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给机器上油，听着震耳欲聋的轰鸣，脑子里一片空白。

77年的风，刮在脸上，还带着一股子没散尽的凉意。

街上刷着石灰水的标语，被雨水冲得斑斑驳驳，像是人脸上的泪痕。

我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给机器上油，听着震耳欲聋的轰鸣，脑子里一片空白。

未来是什么？

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

师傅说，有个铁饭碗，饿不死，就是天大的福气。

我信了。

直到那天下午，我提着从食堂打回来的饭盒，抄近路穿过纺织厂的家属区。

一阵锣鼓声和乱糟糟的口号声，像一盆脏水，兜头泼了过来。

我停下脚步，踮起脚尖往里看。

人群围成一个圈，中间跪着一个人，头发花白，乱得像一团鸡窝。

脸上，脖子上，全是黑墨汁。

胸前挂着个牌子，我眯着眼，看清了上面的字：反动学术权威——陈敬之。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

陈老师？

那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

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比啤酒瓶底还厚。他念起古诗词，摇头晃脑，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韵味。

他曾经摸着我的头说：“林卫东，你这孩子有灵气，别把书本丢了。”

可现在，他跪在那里，背被人往下死死地按着，头几乎要埋进尘土里。

那副标志性的厚眼镜，碎了一边，孤零零地挂在耳朵上，晃来荡去。

一个红袖章跳上台子，抓着他的头发，逼他抬头。

“说！你给学生灌输了多少封资修的毒草！”

陈老师的嘴唇哆嗦着，没出声。

“不说是吧？嘴硬是吧？”

那人一巴掌扇过去。

“啪”的一声，脆得吓人。

陈老师的头歪到一边，那半边破碎的眼镜，终于还是掉在了地上，被人一脚踩得粉碎。

我的心，像是被那只脚一起踩了。

疼，说不出的疼。

围观的人，有的麻木，有的跟着起哄，有的悄悄别过脸。

我攥紧了手里的饭盒，铝制的饭盒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不敢再看，转身就跑。

身后的口号声，像无数只手，在后面追着我，抓着我。

“打倒陈敬之！”

“砸烂他的臭老九狗头！”

我跑回我们那栋筒子楼，一头扎进自己那个小小的房间。

我爹妈还没下班。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里面的白菜炖豆腐已经凉了，泛着一层油腻的白沫。

我一口也吃不下去。

脑子里全是陈老师那张沾满墨汁的脸，和他空洞、无神的眼睛。

晚上，我爹回来了。

他是我爸厂里的车间主任，一辈子谨小慎微，信奉的哲学是“枪打出头鸟”。

吃饭的时候，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不在焉。

“今天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似的。”我爹看了我一眼。

“没什么。”我含糊地说。

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不敢说我看到了陈老师。

我知道我爹的脾气，他会立刻警告我，离这些“牛鬼蛇神”远一点，千万别惹祸上身。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邻居家的收音机在唱样板戏，咿咿呀呀的，听得我心烦。

我想起陈老师。

他教我们《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教我们鲁迅，说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那时候，我们似懂非懂，只觉得这个戴着厚眼镜的老师，跟别人不一样。

他让我们写的周记，从来不打分，只在下面写长长的评语。

我的第一篇被他夸奖的周记，写的是我家屋檐下的一窝燕子。

他写道：“卫东同学，你有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柔软的心。请一定保持下去。”

