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 年的秋风，把上海的梧桐叶吹得满地转时，我背着娘连夜缝的蓝布包袱，挤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包袱里除了两件换洗衣裳、娘塞的半斤红糖，就藏着那本封面缺了角的书 —— 是爹年轻时买的，扉页上还留着他歪歪扭扭的签名。
好家伙，那本磨破了封皮的《青春之歌》，竟成了我在黄土坡上活下去的底气！
1969 年的秋风，把上海的梧桐叶吹得满地转时，我背着娘连夜缝的蓝布包袱，挤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包袱里除了两件换洗衣裳、娘塞的半斤红糖，就藏着那本封面缺了角的书 —— 是爹年轻时买的，扉页上还留着他歪歪扭扭的签名。
火车哐当哐当摇了三天三夜，窗户外的风景从青瓦白墙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下了火车再转驴车，骨头都快颠散架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 陕西榆林的王家坳。村口老槐树下站着个穿对襟褂子的汉子，皮肤黝黑得像浸过油的铁锅，嗓门亮得能惊飞树梢的麻雀：“是上海来的知青不？我是生产队长王满仓，叫我王大叔就行！”
我赶紧点头，攥着包袱带的手都出了汗。王大叔伸手接我的包袱，掂量了两下：“城里娃细皮嫩肉的，先跟我回家歇脚，明儿再安排住处。” 他前头走，我在后头跟，脚底下的黄土踩上去松松软软，风一吹就迷眼睛。
王大叔家是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黄土和麦秸糊的，院门口堆着几捆晒干的玉米秆。刚进院，就听见屋里传来咳嗽声，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婆婆掀着门帘出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额头上的皱纹像晒开的菊花：“是知青小同志吧？快进屋，炕是热的。” 这是王大婶，王大叔的媳妇。
炕桌边坐着个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用红绳系着，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同、同志好，我叫王芳。” 她眼睛亮得像山泉水，脸盘圆圆的，透着股庄稼人的结实劲儿。
王大婶给我端来一碗玉米糊糊，碗边还沾着点锅巴：“乡下没啥好东西，先垫垫肚子。” 糊糊熬得稠稠的，带着点玉米的清香，我饿了一路，端起来呼噜呼噜就喝。王大叔蹲在炕沿上抽旱烟，烟杆是铜嘴的，抽得 “吧嗒吧嗒” 响：“咱王家坳穷，土薄石头多，种啥都得靠天。你们知青来这儿，委屈了。”
我咽下最后一口糊糊，抹了抹嘴：“不委屈，能干活，能吃苦。” 话是这么说，夜里躺在王大叔家的偏房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土炕烧得太烫，浑身燥得慌，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娘在火车站送我时的哭声。我摸出包袱里的《青春之歌》，借着月光摸了摸封皮，林道静的故事我看了不下五遍，可现在，书里的热血怎么也暖不了我冰凉的手脚。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会计给我分了住处 —— 村东头一间闲置的土坯房，房顶还漏着点光，墙角堆着些干草。王芳跟着我来收拾，她扛着一把扫帚，扫得又快又干净：“这房以前是五保户李爷爷住的，他去年走了。我给你找了些麦秸，垫在炕上当褥子。” 她蹲在地上铺麦秸，辫子垂下来，扫过我的手背，痒痒的。
我想搭把手，却被她拦住：“你歇着，我来。” 她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就把炕铺得整整齐齐，又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烤得焦黄的红薯：“这是我晌午在灶膛里埋的，甜得很。” 红薯皮一剥就掉，瓤是金黄色的，咬一口，又甜又面，烫得我直吐舌头。王芳看着我笑，眼睛弯成了月牙：“慢点儿吃，还有呢。”
队里的活计很快就安排下来，跟着社员们去割糜子。糜子秆又细又硬，我的手没干过活，割了没一会儿，虎口就磨得生疼，手指上划了好几道小口子，渗出血来。王芳跟在我旁边，看我龇牙咧嘴的，把自己的镰刀塞给我：“我的镰刀快，你用这个。” 她的镰刀磨得锃亮，割起糜子来 “唰唰” 的，比我的快一倍。
歇晌的时候，社员们都坐在田埂上吃干粮，我掏出自己带的玉米面窝头，又干又硬，嚼得腮帮子疼。王芳凑过来，从布兜里掏出个菜团子，里面裹着白菜和萝卜：“你吃这个，我娘做的，软和。” 我摆手说不用，她却硬塞到我手里：“拿着，你是城里来的，吃不惯窝头。”
太阳晒得人头晕，我啃着菜团子，看着远处的黄土坡，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来王家坳才三天，我就瘦了一圈，手上的茧子刚长出来，又被磨破了。夜里回到空落落的土坯房，我抱着《青春之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书里的文字模糊了，我想起上海家里的白米饭，想起娘做的红烧肉，想起爹在灯下给我补书包的样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适应了王家坳的生活。早上天不亮就上工，晚上披着星星回家，手上的茧子厚了，再也不怕镰刀磨了。王大叔一家总想着我，王大婶隔三差五给我送碗热汤，王芳常来帮我补衣服，她的针线活好，针脚又细又密。
可粮食的问题越来越棘手。知青的口粮是按人头分的，每人每月三十斤粗粮，不够吃。我顿顿都是玉米糊糊配窝头，有时候连糊糊都喝不饱，夜里饿得睡不着，只能喝凉水填肚子。有一次上工，我割着糜子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田埂上。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王大叔家的炕上，王大婶正用毛巾给我擦脸，王芳端着一碗米汤，站在旁边急得眼圈发红：“医生说了，你是低血糖，饿的。” 王大叔蹲在炕边，抽着旱烟不说话，烟圈一圈圈往上飘，把他的眉头都绕皱了。
