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六年的夏天，深圳的空气是黏的，带着一股子工业机油和廉价香水混合的味道。

九六年的夏天，深圳的空气是黏的，带着一股子工业机油和廉价香水混合的味道。

我攥着一张揉得发皱的地图，站在华强北的街口，感觉自己像一滴即将被蒸发的水。

从老家湖南过来，火车坐了两天一夜，绿皮车厢里汗味和泡面味搅拌在一起，成了我对“远方”的最初嗅觉记忆。

口袋里揣着三百二十七块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来之前，同村出去闯过的二叔告诉我，深圳遍地是黄金，只要你肯弯腰，就能捡到。

我来了，弯了半个月的腰，送出去十几份简历，黄金没捡到，捡了一肚子灰。

那些大公司的前台小姐，眼光像X光，从头到脚一扫，就把我简历里那个“中专毕业”的标签放大了十倍。

“等通知吧。”

这句话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

“等通知”就是“你没戏了”的礼貌说法，这是我在深圳学到的第一课。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人行道烤化。我拐进一个叫赛格的电子市场，不是为了找工作，纯粹是想蹭点空调。

市场里人声鼎沸，柜台一个挨着一个，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飘着新塑料外壳和焊锡丝的特殊气味。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眼神扫过那些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

“诚聘仓管，要求高中以上学历。”

“急招业务员，口齿伶俐，形象佳。”

没一个跟我沾边。

就在我准备放弃，去吃一碗四块钱的猪脚饭时，一张A4纸吸引了我。

它没贴在专门的招聘栏，而是用透明胶带随意地粘在一个小铺面的玻璃门上。

纸已经有点卷边，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大字：“招人”。

就这两个字，没头没尾，下面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凑过去看。

铺面不大，也就二十来平，里面堆满了各种电子元件和拆开的机器外壳，像个废品回收站。

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蹲在地上，捣鼓一个被开膛破肚的显示器。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衬衫，扎着个马尾，动作很利索。

我犹豫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

她没回头，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有点闷，但很清亮。

“门没锁，自己推。”

我推开门，一股热浪夹杂着松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找谁？”她还是没回头。

“我……我看到门口贴着招人。”我的声音有点发虚，主要是被这屋里的阵仗吓到了。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然后，她站起来，转过身。

我愣了一下。

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被生活和生意磋磨得满脸沧桑的中年妇女。

但她很年轻，最多二十五六岁，皮肤很白，是那种在南方少见的、不见阳光的白。眼睛很大，眼神很亮，或者说，很锐利。

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那双快要开口笑的解放鞋上停了半秒。

“我就是老板。”她说，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我叫林晚。”

“我叫陈风。”我赶紧说。

她点点头，没接话，而是指了指地上那个被拆开的显示器。

“你来看。这玩意儿，客户拿来说花屏，修了两次没修好，要退货。”

我蹲下去，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和电容。

说实话，我看不懂。

我中专学的是机电，但学校里教的都是理论，用的都是早就淘汰的教具。这种新型号的彩色显示器，我只在杂志上见过。

林晚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探究。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我感觉额头开始冒汗。

这是在考我。

我要是说不知道，估计立刻就得滚蛋。

可我要是装懂，胡说八道，肯定也瞒不过她。

我脑子飞快地转。

我确实不懂修。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拆东西。

家里的收音机、闹钟、我爸的凤凰牌自行车，没有一个逃过我的毒手。虽然十次有九次装不回去，但拆的那个过程，我门儿清。

哪颗螺丝对应哪个孔，哪根线连着哪个焊点，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我心一横，牙一咬。

“问题出在哪我不知道。”我说。

林晚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似乎有点意外。

我豁出去了，继续说：“我不会修。”

空气安静了两秒。

我甚至能听到墙上那个破风扇在有气无力地呻吟。

完蛋了。我想。这天没法聊了。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说声“打扰了”的时候，林晚突然开口。

“那你来应聘什么？”她的语气里听不出喜怒。

我看着她那双锐利的眼睛，鬼使神差地，说出了那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

“我不会修。”