一颗柔软的心。

我的心现在硬不起来。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被关在哪里？

我得去看看他。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我害怕。

真的怕。

被抓住了，我这份工人的工作可能就没了，甚至可能……跟他一样。

可我更怕。

我怕我就这么心安理得地睡着了，然后明天继续去上油，听噪音，把陈老师的脸忘得一干二净。

那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我自己。

我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

饭锅里还有半个窝头，是我妈给我留的宵夜。

我拿起窝头，又从咸菜坛子里捞出几根咸萝卜条，用一张干净的废报纸包好。

我爹的鼾声像拉风箱一样，均匀而沉重。

我屏住呼吸，轻轻拉开门栓。

“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像一声惊雷。

我爹的鼾声停了。

我吓得一动不敢动，心脏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

过了足足半分钟，那鼾声才又响起来。

我松了口气，闪身出了门。

楼道里黑漆漆的，只有尽头厕所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我凭着记忆，摸索着下了楼。

夜风很凉，我打了个哆嗦。

我知道他们这种“有问题”的人，通常会被关在单位的杂物间、仓库，或者废弃的防空洞里。

我们管那叫“牛棚”。

纺织厂的牛棚，我听说过，就在厂区最里面的一个旧仓库。

那里以前是堆放棉料的，后来着了火，就废弃了。

我借着月光，像个贼一样，贴着墙根走。

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我的心跳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纺织厂的大门关着，但旁边有个小门，门卫室亮着灯。

我绕到厂区的围墙后面。

那里的墙头因为年久失修，塌了一块，刚好能容一个人钻过去。

我小时候掏鸟窝，经常从这里钻。

我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手脚并用地爬了进去。

厂区里死一样地寂静。

高大的烟囱像个沉默的巨人，在夜色中投下巨大的阴影。

我凭着记忆，朝那个废弃仓库的方向摸过去。

仓库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只在门上留了一个小小的方口，像是送饭用的。

我凑近了，闻到一股霉味和馊味。

“陈老师？”我压低了声音，对着那个小口喊了一声。

里面没有回应。

“陈老师，是你吗？我是林卫东。”

我的声音在发抖。

里面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然后，一双眼睛出现在那个小方口后面。

在黑暗中，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卫东？”

是陈老师的声音，沙哑，虚弱，但确实是他。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了。

“老师，我……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我手忙脚乱地把那个纸包从方口递进去。

里面的人沉默了一下，接了过去。

我听到纸张被打开的声音，然后是狼吞虎咽的咀嚼声。

他该有多饿啊。

“老师，你……你还好吗？”我哽咽着问。

“死不了。”他含糊地说，嘴里塞满了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吃完了。

“孩子，快走。”他说，“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

“我……我明天还来。”我说。

“别来！”他的声音严厉起来，“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他们要是看见了，你这辈子就毁了！”

“我不怕。”我说。

其实我怕得要死。

“胡闹！”他低吼道，“听老师的话，回去！以后永远别再来！就当不认识我！”

他说完，那双眼睛就从小方口后面消失了。

任凭我再怎么喊，里面都再也没有一点声音。

我站在原地，呆了很久。

夜风吹得我浑身冰凉。

我把眼泪擦干，转身，从墙头的缺口钻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我的腿还是软的。

但我心里，却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得硬朗起来。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

师傅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病了。

我说没有，就是没睡好。

一整天，机器的轰鸣声好像都离我很远。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晚上，我还要去。

他越不让我去，我越要去。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那不叫听话，那叫没良心。

晚上，我故技重施。

这次，我带了两个热乎乎的白面馒头，还有一个煮鸡蛋。

这是我用我一个月的肉票，偷偷在黑市上跟人换的。

我爹要是知道了，非打断我的腿。

我再次来到那个仓库。

“陈老师？”

没有回应。

“老师，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把吃的放这儿了，你记得拿。”

我把东西放在小方口的窗台上，转身想走。

“拿回去。”

他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带着一丝疲惫的怒意。

“我不拿。”我倔强地说。

“你想害死我，也害死你自己吗？”

“我只想让你吃顿饱饭。”

我们隔着一扇门，僵持着。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无奈。

“跟你学的。”我说。

我听见里面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

“东西放下，赶紧走。以后……隔三天来一次。不，五天。五天来一次就行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亮了。

“好！”我响亮地答应了一声，又怕被人听见，赶紧捂住嘴。

“别从正门走，西边围墙有个狗洞。”他又嘱咐了一句。

我笑了。

“我知道。”

