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别人还在工厂里拧螺丝的时候，我已经靠着倒腾股票，成了别人口中的“江总”。

1996年，深圳。

风是咸的，带着一股子鱼腥味，还有施工工地上扬起来的尘土味儿。

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闻过的，最绝望的味道。

国贸大厦楼顶的风，比地面上要猛得多。

吹得我那件花大价钱买来的阿玛尼西装，像一面破旗，呼啦啦地响。

我叫江涛，二十八岁。

在别人还在工厂里拧螺丝的时候，我已经靠着倒腾股票，成了别人口中的“江总”。

那时候的我，狂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深圳遍地是黄金，而我，就是那个拿着最强磁铁的人。

我甚至看不起我爸，一个在小县城干了一辈子会计的老头子。

他跟我说，账要做平，人要踏实。

我当着他的面笑。

“爸，时代变了。现在是拿钱生钱，谁还靠手艺吃饭？”

我爸气得哆嗦，指着我骂：“你迟早要栽跟头！”

我栽了。

栽得比我想象中任何一种方式都要惨烈。

九六年初，股市跟疯了一样，闭着眼睛买都能涨。

我加了杠杆，把所有身家，甚至还借了高利贷，一股脑全砸了进去。

我当时的梦想，是在年底前，买下华侨城的一栋别墅。

结果，别墅没买到，我等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崩盘。

一根又一根绿得发黑的阴线，像一把把刀，把我捅了个对穿。

一开始，我还抱着幻想。

技术性回调，庄家在洗盘。

我对自己说，稳住，江涛，你是天才，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直到我的账户被强行平仓，那些鲜红的负数，像一张血盆大口，把我吞得干干净净。

然后，电话就来了。

先是银行的，礼貌而冰冷。

“江先生，您的贷款已经逾期，请尽快处理。”

然后是我那些“朋友”的。

“阿涛，不是我不帮你，我最近手头也紧……”

最后，是那帮放高利贷的孙子。

电话那头不是人声，是咆哮。

“姓江的，三天之内钱不到账，就去你老家把你爹妈的腿打断！”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天，塌了。

我完了。

我像个孤魂野鬼，在深圳街头游荡了两天。

曾经那些对我点头哈腰的餐厅经理，看到我都像见了鬼，扭头就走。

我口袋里最后几个钢镚，买了两个包子。

蹲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车来车往，看着那些和我曾经一样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爸的脸，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闪。

他那句“你迟早要栽跟头”，像一句咒语。

我没脸回去见他。

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被人打断腿。

死。

这个念头，就这么冒了出来。

像一颗黑色的种子，迅速在我心里发了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债不用还了，羞辱也结束了。

我选了国贸大厦。

因为我第一次赚到一百万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旋转餐厅请客吃饭的。

我当时指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对我的同伴说：“看到没有？这下面的一切，迟早都是我们的。”

多讽刺。

从哪儿吹的牛，就从哪儿结束吧。

我避开保安，从消防通道一口气爬到了顶楼。

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只剩下风声。

我走到天台边缘，往下看。

车，像甲壳虫。

人，像蚂蚁。

我曾经觉得，这些人都是我脚下的蝼蚁。

现在，我连蝼蚁都不如。

我掏出最后一根烟，手抖得厉害，点了三次才点着。

猛吸了一口。

烟雾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不知道那是烟呛的，还是我自己想哭。

二十八年的人生，像一部快进的电影，在眼前闪过。

小时候偷邻居家的西瓜被我爸吊起来打。

第一次考一百分，我妈给我做了红烧肉。

大学里，为了追女同学，在宿舍楼下弹吉他。

还有那些在股市里红了眼，赚到钱后彻夜狂欢的日子。

一切，都结束了。

我把烟头扔下高楼，看着那一点猩红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然后熄灭。

就像我的人生。

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像一只准备拥抱天空的鸟。

再见了，这个操蛋的世界。

“小伙子。”