“但我会拆。”

林晚愣住了。

她那双总是带着审视和锐气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真正的惊讶。

然后，她笑了。

不是那种敷衍的、礼貌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嘴角咧开，连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有意思。”她说，“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会修电脑的。华强北，你随便扔块砖头，能砸到三个说自己是‘电脑工程师’的。”

她顿了顿，指着满屋子的“电子垃圾”。

“但我缺一个会拆东西，还敢承认自己只会拆东西的人。”

我有点懵。

这算什么？夸奖吗？

“你叫陈风是吧？”

“是。”

“明天早上九点，带上身份证过来办入职。试用期一个月，八百。包住，不包吃。”

我感觉自己像被一个大馅饼砸中了脑袋，晕乎乎的。

八百！

包住！

要知道，我之前面试过最好的一个岗位，仓管，一个月才给六百。

“林……林总，”我结结巴巴地，“我……我真不会修。”

我怕她误会了。

林晚摆摆手，又蹲了下去，拿起烙铁，重新对着那块电路板。

“我知道。”她说，头也不抬，“我让你来，就没指望你修。”

“那你让我干什么？”

“拆。”

她的声音很平静。

“把那些客户退回来的，或者我们收过来的废旧机器，全都给我拆开。主板、内存、CPU、硬盘、电源……所有零件，分门别类，给我整理好。”

“就……就这个？”

“就这个。”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怎么，嫌简单？”

“不不不！”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一样的工作。

“行了，明天准时到。”她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晕晕乎乎地走出那个小铺面，外面的阳光好像也没那么毒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A4纸，上面“招人”两个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有力。

第二天，我准时到了。

林晚给了我一把钥匙，指了指铺面后面的一个小隔间。

“你以后就住这儿。”

隔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小桌子，窗户对着一堵墙，密不透风。

但这已经是天堂了。

至少我不用再花八块钱一晚，去住那个二十人一间的、连翻身都困难的通铺。

我的工作，真的就是拆。

林晚从各种渠道收来一堆堆的“电子垃圾”，有的是公司淘汰的旧电脑，有的是海关罚没的“洋垃圾”，有的是从别的维修店里按斤称来的坏主板。

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变成一盒盒、一箱箱的零件。

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跟收破烂的没什么区别。

但我干得津津有味。

每拆开一台机器，都像是在进行一次探险。

九十年代的电脑，品牌五花八门，内部构造千奇百怪。IBM的沉稳，康柏的精巧，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台湾产的“兼容机”，每一台的内部都像一个微缩的城市。

我把拆下来的CPU，按照针脚和型号，一颗颗插在防静电泡沫上。奔腾、486、386……它们就像一枚枚功勋卓著的徽章。

内存条，显卡，声卡，被我擦得干干净净，码放得整整齐齐。

那些坏掉的、没用的零件，我也没扔。我会把上面的电容、电阻、芯片，用烙铁一个个吹下来，按照型号大小，放进不同的格子里。

林晚偶尔会过来看我。

她不说话，就站在我身后，看我用镊子夹起一个比米粒还小的贴片电阻，放进对应的格子里。

一看就是十几分钟。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不觉得烦吗？”

我正埋头拆一个电源，头也没抬：“烦什么？”

“每天对着这些破铜烂铁。”

我想了想，说：“不烦。我觉得它们挺好看的。”

林-晚没再说话。

过了几天，她扔给我一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书很厚，封面都泛黄了。

“没事的时候看看。”她说，“光会拆，跟收破烂的有什么区别？你得知道你拆下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会坏。”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地戳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白天拆机器，晚上就着一盏昏暗的台灯，啃那本天书一样的电路设计。

很多东西看不懂，我就对照着拆下来的电路板，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去认，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地去追。

我的那个小隔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路板和元器件。

有时候，为了搞懂一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我能对着它看一整晚。

林晚好像忘了我这个人的存在。

她每天都很忙，忙着跟客户打电话，忙着去市场里淘货，忙着跟供货商扯皮。

她的铺面很小，但生意好像不错。

总有人拿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机器来找她。

“林老板，我这台打印机从香港带回来的，大陆没这个型号，您看能修吗？”