从那天起，我成了陈老师的秘密“后勤兵”。

每隔几天，我就会在深夜里，揣着各种各样我能弄到的食物，去见他。

有时候是一个烤红薯，有时候是几个肉包子，有时候，是我妈包的饺子，我偷偷藏下来的。

我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问我厂里的事，问我每天都干些什么。

我说，就是给机器上油，擦机器，听师傅骂人。

“没看书？”他问。

“看什么书啊，”我自嘲地笑笑，“现在谁还看书。”

“书，什么时候都得看。”他的声音很轻，但很有力，“脑子跟机器一样，不转，要生锈的。”

“哪有书看啊。”

“你去找。旧书摊，废品站，总能找到的。”他说，“找《古文观止》，找唐诗宋词，找《史记》……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

我答应了。

我开始在休息日，骑着我那辆破凤凰牌自行车，满城地转悠。

在废品收购站的角落里，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宝贝。

一本缺了封面的《唐诗三百首》，一本被水泡得皱皱巴巴的《鲁迅小说集》。

我把它们当宝贝一样，藏在床板下面。

晚上，等我爹妈睡着了，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

很多字不认识，很多意思不明白。

下次去见陈老师的时候，我就一股脑地问他。

他就隔着那扇门，在黑暗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讲。

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讲祥林嫂，讲阿Q。

那些深夜里的“课堂”，成了我生命里唯一的光。

我感觉我那个生了锈的脑子，被他一点一点地擦亮，上了油，又重新转动了起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送饭，看书，听他讲课。

我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他发现我经常在半夜悉悉索索地出门。

也发现我床底下藏着的那些“废纸”。

一天晚饭，他突然放下筷子，盯着我。

“你最近，在干什么？”

我心里一咯噔。

“没……没干什么啊。上班，下班。”

“我问你晚上！”他声音不大，但很有压迫感。

我妈赶紧打圆场，“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

“妇人之见！”我爹瞪了我妈一眼，又转向我，“我告诉你林卫东，现在什么时候？不求你有出息，只求你别给家里惹祸！那些不该来往的人，不该看的东西，你给我离得远远的！”

他说的“不该来往的人”，我知道，指的就是陈老师。

我低下头，没说话。

“听见没有！”他一拍桌子。

我猛地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

“爸，陈老师是个好人。”

“好人？”我爹冷笑一声，“现在世道，好人坏人分得清吗？上面说他是坏人，他就是坏人！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想翻天？”

“他教过我！他饿着肚子，快要死了！”我吼了出来。

“那也轮不到你去救！”我爹也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你这是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你知不知道！”

“我……”

“从今天起，晚上不准出门！那些破书，我明天就给你烧了！”

那天晚上，我们不欢而散。

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第一次对我爹产生了强烈的恨意。

他不是坏人，我知道。

他只是怕。

被那些年的运动，吓破了胆。

可我不能听他的。

如果听他的，我就成了我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两天后，我趁着我爹在厂里值夜班，又偷偷跑了出去。

我带了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瓶二锅头。

我想，他一个人在里面，冷，喝点酒能暖暖身子。

当我把酒递进去的时候，他愣住了。

“你这孩子……”

“老师，天冷，喝点。”

他没再拒绝。

我听见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小口。

然后是一阵压抑的咳嗽。

“好酒。”他嘶哑地说。

那天晚上，他好像有点喝多了。

话也比平时多。

他给我讲他的大学，讲他的老师，讲他曾经的梦想。

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一辈子当个老师，把他知道的东西，都教给学生。

“可惜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现在，我成了毒害学生的毒草了。”

“老师，不是的。”我急切地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他沉默了。

许久，他才说：“卫东，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人，不能没有书，不能没有知识。这是我们跟动物，唯一的区别。”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在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春雷一样，炸响了。

1977年10月21日。

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日子。

厂里的广播，突然播送了一条重要新闻。

中央决定，恢复从1966年起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凡是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

