看管，不得有任何差池。”

显而易见，这是蒋介石觉得要继续囚禁张学良，而且台湾比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

而这份密令的背后，不仅是蒋介石对政治隐患的深谋远虑，更是一个时代的权力博弈与个人命运的悲剧交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可是，举国欢腾的背后，是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一边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边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

正是在这盘复杂的政治棋局中，被软禁近十年的张学良，始终是蒋介石心中挥之不去的“隐患”。

自从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随即遭到软禁。从浙江奉化溪口到贵州息烽，再到重庆歌乐山，这位曾经的“少帅”辗转多地，失去了人身自由，却始终未能从蒋介石的政治视野中消失。

其实抗战胜利后，国内舆论对张学良的处境多有同情，不仅很多民主人士呼吁释放这位“民族功臣”，而且共产党始终将张学良视为抗日统一战线的象征，多次提出释放他的要求。

对此，蒋介石感觉如哽在咽。

尤其国民党内部也对张学良的态度存在分歧，部分东北军旧部仍对他心存敬意，蒋介石担心这些力量会在关键时刻形成呼应。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张学良转移到一个更隐蔽、更易控制的地方，成为蒋介石的必然选择。

要知道，当时的台湾，地理位置偏远，与大陆隔海相望，交通不便，便于实施严密的封锁看管。同时，台湾处于国民党的绝对控制之下，没有复杂的政治势力交织，是囚禁“要犯”的理想场所。

就这样，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行动起来。

当然，他更深知此事的敏感性——既要确保行动绝对保密，又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于是他立即召集副局长毛人凤、行动处处长沈醉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制定移解方案。

当时，张学良正被囚禁在贵州桐梓，为了避免引起外界注意，郑介民制定了“暗度陈仓”的计划：也就是以“转移至安全地点休养”为名，将张学良及其随行人员骗离桐梓；然后利用汽车送往重庆白市驿机场，再搭乘专机前往上海；最后，从上海转乘轮船前往台湾基隆。

可以说整个过程严格保密，而所有参与人员都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严禁对外泄露任何信息。

就在10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赵一荻被通知，和部分随行保安人员化装后乘上一辆卡车。然后乘坐这辆卡车在公路上与等候的车队汇合，直奔重庆急驰而去。

当时为了避开人们的耳目，车队在离重庆市30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并且在夜幕下悄悄潜入重庆市郊。

诚然，张学良已经习惯了这样随时被转移的状态，但他在途中还是禁不住问：“这次我们到哪里去？”

随行保安人员说：“刘队长说，先到重庆，然后再去南京。”

随后，车队载着张学良一行人，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处停下，他便和赵一荻在这里暂时住下。

然后，张学良在松林坡大约住了一个星期，等待刘乙光联系飞机。

不过这期间他挺高兴的，以为自己真的要去南京，并且对赵一荻说：“看来委员长想起我张学良了！”

然而赵一荻只是淡淡一笑说：“我担心，委员长对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招了？”

听到这话，张学良不以为然，回应道：“你太多心了，好多人为我奔走呼喊，我想委员长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抗战胜利了，他没理由不放我。”

可是事实呢？张学良真的在做美梦。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拂晓，张学良、赵一荻在特务宪兵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寓所，前往距重庆60里远的白市驿军用机场。

在机场，郑介民亲自督阵，他对张学良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语气生硬地说：“张将军，委员长有令，派我护送你前往新的住处。”

张学良看着这位昔日的同僚，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话。随后，他登上了一架军用运输机。

飞机起飞时，张学良透过舷窗，最后望了一眼重庆，他万万没想到，这座他生活了两年的城市，成为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站。

当飞机飞到江西上空时，可见地面。飞机进入福建上空时，碧空无云，能见度极佳，苍茫大地一览无遗。

然而，当飞机飞越海峡时，张学良感到苗头不对，气愤地责问刘乙光为什么要蒙骗他。刘乙光没有办法，只好把蒋委员长的密令说给张学良。

“干脆把我当犯人算了！”张学良气坏了，但也没有办法。

最终，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飞临宝岛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

当时闻讯赶到机场迎接张学良的是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

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被安排在招待所下榻。三天后，陈仪亲自陪同张学良、赵一荻去预先选定的住处——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这里成了夫妇俩在台湾的第一个幽禁地。

其实蒋介石执意将张学良移解台湾，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老蒋对“西安事变”的可谓长期记恨。尽管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原谅”张学良，但在私下里，他始终将这次“兵谏”视为奇耻大辱。

要知道，西安事变不仅迫使他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让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因此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汉卿之罪，在于破坏纲纪，动摇国本，此恨终生难消。”

再就是老蒋对内战爆发前的政治考量。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蒋介石深知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他更担心，一旦张学良被释放或被共产党营救，将会成为号召全国反蒋的旗帜，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因此，将张学良移解到台湾，既能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又能避免他成为共产党的“棋子”，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对于张学良而言，这次移解意味着他的囚禁生涯进入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孤独的阶段。

在台湾的岁月里，他先后被囚禁在新竹清泉、高雄西子湾、台北北投等地，与外界彻底隔绝，直到1990年才被正式释放，但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90岁的老人。

1994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来源：寻史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