“林老板，我这个工控机的主板坏了，厂家都倒闭了，您给想想办法？”

林晚总有办法。

她会从我拆下来的那堆“垃圾”里，翻翻找找。

“陈风，把那个爱普生LQ-1600K的打印头拿给我。”

“陈风，找一下西门子的那个PLC模块，S5系列的。”

我总能以最快的速度，从成千上万的零件里，找到她要的那一个。

然后，她就拿着那个零件，一头扎进她的工作台，几个小时不出来。

出来的时候，机器通常就修好了。

我渐渐明白，我拆的那些不是垃圾。

那是一个巨大的、活的零件库。

在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物流不方便，很多进口设备的配件根本找不到。坏了，就等于一堆废铁。

而林晚，就靠着这个“零件库”，做着这种“寻宝”和“器官移植”的生意。

她是个医生，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而我，就是她的器官库管理员。

转正那天，林晚把我叫到铺面里。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个月工资，一千二。”

我捏着信封，有点厚，心里热乎乎的。

“谢谢林总。”

“别叫我林总。”她说，“叫我晚姐吧。”

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陈风，你想一直当个拆卸工吗？”

我愣住了。

“我……”

“你拆下来的那些东西，认识了多少？”

“基本……基本都认识了。”我说。

“那你看得懂电路图了吗？”

我点点头：“简单的能看懂一些了。”

“好。”她站起来，走到一个货架前，拿下来一个黑色的盒子。

“这是个索尼的随身听，机芯坏了，不转。你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修？

我只会拆啊。

“晚……晚姐，我……我没修过。”

“现在开始学。”她的语气不容置疑，“我教你。”

那天下午，林晚第一次坐在我身边，手把手地教我。

她教我怎么用万用表测电压，怎么用示波器看波形，怎么从一堆复杂的电路里，找到故障点。

她的手很巧，烙铁在她手里，像一支画笔。

“你看，这个地方的电压不对，说明前面的这个驱动芯片可能有问题。”

“这个齿轮磨损了，所以会打滑，我们得想办法找个替代的。”

我学得很慢，很笨拙。

第一次拿烙铁，就把自己的手烫了个泡。

焊一个芯片，焊了半天，引脚全都粘在了一起。

林晚没有骂我。

她只是拿过烙铁，帮我把粘连的焊脚分开，重新焊好。

“别急。”她说，“这活儿，急不来。跟绣花一样，得静下心。”

那个索尼随身听，我修了整整三天。

拆了装，装了拆。

换了两个芯片，一个电机，还用锉刀，把一个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塑料齿轮，硬生生给磨成了合适的尺寸。

当我把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那熟悉的音乐声响起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

我看着林晚，激动得说不出话。

她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错。有进步。”

从那天起，我的工作多了一项内容。

修东西。

从简单的随身听、收音机，到复杂的显示器、打印机。

林晚不再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把问题抛给我。

“这个显示器，开机没反应，你觉得从哪里查起？”

“这个主板，跑诊断卡不过内存，你分析一下有几种可能。”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

白天，我跟着林晚修机器，遇到不懂的就问。

晚上，我在我的小隔间里，抱着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和后来林晚又扔给我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啃到半夜。

我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零件。

有时候，为了验证一个想法，我会把几块废旧的电路板拼在一起，搭一个测试电路。

那段日子，很苦。

每天睡眠不足五个小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手上，新的烫伤盖着旧的伤疤。

但也很充实。

我能感觉到，自己像一块海绵，在疯狂地吸收水分。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懂得更多。

我对林晚越来越佩服。

她好像什么都懂。

无论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无论是硬件维修还是软件调试，她都能手到擒来。

我问她：“晚姐，你这些都是在哪学的？”

她正在修一个大哥大的充电器，头也没抬。

“自学的。”