恢复高考！

整个车间，在那一瞬间，安静得可怕。

然后，像是烧开的水一样，瞬间沸腾了。

老师傅们愣愣地站在原地，年轻的工友们则激动地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我也懵了。

高考？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遥远得像神话一样的词。

我这种初中都没正经读完的工厂学徒，跟我有关系吗？

我茫然地看着周围狂喜的人群，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下班后，我魂不守舍地往家走。

路上，到处都是在议论这件事的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混杂着激动、迷茫和渴望的复杂表情。

一个时代，好像真的要变了。

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纺织厂。

我甚至等不到天黑。

我跑到那个仓库门口，用力地拍打着那个小方口。

“陈老师！陈老师！”

“出什么事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警惕。

“恢复高考了！”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广播里说的，要恢复高考了！”

里面，死一般的寂静。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什么都听不到。

“老师？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听出，那声音里，有无法抑制的颤抖。

“卫东。”他叫我的名字。

“哎。”

“你……去报名。”

我愣住了。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几乎笑出来，“老师，你别开玩笑了。我才读了几天书？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去考？考什么？”

“去考！”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不容置疑，“你必须去考！”

“我……我不行的。”我底气不足地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他一字一顿地说，“这几个月，你读的书，比很多人十年读的都多！你的脑子，是活的！”

“可是……”

“没有可是！”他打断我，“卫东，你听着。这是改变你一辈子命运的机会。你难道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吵得人头疼的工厂里，给机器上油吗？”

我沉默了。

我不想。

我当然不想。

“你难道不想堂堂正正地走进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我想。

我做梦都想。

“这是唯一的路。”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知识，是你唯一的出路。考上去，你的人生，就活了。”

我站在仓库外面，初冬的冷风吹着我的脸。

我的血，却一点一点地热了起来。

“老师，”我深吸一口气，“我……考什么？”

“文科。”他毫不犹豫地说，“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还有数学。”

“我……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教你。”

这三个字，从那扇冰冷的门后传出来，却带着滚烫的温度。

“我教你。”

从那天起，我们的深夜会面，内容完全变了。

我不再只是送饭。

我成了他唯一的学生。

我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部拿去买了练习本和笔。

我把我在废品站淘来的所有课本，都带了过去。

没有桌子，我就趴在地上写。

没有灯，我就点一根蜡烛，把光亮凑到那个小小的方口。

他在里面，我在外面。

他凭着记忆，给我梳理那些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知识点。

“数学，从初一开始补。方程式，函数，几何……”

“历史，记住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秦汉，唐宋，明清……”

“地理，把中国地图背下来，哪是平原，哪是山脉……”

最重要的是语文。

那是他的老本行。

他让我背古诗，背文言文。

他给我分析鲁迅的文章，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

他让我写作文，我写好了，从门缝里塞进去。

第二天，他再塞出来。

上面用烧黑的木炭，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

我的字，他的字，在昏暗的烛光下，交织在一起。

那段日子，苦得像黄连。

我白天要在车间里干十个小时的活，累得像条狗。

晚上，我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其余的时间，全都在学习。

我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眼眶深陷，脸色蜡黄。

我妈心疼得直掉眼泪，天天给我煮鸡蛋。

我爹依旧板着脸，但他没再阻止我。

他只是偶尔在我深夜出门时，会说一句：“早点回来。”

他也没再提烧我书的事。

有一次，我甚至发现，我桌上多了一瓶墨水和几根崭新的钢笔。

我知道，是他买的。

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妥协和支持。

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经常在寒风里，冻得手脚都失去了知觉。

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

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我去见陈老师，跟他诉苦。

他只是平静地问我：“比起这点苦，你觉得，一辈子待在工厂里，哪个更苦？”

我无言以对。

他又说：“卫东，撑过去。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的。但你只要撑过去，天，就亮了。”

我咬着牙，撑了下去。

12月，考试的日子到了。

那是一个晴朗但严寒的日子。

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

而那年的录取名额，只有27万。

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被分在市三中的考场。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腿肚子都在打颤。