一个沙哑又陌生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我吓得一哆嗦，差点直接掉下去。

我猛地回头。

是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

五十岁上下的样子，皮肤黝黑，脸上全是褶子，像被太阳晒干的橘子皮。

他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半瓶水的军用水壶。

他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恐，没有鄙夷，只有一种……平静。

像是在问一个迷路的人。

“你在这儿干啥呢？”

我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我在看风景？

鬼才信。

我的脸色一定比死人还难看。

我喉咙发干，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他往前走了两步，扫帚在地上轻轻拖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有啥想不开的？”

他离我只有三四米远，停住了。

“这风大，有话下来好好说。”

我冷笑一声，绝望和愤怒一起涌了上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开！”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尤其是一个清洁工。

在我眼里，他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凭什么管我？

他摇了摇头，没生气。

他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水壶放在地上。

“从这儿跳下去，是快。”

他慢悠悠地说。

“可你想过没有，底下要是砸到人怎么办？”

我愣了。

我他妈都要死了，还管会不会砸到人？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再说了，”他继续说，“你欠的钱，死了就不用还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那些要债的，找不到你，就会去找你爹妈。你爹妈一把年纪了，替你去挨打？替你去还债？”

我浑身一震。

我爹妈的脸，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我爸的固执，我妈的眼泪。

如果我死了，那些追债的疯狗，真的会放过他们吗？

不会。

他们只会更加疯狂地扑上去。

我死了，是解脱了。

可我把全世界的痛苦，都留给了我最亲的人。

我浑身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怕。

一种比死亡更强烈的恐惧，攫住了我。

我看到那个清洁工，又往前走了一步。

他的手，伸向我。

那是一只怎样的手啊。

布满了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还有黑色的污垢。

就是这样一只手，在我膝盖一软，快要站不稳的时候，闪电般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

像一把铁钳。

“下来！”

他低吼一声，猛地一拽。

我整个人被他从天台边缘，硬生生地拖了回来。

我摔在地上，屁股都快裂了。

西装也被粗糙的水泥地蹭破了一个大口子。

我顾不上疼，也顾不上狼狈。

我趴在地上，像一条离了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眼泪，鼻涕，一股脑地全涌了出来。

我哭了。

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这几天所有的委屈、不甘、恐惧、绝望，在这一刻，全部决了堤。

他就站在我旁边，没说话，也没走开。

他就那么站着。

等我哭得差不多了，哭到浑身脱力，只剩下抽噎。

他才蹲下来，把那个军用水壶递到我面前。

“喝口水吧。”

我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看着他。

他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仿佛刚才救下的不是一条人命，只是捡起了一个被风吹走的垃圾袋。

我接过水壶，那水壶还是温的。

我灌了几大口。

水顺着喉咙流下去，浇灭了一部分心里的火，也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谢谢。”我哑着嗓子说。

他摆摆手，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多大点事儿，就要死要活的。”

他的语气，像在说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苦笑。

“你不懂。”

“我是不懂你们这些文化人玩的东西，”他说，“我只知道，人只要活着，就有指望。”

“指望？”我自嘲地笑了，“我欠了几百万，房子车子全没了，朋友都躲着我，拿什么指望？”

“几百万是多少钱？”他问，一脸认真。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这个数字。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很多很多钱。”我说。

“比天还大？”他反问。

我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接过来。

他又给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风中很快散去。

“我老家是河南农村的。”他缓缓开口。

“有一年，发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房子也冲塌了一半。一家人，就指着那几亩地吃饭呢。那年头，真是觉得天塌了，活不下去了。”

他看着远方，眼神悠远。

“村里有人想不开，上吊了。可剩下的人，还得活啊。”

“水退了，大家伙儿一起，把地重新整出来。没种子，就去借。没房子，就搭个棚子住。一顿饭，分两顿吃。”

“第二年，收成了。日子，不就又过回来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

“钱没了，可以再挣。命没了，就啥都没了。”

他的话，很简单，很朴实。

没有一句大道理。

可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

是啊。

钱没了，可以再挣。

我江涛，二十八岁，有手有脚，脑子也不笨。

我能从一个穷小子，赚到几百万。

为什么就不能从头再来一次？

我之前，是被失败和恐惧蒙住了眼睛。

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

可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只要活着，就像他说的，就有指望。

“我儿子，在老家上高中，学习好，老师说能考上大学。”他脸上露出一丝骄傲的笑容。

“可上大学要钱啊。我出来打工，就是想给他攒点学费。”