“自学？”我大吃一惊。

“我爸以前是国营无线电厂的工程师。我从小就在他身边看，耳濡目染。”她说，“后来厂子倒闭了，我没考上大学，就来深圳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刚来的时候，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打螺丝。后来觉得没意思，就自己出来单干了。”

“一开始，就租了个小柜台，帮人换换电容，补补线。慢慢地，名气传出去了，生意才好起来。”

我看着她专注的侧脸，灯光下，她的睫毛很长。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看起来有些单薄的女人，身体里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

在华强北这个男人扎堆的地方，她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九七年的春天，香港回归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深圳更热了。

不是天气热，是人心热。

所有人都觉得，一个更大的机遇要来了。

林晚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她的铺面，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除了维修，她还开始做一些小批量的定制生意。

比如，给一些工厂的旧设备，加装一个数据采集卡。

或者，给一些特殊的仪器，做一个信号转换的接口板。

这些活儿，利润很高，但技术要求也高。

很多方案，都是林晚自己设计的。

她画好电路图，然后让我和新招来的两个师傅，一起把板子做出来。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拆东西的愣头青了。

我已经能独立维修大部分的电脑和外设，甚至可以根据林晚的图纸，制作一些简单的电路板。

我的工资，也涨到三千块一个月。

在九七年，这绝对算高薪了。

我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

我爸妈在电话里，激动得直掉眼泪，一个劲儿地跟亲戚邻居炫耀，说我在深圳当“工程师”了。

我没反驳。

虽然我知道，我离真正的工程师，还差得很远。

那天，林晚接了一个大单。

一个香港老板，有一批从美国进口的医疗设备，因为运输过程中的颠簸，坏了十几台。

这批设备很金贵，一台就要几十万。

厂家在大陆没有维修点，运回美国修，时间和成本都耗不起。

香港老板找到了林晚。

林晚带着我，去看了那批设备。

打开外壳，我倒吸一口凉气。

里面的电路板，比我见过的任何电脑主板都要复杂，密密麻麻的芯片，很多都是定制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而且，所有的电路板都用环氧树脂封固着，像一块块黑色的琥珀。

这意味着，你根本没法测量，也没法更换零件。

“晚姐，这个……怎么修？”我小声问。

“常规方法肯定不行。”林晚的表情也很凝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层封胶给弄掉。”

“弄掉？怎么弄？”

“我也不知道。”林晚摇摇头，“得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睡。

林晚找来了各种化学试剂，丙酮、天那水、乙酸乙酯……

我们拿着一块报废的、同样封了胶的电路板做实验。

一种一种地试。

有的试剂没反应。

有的试剂腐蚀性太强，连电路板和元件一起都融化了。

试到半夜，整个屋子都是刺鼻的化学品味道，熏得人头晕眼花。

我有点泄气了。

“晚姐，要不算了吧。这活儿，太邪门了。”

林晚没说话，她盯着那块被腐蚀得面目全非的电路板，眼神里有一种不甘心的执拗。

突然，她站起来。

“陈风，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招你？”

我一愣。

“因为……因为我说我只会拆？”

“对。”她说，“因为你敢说实话。更因为，你有一种破坏的勇气。”

她指着那块黑色的电路板。

“现在，我需要你再‘破坏’一次。”

“怎么破坏？”

“物理方法。”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疯狂的光，“化学的不行，我们就来物理的。用超声波，用热风枪，用……用你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把这层该死的胶，给我震下来，烤下来，剥下来！”

“但是……但是这样会把里面的零件也搞坏的！”

“那就想办法不搞坏！”她的声音陡然提高，“陈风，这个世界上，没有修不好的东西，只有不敢动手的人！”

我被她吼得一哆嗦。

看着她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我心底里那股沉寂了很久的、喜欢“搞破坏”的劲儿，又被点燃了。