放眼望去，考场里什么样的考生都有。

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有比我大十几岁、拖家带口的“老大哥”，甚至还有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叔”。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渴望和紧张。

那是一代人被压抑了十年的梦想，在这一刻，集体迸发。

我找到我的座位，坐下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团。

那是我昨天晚上，从陈老师那里拿到的。

我打开它。

上面是陈老师用木炭写下的两行字，字迹潦草，但力透纸背。

“沉着，冷静。你准备好了。”

我把纸团紧紧攥在手心，直到手心出汗。

我的心，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

第一场，考语文。

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作文题，差点笑出声。

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战斗的一年。

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无数个画面。

深夜的仓库，昏黄的烛光，陈老师沙哑的声音，我被冻僵的手指，我爹放在桌上的那瓶墨水……

这不就是我的战斗吗？

我的文思，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我几乎没有停顿，笔尖在粗糙的纸上沙沙作响。

我把我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希望和痛苦，都倾注了进去。

接下来的几门考试，我都感觉异常顺利。

很多题目，都像是陈老师给我押中了一样。

尤其是历史，那些他反复强调的时间和事件，都考到了。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冬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暖洋洋的。

我有一种虚脱般的感觉。

结束了。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尽力了。

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那个仓库。

我把考试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当我说到作文题的时候，我听见他在里面，轻轻地笑了一声。

“好，好啊。”他说。

“老师，我能考上吗？”我忐忑地问。

“把一切交给命运。”他说，“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所有事。剩下的，听天由命。”

等待发榜的日子，是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我恢复了在工厂的作息，但魂不守舍。

车间的噪音，好像也变得不那么刺耳了。

我爹妈比我还紧张，每天都去打听消息。

终于，在一个下雪的午后。

邮递员那声清脆的“林卫东，有你的信！”，响彻了整个筒子楼。

那一刻，整栋楼都安静了。

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所有的脑袋都伸了出来。

我爹哆嗦着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印着鲜红的几个大字：北京大学。

我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试了好几次，都撕不开信封。

最后，是我妈一把抢过来，刺啦一声撕开。

她拿出里面的那张纸，看了半天，然后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考上了！考上了！我儿子考上北大了！”

我爹一把夺过通知书，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这个一辈子没掉过几滴眼泪的男人，转过身，用手背狠狠地抹着眼睛。

我站在原地，傻了。

邻居们一拥而上，道喜声，羡慕声，议论声，响成一片。

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不真实的，美得冒泡的梦。

我从人群中挤出来，疯了一样往外跑。

我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跑向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我跑到仓库门口，顾不上什么规矩，用力地捶着门。

“陈老师！陈老师！我考上了！我考上北大了！”

我哭着，喊着，把脸贴在冰冷的门板上。

“我考上了！你听见没有！”

门，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拉开了。

刺眼的阳光照了进去。

我愣住了。

陈老师站在门口，他瘦得脱了相，但腰杆挺得笔直。

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洗得很干净。

头发也梳理过了。

脸上，没有了墨汁，只有岁月刻下的皱纹。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我听见了。”他笑着说，“我们卫东，考上北大了。”

他的身后，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人。

其中一个，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同志，谢谢你。陈老师的问题，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是搞错了。我们来接他回家。”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原来，天，真的亮了。

几个星期后，我要去北京报到了。

临走前，我去陈老师的新家看他。

他被安排住进了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宿舍，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

师母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屋子里飘着饭菜的香味。

陈老师坐在书桌前，戴着一副新配的眼镜，正在看书。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温暖而安详。

“老师。”我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到我，笑了。

“来了？坐。”

他给我倒了杯水。

“东西都收拾好了？”

“嗯，都好了。”

我们相对而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千言万语，好像都堵在喉咙里。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卫东，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

“那里有全国最好的老师，有浩如烟海的书籍。你要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收水分。”

“不要怕跟人争论，真理越辩越明。但要记住，尊重你的对手。”