“我一个月工资，五百块。除掉吃住，能剩下三百。一年，能攒三千多。”

他掰着手指头，算得很认真。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一天在股市里的输赢，可能就是他好几年的工资。

我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数字要死要活。

而他，为了几千块的学费，在离家千里的地方，干着最累的活。

我们俩，到底谁更可悲？

“小伙子，你还年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我们在天台上坐了很久。

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光，洒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上。

也洒在我们身上。

临走的时候，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

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些一块两块的。

他数了数，抽出两张一百的，塞到我手里。

“拿着。”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缩回手。

“不，我不能要！”

这是他的血汗钱，是他儿子的学费！

“拿着！”他把钱硬塞进我手里，眉头拧了起来，语气不容置疑。

“你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连顿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从头再来？”

“先找个地方住下，吃饱饭，再想别的。”

“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我捏着那两张滚烫的百元大钞，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一个欠着几百万的“负翁”，居然要靠一个清洁工接济。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讽刺。

可这二百块钱，却比我之前赚过的任何一笔钱，都更重。

重得我几乎拿不动。

我抬起头，想问他的名字，想问他在哪里工作。

他却摆了摆手，拿起他的扫帚和水壶，转身就走。

“我叫杨立强。”

他丢下这句话，背影很快就消失在消防通道的门后。

杨立强。

我把这个名字，连同那二百块钱的温度，一起刻在了心里。

我没有回我那已经被贴了封条的“家”。

我用那二百块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票。

离开了深圳。

我没脸待下去。

我需要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一路向北。

我选了一个陌生的省会城市，南昌。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带着点“昌盛”的彩头。

下了火车，我站在车站广场上，茫然四顾。

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钱。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了个公共澡堂，把自己从里到外洗了个干净。

然后，把那身破了洞的阿玛尼西装，连同我那可笑的过去，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我买了一身最便宜的蓝色工装，穿在身上。

看着镜子里那个剃着板寸，皮肤黝黑，眼神陌生的自己，我对自己说：

江涛，从今天起，你死了。

活下来的人，叫新生。

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城中村单间，一个月八十块。

房间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然后，我开始找工作。

我以为，凭我过去的履历，找个工作应该不难。

现实又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文凭，大学没毕业就下海了。

我也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技能，除了炒股。

可现在，谁还敢信一个炒股炒到倾家荡产的人？

我去应聘销售，人家嫌我口才太“浮”，不像个踏实干活的。

我去应聘文员，人家嫌我连电脑都不会用。

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个稀罕物。

一连碰壁一个多星期，我口袋里的钱，快见底了。

我终于认清了现实。

我，江涛，现在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除了会吹牛，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板床上，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又想到了死。

但是，杨立强的脸，和他那句“人只要活着，就有指望”，又冒了出来。

还有那二百块钱的温度。

我不能死。

我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欠杨立强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第二天，我去了劳务市场。

那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跟一群光着膀子的大汉挤在一起，等着工头来挑人。

“城东工地，要二十个小工，一天三十块，管一顿午饭，干的举手！”

我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

我被一个黑胖的工头领上了一辆破旧的卡车。

车斗里，挤满了人，一股汗臭味。

我曾经是坐着桑塔纳，出入高档写字楼的“江总”。

现在，我成了去工地上搬砖的小工。

第一天，我的手就磨破了。

血泡一个接一个。

晚上回到那个小单间，我累得连根手指头都不想动。

我趴在床上，闻着自己身上的汗臭和泥土味，心里却出奇的平静。

这钱，挣得踏实。

我开始在工地上干活。

搬砖、和水泥、推车……什么累活脏活，我都抢着干。

工友们都笑我，说我这个小白脸，看着不像干粗活的料，没想到还挺能吃苦。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午饭的时候，一人一个大铝饭盒，白菜炖豆腐，上面飘着几片肥肉。