“好！”我咬着牙说，“我试试！”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了那个小小的维修间里。

我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我用热风枪，以不同的温度和风速，对着那块封胶吹。

温度低了没反应，温度高了，胶是软了，但电路板也烤糊了。

我用超声波清洗机，把电路板放进去，加上各种助焊剂，震。

效果有一点，但很慢，而且对一些精密的芯片有损伤。

我甚至试过用冰箱去冻，想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胶和电路板分离。

全都失败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拆过的一个东西，突然从脑海里闪过。

那是一个很老的功放机，里面的变压器，是用一种叫“沥青”的东西灌封的。

当时我为了把变压器拆出来，研究了半天，最后发现，用一种特定的溶剂，加上低温，可以让沥青变脆，然后轻轻一敲，就碎了。

这个封胶，会不会也怕低温？

我找来一罐制冷剂，就是那种修空调的人用来检漏的。

对着那块实验用的电路板，我小心翼翼地喷了下去。

白色的寒气瞬间覆盖了黑色的封胶。

电路板的温度，骤降到零下几十度。

我拿起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对着封胶的边缘，轻轻一撬。

“咔嚓”一声。

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胶，应声脱落。

露出了下面崭新的、绿色的电路板。

成功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我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林晚。

她看着那块脱落的封胶，眼睛亮得吓人。

“好小子！”她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知道你行！”

接下来的工作，就变成了一项极其考验耐心的精细活。

我们用制冷剂，一小块一小块地去冻那层封胶，然后用手术刀和镊子，一点一点地把它剥离下来。

就像在做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

不能太快，怕损伤电路。

不能太慢，因为那十几台设备等着我们。

我和林晚，还有另外两个师傅，整整干了三天三夜。

困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饿了，就泡一碗面。

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手上全是细小的伤口。

当我把最后一台设备的主板清理干净，交给林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林晚接过主板，也没休息，立刻投入了维修。

因为封胶被剥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线路，测量每一个元件。

故障点很快被找到了。

是一批贴片电容，因为运输颠簸，出现了内部的微小裂纹，导致容量不稳定。

更换了这批电容，设备恢复了正常。

香港老板来提货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当场开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给林晚。

“林小姐，你是我在大陆见过最厉害的工程师！”

林晚接过支票，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只是指了指旁边累得快要瘫倒的我。

“他才是功臣。”

那个香港老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赞许。

“后生可畏啊！”

那天晚上，林晚破天荒地请我们去吃了一顿大餐。

在一家很贵的海鲜酒楼。

她开了一瓶红酒。

“这一单，我们赚了六十万。”她说，“按照规矩，陈风，你拿大头。”

她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是二十万。”

我脑子“嗡”的一声。

二十万。

在九七年，那是一个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可以在老家盖一栋最好的楼房，娶一个最漂亮的媳妇。

我的手在抖。

“晚……晚姐，这……这太多了。”

“不多。”林晚喝了一口红酒，脸颊有点泛红，“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别说六十万，我们可能还要赔钱。”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陈风，我问你，拿到这笔钱，你有什么打算？”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我……我想……想回家盖房子。”

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我来深圳，就是为了赚钱。现在钱赚到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理所当然的。

林晚沉默了。

酒楼里的气氛很热烈，但我们这一桌，却安静得可怕。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说：“也行。”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我听不懂的失望。

“你想走，随时都可以。铺子这边，我会给你留个位置。什么时候想回来了，随时都可以回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那个小小的隔间里，手里攥着那个装着二十万现金的信封。

信封很厚，很重。

但我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想着林晚说“也行”时那个失望的眼神。

回想着她手把手教我用烙铁的样子。

回想着她在我快要放弃时，吼我的样子。

回想着她指着我说“他才是功臣”的样子。

我突然发现，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个像废品站一样的铺子。

舍不得那些被我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机器。

更舍不得这个把我从一个只会拆东西的愣头青，一手带成“工程师”的女人。

第二天，我找到了林晚。

我把那个信封，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她。

“晚姐，这钱我不要。”

林晚愣住了。

“为什么？”

“我想用这笔钱，入股。”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跟着你干。”

林晚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要拒绝。

她突然笑了。

笑得比我第一次见她时还要灿烂。

“好。”她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只想回家盖房子的人。”