“保持你那颗柔软的心，但也要有坚硬的骨头。”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而温和。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前面的路，很长，也很宽。大胆地往前走，不要回头。”

我用力地点头，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刻在心里。

师母端出热腾腾的饺子。

“快吃，快吃，吃了饺子，出门顺顺利利。”

我吃着饺子，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滴在饺子皮上，和醋混在一起，又咸，又酸。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爹妈，陈老师夫妇，都来送我。

我爹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只是不停地嘱咐我：“照顾好自己，钱不够了就写信回来。”

我妈一直在哭。

陈老师没说什么，只是朝我挥了挥手。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心里明白，一个属于我的时代，开始了。

而开启这个时代的引路人，是我的老师，陈-敬-之。

大学四年，我像一头饥饿的狼，扑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

我和同学们在未名湖畔，彻夜争论一个康德的哲学问题。

我在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萨特，读到了加缪，读到了那些曾经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

我的世界，被无限地撑开了。

我每个月都会给陈老师写一封长信。

跟他汇报我的学习，我的思考，我的困惑。

他也每次都给我回信。

他的信，成了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最大的慰藉和指引。

他告诉我，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他告诉我，要关注脚下的土地，关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他告诉我，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真话。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了。

我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就像他一样。

当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看着下面那一双双年轻、求知的眼睛时，我突然明白了陈老师当年的那个梦想。

把你知道的东西，都教给学生。

这是一种传承。

陈老师也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讲台。

他成了我们那个省最有名的古代文学专家。

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感觉从未远离。

我们是师生，是忘年交，更是精神上的父子。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教师，变成了鬓角染霜的教授。

我的学生们，遍布各行各业。

而陈老师，也老了。

他退休了，身体大不如前。

前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

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赶了回去。

在病床前，我看到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拉着我的手，力气小得像个孩子。

“卫东……回来了……”

“我回来了，老师。”我握紧他的手。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

“那年……那年的窝头……真香啊……”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我趴在他的床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却笑了。

那笑容，就像很多年前，我从门缝里看到的那样，温暖，有力量。

陈老师最终还是走了。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作为他的学生代表，致了悼词。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他戴着眼镜，微笑着，儒雅，温和。

我想起了77年的那个下午，他跪在地上，满脸墨汁的样子。

想起了那个深夜，他隔着门板，教我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样子。

想起了那张写着“沉着，冷静”的小纸条。

我突然明白。

他不仅仅是给了我知识，也不仅仅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那个所有人都绝望、麻木、扭曲的年代，他用他那副被打断的脊梁，硬生生地撑起了一片天。

他守住了一个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和风骨。

也守住了我心里那点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的，最朴素的火种。

他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他用自己的生命，照亮了我的路。

如今，我也老了。

我常常会给我的学生们，讲起77年的那个冬天。

讲起那个废弃的仓库，那扇小小的门，和那个隔着门板给我上课的老师。

学生们听着，觉得像一个遥远的故事。

他们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荒唐和残酷。

也无法理解，一个窝头，一本破书，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但我知道，那不是故事。

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前几天，我回了一趟老家。

红星机械厂早已经倒闭了，成了一片废墟。

我们住过的筒子楼，也被推平，盖起了崭新的商品房。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纺织厂的位置。

那里，成了一个市民广场。

大妈们在跳着广场舞，音乐开得震天响。

孩子们在追逐嬉戏。

一片祥和，一片繁荣。

我找到了当年那个仓库的大概位置。

那里，现在是一个漂亮的花坛。

花坛里，月季花开得正艳。

我站在花坛前，站了很久。

仿佛能穿过四十多年的时光，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在深夜里，怀揣着一个滚烫的红薯，像个贼一样，小心翼翼地靠近。

也仿佛能听到，从那片黑暗里，传出的沙哑而坚定的声音。

“书，什么时候都得看。”

“撑过去，天，就亮了。”

我笑了笑，转身离开。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知道，我脚下的这条路，是他给我指引的。

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直到，我也变成那束，可以照亮别人的光。

来源：情深月为友