“小同志，” 王大叔猛吸了一口烟，把烟杆在炕沿上磕了磕，“咱这儿粮食金贵，可也不能让你饿坏了。以后你就来家里吃，添双筷子的事儿。” 我赶紧摇头：“不行，大叔，你们家也不宽裕。” 王大婶拍了拍我的手：“别客气，咱王家坳人，最实在。你一个娃在外头，不容易。”
从那以后，我常去王大叔家吃饭。王芳总是把碗里的红薯夹给我，自己吃窝头。我过意不去，就教她认字。她学得快，一篇《为人民服务》，教两遍就会背。晚上，我们坐在煤油灯底下，她写字，我看书，王大叔和王大婶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笑，屋里的气氛暖融融的。
可我知道，他们家也不富裕。王大叔有个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需要吃药。王芳还有个弟弟，叫王小柱，才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去的次数多了，就觉得占了他们家的便宜，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天我从上海带来的红糖吃完了，娘塞的钱也快花光了。夜里，我翻遍了包袱，除了几件衣服，就只有那本《青春之歌》。我摩挲着书皮，突然想起王芳上次跟我说，她特别想看故事书，可村里连一本连环画都找不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冒了出来 —— 用这本书，换点粮食。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本书是爹留给我的念想，陪了我好几年，可现在，它再金贵，也不如半袋红薯能让我活下去。我咬了咬牙，把书揣在怀里，往王大叔家走去。
王大叔家的灯还亮着，王芳正在纳鞋底，王大叔在给牲口铡草。我站在院门口，犹豫了半天，才喊了一声：“大叔。” 王大叔抬起头，看见是我，赶紧放下铡刀：“进来坐，刚煮了红薯，正热着呢。”
屋里的炕桌上摆着几个热气腾腾的红薯，王芳给我拿了一个：“快吃，刚出锅的。” 我接过红薯，却没吃，把怀里的书掏了出来，放在炕桌上：“大叔，大婶，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王大叔放下手里的旱烟，盯着那本书看：“这是啥？”“是本小说，叫《青春之歌》。” 我咽了口唾沫，声音有点发颤，“我想…… 用这本书，跟你们换半袋红薯。”
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煤油灯的火苗 “噼啪” 响着。王芳停下了手里的针线，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我手里的书。王大婶皱了皱眉：“小同志，你这是干啥？书是好东西，咋能换红薯？”
“我粮食不够吃了，”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现在…… 它对我来说，不如红薯管用。” 王大叔拿起书，翻了翻，他不认多少字，可还是看得很认真。书的扉页上，爹的签名被磨得有点模糊了。
“这书，你爹给你的？” 王大叔突然问。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是，我爹年轻时买的。” 王大叔把书放在炕桌上，站起身，往屋外走去。不一会儿，他扛着一个半满的麻袋进来，“哗啦” 一声放在地上：“这里面是红薯，大概有半袋。你把书收回去。”
我赶紧站起来：“不行，大叔，我不能白要你的红薯。”“啥白要？” 王大叔摆了摆手，“书是金贵东西，比红薯值钱多了。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把书借给小芳看，等她看完了再还你。” 王芳眼睛一亮，看着我：“真的吗？我能看这本书？”
我看着王大叔真诚的脸，看着王芳期待的眼神，心里一热，把书推到她面前：“给你看，你慢慢看。” 王芳小心翼翼地把书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宝贝：“我会好好爱护它的，看完就还你。” 王大婶给我装了几个热红薯，塞到我手里：“拿着路上吃，别饿坏了。”
我扛着半袋红薯往回走，红薯的重量压在肩上，却觉得特别踏实。风还是那么凉，可我的心里暖融融的。我知道，我用一本书，换回来的不只是半袋红薯，还有王家坳人最真挚的善意。
回到住处，我煮了个红薯，咬一口，甜到了心里。我想起王大叔的话，想起王芳抱着书时的样子，突然觉得，在这片黄土坡上，我不再是孤单一人。
过了几天，王芳把书还给我，书页上干干净净的，她还细心地用麻线把磨破的封皮缝好了。“书真好看，” 她坐在我家的炕边，眼睛亮晶晶的，“林道静真勇敢，我要是她，肯定没那么大的勇气。” 我笑了：“你也很勇敢，你比我能干多了。”
她脸一红，低下头：“我就是个农村姑娘，啥也不懂。”“农村姑娘怎么了？” 我看着她，“你会割糜子，会纳鞋底，会照顾老人，这些都是本事。”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们来往得更密切了。上工的时候，她总跟在我旁边，帮我干活；歇晌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埂上，我给她讲书里的故事，她给我讲村里的趣事。王小柱也常来跟我玩，他会爬树，每次都给我摘些野枣，甜丝丝的。
王大叔看在眼里，心里也有了数。有一次收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给我倒了碗白酒：“小同志，我看你和小芳挺合得来。你要是不嫌弃咱王家坳穷，不嫌弃小芳没文化，我想…… 给你们俩保个媒。”