从那天起，我成了林晚的合伙人。

我不再是她的员工，而是她的战友。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维修，到设计，再到生产。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启明电子”。

意思是，开启明天。

我们不再满足于给别人修修补补。

我们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

九八年，我们做出了国内第一款兼容VCD、CD、MP3的“超级解码板”，在华强北卖疯了。

九九年，我们推出了自己的MP3品牌，虽然比不上当时如日中天的创新和帝盟，但在国产货里，也算站稳了脚跟。

两千年，互联网浪潮来了。

我们又一头扎进了网络设备领域，做路由器，做交换机。

公司从一个小小的铺面，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写字楼。

员工从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

我也从那个住在小隔间里的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有了自己的车，自己的房。

但我还是喜欢待在公司的实验室里。

实验室里，有一个专门的房间，被我布置得和我当年那个小隔间一模一样。

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垃圾。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待在里面，拆东西。

拆那些最新的手机，最新的电脑，最新的无人机。

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而是一种休息。

是一种对自己初心的回望。

林晚，哦不，现在大家都叫她林董了。

她还是那么忙，那么拼。

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眼神，比以前更加沉静和从容。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搭档。

在工作上，我们有争吵，有分歧，但最终总能达成一致。

在生活上，我们是彼此最信任的朋友。

很多人都猜测过我和她的关系。

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是一种超越了爱情和友情的，革命般的战友情谊。

我们是一起从枪林弹雨的商场里，背靠背杀出来的袍泽。

有一次，公司来了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名校毕业，意气风发。

在一次会议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质疑我的一个技术方案。

“陈总，您这个方案太保守了，完全是十年前的思路。现在都用模块化设计了，谁还去研究底层电路啊？”

我没说话。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林晚开口了。

她看着那个年轻人，淡淡地说：“你知道我们公司是怎么来的吗？”

年轻人摇摇头。

“我们公司，是从华强北一个二十平米的铺子里，靠拆废品拆出来的。”

她指了指我。

“这位陈总，当年就是我们公司首席‘拆卸工程师’。”

“他拆过的CPU，比你见过的都多。他焊过的电路板，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你懂模块化设计，很好。但你不知道，当你的模块坏了，而供应商又倒闭了的时候，该怎么办。”

“他知道。”

“他能把你的模块拆开，把里面那个比芝麻还小的芯片换掉，让它重新工作起来。”

“这，就是我们‘启明’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我们不只懂怎么用最新的东西，我们更懂，东西为什么会坏，以及坏了之后，怎么把它修好。”

“这，叫底层逻辑。”

林晚说完，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那个年轻人，脸涨得通红。

从那天起，公司里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我的“老土”。

他们开始叫我“拆总”。

这个外号，我挺喜欢。

又是一个夏天。

深圳的空气，依然是黏的。

但我已经闻不到当年的机油味和廉价香水味了。

取而代之的，是写字楼里中央空调的冷气，和咖啡的香气。

我站在我那间可以俯瞰整个深南大道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

桌上，放着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九六年，我和林晚在那个小铺子门口的合影。

照片上的我，穿着那双开口笑的解放鞋，笑得又傻又土。

林晚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扎着马尾，眼神锐利，嘴角却带着一丝笑意。

背景里，那张写着“招人”的A4纸，清晰可见。

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个年轻的，叫林晚的女老板，看着那个局促不安的，叫陈风的小伙子。

她问：“你会不会修电脑？”

小伙子紧张得手心冒汗，却鼓足了勇气，说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

“我不会修。”

“但我会拆。”

谁能想到呢。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一句看似愚蠢的回答，一个看似荒唐的开始，却成就了一段意想不到的人生。

有时候，承认自己的“不会”，比假装自己“什么都会”，需要更大的勇气。

而懂得欣赏这种“不会”的人，比那些只看重“会”的人，拥有更长远的眼光。

我很庆幸。

在九六年的那个夏天，我遇到了林晚。

她不仅给了我一份工作，更教会了我，如何把“拆”，变成一种创造。

如何从一堆废墟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

来源：小轩科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