我每次都能吃两大碗米饭。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饭。

我把每天挣的钱，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全都存起来。

一张一块，一张五块。

我不再想什么一夜暴富。

我只想踏踏实实地，把杨立强那二百块钱先挣出来。

在工地干了半年，我攒下了一千多块钱。

我还清了当初离开深圳时，跟一个老乡借的路费。

剩下的钱，我寄了五百块回家。

我在信里说，我在外面找了个工作，挺好的，让爸妈别担心。

我没敢说我在工地搬砖。

我怕我妈会哭。

我爸给我回了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拿着那封信，我在工地宿舍里，哭得像个傻子。

工地上的日子，简单又枯燥。

但我没有闲着。

我发现，工地上很多工友，都是外地来的，晚上没什么娱乐活动，除了打牌就是喝酒。

而那时候，网吧开始悄然兴起了。

我动了心思。

我用攒下来的钱，加上跟工头预支的工资，凑了三千块。

在工地附近，租了一个小门面。

然后，我跑去二手电脑城，淘了五台最便宜的二手电脑。

我的“启航网吧”就这么开业了。

没有招牌，就是一块木板，用红漆写了三个字。

一开始，没人来。

工友们觉得，花几块钱去玩那个“破盒子”，还不如喝两瓶啤酒来得实在。

我不着急。

我把第一台电脑，设置成了免费试玩。

然后，我找到了工地上几个年轻的小伙子。

我跟他们说，我教他们玩一个叫《红色警戒》的游戏。

男孩子，对这种打打杀杀的游戏，天生没有抵抗力。

很快，我的小网吧里，就有了第一批客人。

“狗日的，快造坦克！对面要冲过来了！”

“基地！基地要爆了！”

……

每天晚上，我的小破屋里，都充斥着这样的叫喊声和鼠标的咔哒声。

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从一开始的五台电脑，到十台，再到二十台。

一年后，我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手里还攒下了五万块钱。

那是我东山再起的第一桶金。

我没有再回股市。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把网吧交给了当初那几个跟我最铁的小伙子打理，自己又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2000年左右，物流行业开始冒头。

我敏锐地感觉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绝对是一个风口。

我拿着那五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卡车。

注册了一家小小的货运公司。

公司就我一个人，既是老板，也是司机，还是搬运工。

我开始跑长途。

从南昌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义乌。

吃住都在车上。

为了省钱，我啃了无数个冷馒头，喝了无数壶凉水。

有一次，在国道上，车坏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一个人，在车底修了两天两夜，满身油污，才把车修好。

还有一次，遇到了路霸。

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拿着钢管，拦住我的车要钱。

我二话不说，从驾驶室下面，抽出了一根我早就准备好的撬棍。

我指着他们，眼睛都红了。

“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你们谁想要，就上来拿！”

也许是我那副不要命的架势吓到了他们。

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几年，我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东南沿海。

我见证了无数工厂的兴起，也见证了无数货物的南来北往。

我的车，从一辆，变成了三辆，五辆，十辆……

我的公司，也从一个人的皮包公司，变成了一个拥有几十号员工的正规物流企业。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很多人又一次栽了跟头。

但我，安然无恙。

因为我始终记得我爸的话：账要做平，人要踏实。

我也始终记得杨立强的话：人活着，就有指望。

我不再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刺激。

我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危机，对我来说，反而成了机会。

很多小物流公司倒闭了，他们的市场份额，被我一点点吃下。

到2010年，我的“启航物流”，已经成了省内小有名气的物流公司。

我买了房，买了车。

比我当年在深圳时，更气派的房，更豪华的车。

我把我爸妈接到了南昌。

我爸看着我的公司，看着那一排排整齐的卡车，看着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各种奖状。

他没夸我。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

“像个人样了。”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最高的评价。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东山再起”的传奇。

饭局上，总有人让我分享成功的经验。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

我说，我的成功，没什么经验。

我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个贵人。

他们都以为我是在谦虚。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没有杨立强，就没有今天的江涛。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那个黝黑的，沉默的，像山一样稳重的男人。