我手里的酒碗晃了一下，酒洒了一点在手上，烫得我心里发痒。我看着王大叔期待的眼神，又看了看站在门口、脸红红的王芳，用力点了点头：“大叔，我愿意。” 王芳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转身跑回了屋里。王大婶笑着拍了拍我的手：“好，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排场，队里的社员们都来凑了热闹。王大婶给小芳做了一身新衣裳，红底白花的，特别好看。我穿着娘给我做的蓝布褂子，牵着王芳的手，站在王大叔和王大婶面前，磕了三个头。王大叔笑得合不拢嘴，给我和小芳各倒了一碗酒：“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要互相疼惜，好好过日子。”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幸福。我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家，晚上坐在煤油灯底下，她纳鞋底，我看书。王大婶把家里的粮食都交给我管，她说：“你是城里来的，有文化，比我们会盘算。” 我把粮食分好，留够全家的口粮，剩下的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冬天的时候，王大叔的老母亲病加重了，需要去县城医院看病。医药费要不少钱，家里的积蓄不够。我想起上海的家里还有些存款，就给娘写了封信，让她寄点钱过来。娘很快就寄了钱来，还附了封信，说让我好好照顾自己，要是实在不行，就回上海。
我拿着钱，带着王大叔和他老母亲去了县城医院。医生说幸好送得及时，没什么大碍。王大叔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小同志，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拍了拍他的手：“大叔，我是您的女婿，这是我应该做的。”
从县城回来后，王小柱总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口一个 “姐夫” 叫着，甜得很。王芳也更疼我了，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有一次我感冒了，发烧不退，她守在我身边，一夜没合眼，用湿毛巾给我擦脸，给我熬姜汤。我醒的时候，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心里暖得一塌糊涂。
开春的时候，队里分了新的土地，我和王芳商量着，种点蔬菜和土豆，这样就能省点粮食。我们起早贪黑地翻地、播种、浇水，蔬菜长得绿油油的，土豆也结了不少。王大婶看着满园的蔬菜，笑得合不拢嘴：“还是有文化的人会过日子。”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知青返城的消息也传了过来。队里的知青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上海。王芳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安：“你…… 你要回上海吗？”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一直在发抖。“我不回，”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这里有你，有大叔大婶，有小柱，这里就是我的家。”
王芳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扑进我的怀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王大叔和王大婶听说我不回上海，都特别高兴。王大叔拍着我的肩膀：“好小子，有良心。以后，咱王家坳就是你的根。”
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娘，娘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我给她寄了张我和王芳的合影，还有王小柱的信，娘才松了口，说让我好好过日子，有空回上海看看她。
后来，我在村里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王芳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带领妇女们搞副业，种棉花、织土布，日子越过越红火。王小柱也长大了，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
有一年冬天，上海的娘来了。她第一次来王家坳，看到土坯房，看到满院的蔬菜，看到王芳和王大叔一家对我那么好，终于放下了心。娘拉着王芳的手，笑得很慈祥：“孩子，委屈你了，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 王芳摇着头：“不委屈，娘，他对我很好。”
娘在王家坳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和王大婶一起做饭、唠家常，两个人像亲母女一样。临走的时候，娘给王芳留了一块手表，给小柱留了一支钢笔：“小柱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
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了。我和王芳的孩子也长大了，考上了上海的大学，成了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王大叔和王大婶都不在了，王小柱也成了村里的生产队长，把王家坳治理得井井有条。
那本《青春之歌》，我一直珍藏着。封皮补了又补，书页也泛黄了，可它在我心里，比任何宝贝都珍贵。它见证了我在黄土坡上的岁月，见证了我和王芳的爱情，见证了王家坳人最真挚的善意。
有时候，我会和王芳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给她讲书里的故事。她还是像年轻时那样，听得很认真，眼睛亮晶晶的。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院子里嬉戏的孙子孙女，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常常想起 1969 年的那个秋天，想起那半袋红薯，想起王大叔一家的笑脸。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用那本旧书，换了王家坳的半袋红薯，换了我这一辈子的幸福。
那半袋红薯的香甜，和黄土坡上的温情，一辈子都刻在我心里。
来源：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