还有那二百块钱。

我一直想找到他，把钱还给他。

不，不仅仅是还钱。

我想当面对他说一声，谢谢。

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一个二十年前的清洁工？

我只知道他叫杨立强，老家是河南的。

河南那么大，叫杨立强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我派人去深圳打听过。

国贸大厦早就物是人非，当年的物业公司都换了好几家。

根本没人记得一个叫杨立强的清洁工。

线索，就这么断了。

这件事，成了我心里一个最大的遗憾。

我常常在想，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的儿子，考上大学了吗？

他还在干清洁工吗？

还是已经回老家，安享晚年了？

直到2016年。

我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集团。

业务遍布全国，甚至开始涉足海外。

有一天，我跟深圳分公司的一个老员工吃饭。

他是我创业初期就跟着我的，也是深圳本地人。

酒过三巡，我们聊起了过去。

我鬼使神差地，又提起了那个叫杨立强的清洁工。

“杨立强？”那个老员工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江总，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心里咯噔一下，酒意瞬间醒了大半。

“你再仔细想想！”我抓住他的胳膊，有些激动。

“我想起来了！”他一拍大腿，“当年国贸大厦的保洁，是外包给一个叫‘洁净万家’的公司。我有个远房亲戚，就在那个公司当过主管！”

“那家公司还在吗？你那个亲戚还能联系上吗？”我追问。

“公司早黄了。但我亲戚应该还在深圳，我回去帮你问问！”

三天后，我接到了那个老员工的电话。

他说，他找到他那个亲戚了。

那个亲戚，对杨立强有印象。

因为杨立强是他们公司当年评的唯一一个优秀员工。

老实，肯干，从不偷懒。

他还说，杨立强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辞职回老家了。

因为他儿子考上了大学，家里需要人。

“他老家是哪儿的？”我急切地问。

“好像是……河南周口，一个叫杨家庄的村子。”

河南，周口，杨家庄。

我挂了电话，手都在抖。

二十年了。

我终于，有了他的消息。

我立刻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订了去河南的机票。

我的助理问我，有什么紧急的业务。

我说，我去还一笔债。

一笔欠了二十年的债。

从郑州机场下来，我们又开了四个多小时的车，才到了周口市。

杨家庄，是一个很普通的北方村庄。

土路，灰墙，袅袅的炊烟。

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杨立强的家。

那是一个很破旧的院子，土坯墙，门口的木门油漆都掉光了。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竟然有些紧张。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

我让助理和司机在车里等。

我一个人，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

院子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佝偻着腰，在给一小片菜地浇水。

他的背影，和二十年前，在天台上那个沉默的背影，慢慢重合。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大爷。”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

那张脸，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

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

他疑惑地看着我。

一个穿着考究西装的陌生人。

“你找谁？”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沙哑。

“我找……杨立强。”

“我就是。”他说。

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

“您……还记得我吗？”

他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

看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不认得。”

我的心，沉了一下。

也是。

二十年了。

我从一个瘦弱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微胖的中年人。

他怎么可能还认得我。

“1996年。”我说。

“深圳，国贸大厦，楼顶。”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的重量。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

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他手里的水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你是那个……”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是我。”

“我是江涛。”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只手，还是那么粗糙，那么有力。

“你……你……”

他“你”了半天，眼眶也红了。

“好，好啊！还活着就好！”

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闻声走出来，应该是他的老伴。

“老头子，这是谁啊？”

“贵客！贵客！”杨立强拉着我，激动地往屋里走。

屋里很简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

墙上，贴着几张奖状。

“杨文博，三好学生。”

“杨文博，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二等奖。”

我看到了他儿子的名字。

“我儿子，争气！”杨立强指着奖状，一脸骄傲。

“大学毕业，在郑州当了工程师。已经结婚了，孙子都上小学了。”

“就是……郑州房价太贵，他们两口子，到现在还租房子住。”

他叹了口气。

我心里，五味杂陈。

他救了我一命，改变了我的人生。

而他自己，却还过着这么清贫的生活。

我们聊了很久。

聊我这二十年的经历。

我没有隐瞒任何事，从工地上搬砖，到开网吧，再到跑物流。

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

“好，好，踏实。”他一直重复着这两个字。

中午，他老伴做了一桌子菜。

小笨鸡炖蘑菇，自家种的青菜。

他说，这是他们家过年才吃的菜。

我吃着那只鸡，觉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吃。

吃完饭，我从我带来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盒子。

我把它推到杨立强面前。

“杨大爷，这是我给您的。”

他打开盒子，愣住了。

里面，是一沓一沓的现金。

整整一百万。

“你这是干啥！”他猛地把盒子推了回来，脸色都变了。

“这钱我不能要！我当初救你，又不是图你报答！”

“杨大爷，”我按住他的手，认真地说，“这不是报答。”

“这是还债。”

“我欠您的，不止是二百块钱，还有一条命。”

“这一百万，跟您给我的比起来，九牛一毛。”

“您拿着，给文博在郑州买套房。别让他和嫂子再租房子住了。”

他还是摇头，态度很坚决。

“不行，这钱太多了。我不能要。”

我看着他固执的样子，知道再劝也没用。

我想了想，说：“杨大爷，您听我说。”

“我这次来，除了还钱，还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

“啥事？”

“我在郑州，新开发了一个楼盘。地段很好，但是销售情况一直不太理想。”

我开始了我这辈子最认真的“忽悠”。

“我听说，您当年是‘洁净万家’的优秀员工，在管理上肯定有自己的一套。我想聘请您，当我们这个楼盘的物业总顾问。”

杨立强愣住了。

“我？一个扫地的，能当啥顾问？”

“您别谦虚。”我继续说，“物业管理，核心就是服务和责任心。这两样，您都有。”

“至于薪水嘛……我们公司对高级顾问，都是有股权激励的。我打算，把这个楼盘其中一栋楼的产权，转到您名下。就当是您的薪水和奖金了。”

杨立强和他老伴，都听傻了。

送一栋楼？

这哪是请顾问，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江总，你别开玩笑了。这……这使不得。”杨立强连连摆手。

我站起身，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

“杨大爷，二十年前，您给了我活下去的指望。”

“现在，我也想给您和您的家人，一个更好的指望。”

“您要是还认我这个朋友，就别拒绝。”

“这栋楼，不是我送您的。是您应得的。”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这栋楼。”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栋楼，本来就是您的。”

我看着他，眼含热泪。

杨立强沉默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好。”

他说。

“我听你的。”

后来，我把杨大爷一家，都接到了郑州。

那栋楼，顺利地过户到了他的名下。

我没有骗他，我真的聘请他当了我们所有物业公司的终身名誉顾问。

每个月，我都会去他家，陪他喝喝茶，聊聊天。

他还是喜欢穿着那身蓝色的工作服，在小区里溜达。

看到哪里不干净，他会亲自拿起扫帚去扫。

看到哪个业主有困难，他会第一个上去帮忙。

小区的居民，都特别尊敬他。

他们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是这栋楼的主人。

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

2020年，杨大爷走了。

走得很安详。

在他的葬礼上，他儿子杨文博，拉着我的手，哭着对我说：

“江叔，谢谢你。你让我爸的晚年，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我摇了摇头。

“该说谢谢的，是我。”

“你爸，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老师。”

“他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

站在墓碑前，看着杨立强那张黝黑的笑脸。

我又想起了1996年，那个风很大的下午。

深圳国贸大厦的楼顶。

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和他那句朴实无华的话。

“人只要活着，就有指望。”

是啊。

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就像股市的曲线。

有波峰，就有波谷。

跌倒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了爬起来的勇气，和活下去的指望。

我这一生，做过无数次投资。

有赚，有赔。

但最成功的一次投资，无疑是二十多年前，杨立强投给我的那二百块钱。

他投下的，是善意。

收获的，是生命。

而我，用一座大楼，去偿还这份恩情。

不是因为我多有钱，多慷慨。

而是因为我想让这个世界知道：

你的一次善举，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而一份迟到的感恩，无论过去多久，都依然滚烫。

来源：暮归念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